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揭示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范式转变。传统气候变化经济学基于外部性理论，通过减排好处和减排成本的折中寻求所谓“最优减排度”。在这个“最优减排度”上进一步加大减排，就是对所谓最优的偏离，加大减排也就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全球气候治理就成为一个各国负担分担的零和博弈，而不是合作探索新机遇的行为。这种传统分析的局限，在理论上排除了减排催生经济跃变的可能性，从而大大低估减排好处、高估减排成本，一定程度上使国际气候谈判陷入僵局。本书的研究显示，减排固然是一个艰巨挑战，但却有可能驱动经济跃升到一个更有竞争力的结构，从而减排有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一国单边的减排行为也可能成为一种自利行为。这是中国从“要我减”到“我要减”转变背后的内在逻辑。国际气候谈判不应是各国负担分担的零和博弈，而更应成为机遇共享的合作共赢过程。这样，国际气候谈判的前景也就豁然开朗。2020年的全球碳中和共识与行动，标志着传统工业时代徐徐落幕，一个新的绿色发展时代的来临。以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爆发式增长为标志，中国通过“换道超车”正引领全球绿色经济。这些变化印证了本书关于“从负担到机遇”范式转变的理论与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