国币通鉴1884-1949_何代水编著_9787547873762

《国币通鉴18841949》讲述1884至1949年间由晚清洋务运动而兴起的围绕中国机制钱币展开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人文与收藏的探索。本书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为线索，以全景的视角首创性地将金币、银币、铜币与机制方孔钱等近代机制币四大门类以及民国后期镍币、铝币置于时代发展的叙事之中，展示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内容生动而立体，耐人寻味。《国币通鉴18841949》是一部全景式展示中国近代钱币丰富细节的大成之作，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阅读之趣。

笔者自小因喜爱历史而兴起中国古币收藏的爱好，又常因探究古币背后的史实故事而深受感动。2022年笔者着手整理近代中国机制币的收藏故事，历经数年终于完稿了《国币通鉴18841949》。近代中国，列强环伺，政府积弱。圜法不振，经济疲靡。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开了一系列各地造币的序幕，即便在清末以及民国末年，中央政府意图收回造币权，定于一尊，也难以力挽狂澜于既倒，币制最终走向崩溃。但正是在这样的货币制度之下，诞生了千姿百态的机制币，这些钱币也许是那个时代最鲜活的注脚之一。拙著的国币专指近代中国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内，由国人所发行的货币。
《国币通鉴18841949》着眼于鸦片战争之后，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浪潮下，中国以西式机器造币所涉及的政治、经济、人物与收藏的相关故事。笔者领略到那个机制币时代国人面临列强侵略自强求富的探索、中体西用的实践，直至辛亥革命的转机、军阀混战的无奈、抗战胜利的决心以及振兴中华的信心。笔者欲以本书分享国币收藏及背后史实与轶闻。
近代中国金、银、铜机制货币肇始于清末光绪年间，它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洋务新政之一，其造币技术与设备虽主要来自西方各国，但当时的钱币却是中体西用的产物，它以中体为基础，而采西用的技术来造币。中国最早以西方的专业设备来造币应是由方孔钱开始，方孔铜钱是中国自古以来由政府所发行，常用翻砂法铸造，以文(又称钱)为基本计数单位的法定货币，不仅具备货币的价值衡量、流通、储藏与支付等功能，也是皇权信用的象征以及商民经济活动的基础。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以后，限定以一钱二分(约4.5克)为铸钱的标准重量，自此成为定制，故亦称制钱。
随着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西班牙、荷兰等外国银币流入中国市场，渐在沿海及长江流域广泛流通，在白银货币化大势所趋之下，明朝万历皇帝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于1581年(明万历九年)推广一条鞭法到全国，新法规定将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白银正式成为中国的法定货币，自此中国进入银铜复本位制(又称银钱复本位制)。西方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至清代白银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流通货币，民间大体遵循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原则。钱币学家彭信威说：明中叶到清末是银钱平行本位。所谓平行本位，就是说各种货币都可以无限地使用，而彼此间没有固定的比率，随市价作盲目的波动。银两、制钱之间的比价由市场供需决定，但天灾、战争、贸易、矿源、私铸、甚至国外的战争、政经事件等都会影响其波动，长久剧烈涨跌就会导致银贵钱贱或银贱钱贵的现象，由于政府缺乏有效的监管技术，铸钱多寡造成通货膨胀或紧缩，都直接影响人民日常生计，严重的话甚至酿成民间起义。晚清的太平天国起义与辛亥革命的爆发，其根源也是与上述金融问题无法获得有效改善有关。
1840年至1842年(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中英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最终清军战败，中国被迫签订近代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通称《南京条约》,条约包含割地(香港岛)、赔款，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等，此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没有促使清政府认识到自己的落后，直到二十年后的1860年(咸丰十年)10月，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京城，火烧圆明园。如此刻骨铭心的惨痛教训，唤起以恭亲王奕诉以及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一些大臣痛定思痛，他们认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才是应对方法，推行先以自强、后以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Westernization Movement),又称自强运动(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其后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清朝统治得以稳固。有学者说就是这一代一些人物的努力，使得清朝得以苟延残喘，再延命五十年。
洋务运动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思想指导，当各地如火如荼建立兵工厂或机器局，生产国防自强所需的洋枪军火以外，也同时思考如何利用这些设备来求富。他们首先采用机器局的设备来提升传统制钱的生产效率，制造机制母钱来取代手雕祖钱。其后，进而以机造方孔钱来取代铸造制钱，奈何机器工艺、成本无法改善，往往得不偿失而停造。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起，广东当局引进英国造币机器，首先发行的铜元是以银圆为换算基准的一分辅币，因与中国传统社会以制钱为单位的使用习惯不合，改以制钱为本的虚值当制钱十文铜元便应运而生，此后直到清末各省大多以当十文铜元来替代方孔制钱的使用。由于中国铜元依据的是中国传统的制钱本位，沿袭咸丰大钱制度，因此中国铜元虽然在外形及制造工艺上仿照西方钱币，但本质上还是中国传统货币的延展。由于陈旧币制的缺陷，加之政治昏暗和吏治腐败，曾经是济世纾困的铜元制造不足五年，各省钱局竞相滥造，造成币制新一轮的混乱。
明清的银本位制其实是银两本位制,有别于当时西方的银币本位制。清末外国银圆大规模流入中国，由于其按枚计值、成色统一，很快在民间流行，乃至于市场价格高于成色较高的纹银。政府的税赋出纳皆以标准纹银为计算的基础，然而市面上流通银圆和银两种类五花八门，因此各地银钱业需要根据重量和平色计算价值，但各地标准尚未统一，相互之间折算异常复杂，平民百姓在日常用银过程中常为官员、钱商所剥削。许多洋务派人士已经意识到银两本位制度存在的弊端，因此1884年(光绪十年)吉林率先以机器局的设备制造吉林厂平银两币。1887年(光绪十三年),广东引进英国造币设备，仿造洋圆的重量与成色制造光绪元宝银币系列，引领风潮，其后各省纷纷跟进造币。
晚清推行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技术颇有成效，但比不过日本明治维新的积极与彻底。清军在甲午战争中再次战败，然后清政府才试图改革政治，虽有戊戌变法，却半途而废。后来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因战败欠下巨额外债。由于列强强迫清政府借银还金，在银价低迷下财政因英镑升值亏空巨大(即镑亏),并且列强在对华条约中也要求清政府改革币制，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下开始考虑确定国币的问题。最初这一讨论争论点在于货币本位问题，但随着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和袁世凯反对金本位，并且清政府也缺乏足够的黄金，因此最终选择了银本位作为国币发行的本位。选择银本位后，清政府内部开始争论银币的单位问题：奕助、袁世凯等人主张中国应该制造两制银币，而代表沿江沿海省份的载泽、盛宣怀等人则坚持沿用外国银币七钱二分的规格，两派相持不下，史称圆两之争。清朝大臣中最早引进西方设备自造银币的张之洞，在1890年于广州初次发行银币时沿用洋钱七钱二分之制，但到了1904年却倒向了两制货币。张之洞认为新货币既然作为国币就必须彰显传统制度，没有理由沿用外国制度，如果继续仿照外洋只会让外洋在国内通行无阻。在户部的支持下，张之洞令湖北银圆局发行一两银币，但市场反应并不理想。1910年4月，载泽主持的度支部最终颁布《币制条例》确定圆为法定货币单位，但没有废除银两。由于辛亥革命爆发，《币制条例》很快沦为空文。事实上，晚清自庚子之变后才有了比较具体的政治改革，但那已经不能挽回清政府灭亡的命运。
武昌起义后，新生的民国继承了清政府的货币财政，最初由于战争的影响，各地币制比清末更为混乱。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出台《币制纲要》,采用金汇兑本位制，在法律上规范银圆制造和发行，维持银圆的主币地位，但其权力很快为袁世凯所攫取。北洋政府为了整理币制，在1914年颁布了《国币条例》,重新确立清末银本位制度，并将一圆银币作为无限法偿的本位货币，铜元则为银圆辅币。从1914年开始，天津和上海都开始制造袁大头银币作为新的国币。由于袁大头平色稳定，很快于1915年取代了原来前清龙洋的洋厘市场(银圆/银两互换)行情，并于1919年彻底废除鹰洋行情，一举成为中国国内银圆的唯一主币。然而内陆地区的大额交易，仍然在使用银两，并且各地商界仍将形式化的虚银两作为记账单位。袁大头流通的同时各种成色的银圆仍在流通，因此银圆本身也需验色使用。对于普通商户而言，两圆并行的现实令其需要同时准备两和圆,外贸需要用到海关两，国内贸易则用银圆，银两或者银圆不够用的时候则需要到钱庄把持的洋厘市场互换货币，钱庄从中抽取至少0.125%的佣金。对于政府而言，作为主要税源的海关关税仍在使用银两，使得政府财政管理效率不彰。
辛亥革命成功后的近二十年中，历经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洋军阀混战、北伐战争与中原大战等动荡，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和平岁月，军阀割据、战争和自然灾害导致人口减少、经济损失，各地民生凋敝、币制混乱，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获得短暂休养生息的机会。
1929年，全球经济陷入大萧条，国际银价下跌，采用银本位的中国反而有利于出口。1933年，国民政府财政部排除万难，发布废两改圆令，正式废除银两的流通，使得国内货币得以统一。193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拯救其国内经济发布《购银法案》,由财政部购入白银作为储备，顿时引起国际银价高涨。中国当时是世界主要的银本位国家之一，此时出现白银外流，通货紧缩引发利率急速上升，部分银行钱庄倒闭，于是货币改革成为国家理财当务之急。1935年11月上旬，国民政府颁布《财政部改革币制令》,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后加入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法币为国家发行之信用法定货币，取代银本位的银圆，镍、铜币则为其辅币。法币的发行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使用近五百年的银本位币制。
1937年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弱国，不具备现代化军工体系。日本则是当时亚洲唯一一个基本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中国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以三千五百万人以上的伤亡，最后取得对日抗战的胜利。抗战期间财政支出增加，国民政府开始大量发行法币，以向民间取得作战所需的物资，到了战后面额总值比战前增加约四百倍。1946年后国民党当局打内战的军费居高不下，因而任意发行法币，其发行量更加大增，三年间增加竟超过一千倍，造成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1948年金圆券取代法币，通胀进一步加剧，金圆券迅速崩溃。1949年国民政府与金圆券同时退出了历史舞台。
全书以1884年至1949年所制造的各省机制币为引子,以概述钱币的出处缘由为起点，旁征博引相关历史与轶事。自吉林开始，以洋务运动的机器局或造币厂开制的时间为序，清末民国的省(市)为单元，描绘波澜壮阔的国币历史，并辅以重要收藏家的小传以及珍稀钱币的收藏说明。钱币收藏家张綱伯曾提出在研究钱币学要在详稽实物，参证史志，按诸货币原理，以究其制作沿革、变迁源流，利病得失之所在，治乱兴替之所系。笔者以此作为收藏研究的圭臬，除了孜孜不倦研读前辈的钱币大作，也在汗牛充栋的坊间书籍中找寻相关人物与事件的历史故事、名人传记、媒体逸闻等蛛丝马迹，以期能创作出更为鲜活与意趣的《国币通鉴18841949》。
感谢施新彪、孙浩老师的泉识指导，陈吉茂、林宪璋、李家银、沈雪明、蒋锦华与周沁园诸位的收藏指导。至于本书能顺利完成，则更应感谢沁园兄的精心摄影以及宋胜祐兄与笔者夫人周群女士的细致校稿，最后感谢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励真先生及其同事们的鼎力相助。
笔者以收藏遨游于中国历史与神州地理之间，感受时人的悲欢离合，铭记中国近代的国仇家恨。笔者幸逢难得的收藏盛世，借由本书的出版，与读者诸君一同进入波澜壮阔的《国币通鉴18841949》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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