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网络、资源要素与资产建设_赵德余等著_9787208198029

从2020年以来，作者及其团队调研了上海的奉贤、崇明、宝山等地的百村模式，稻米文化旅游与社区通建设，还实地调研了云南和浙江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协作促进西部农民就业、土地规模化经营以及飞地抱团发展模式等活动。基于现场访谈和调查问卷等资料，作者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了地方政府、村庄、国有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党员干部、村民等行动者在农村土地资源盘活以及环境、文化等资源整合等环节的地位与作用。只有各类行动者在激活多样化资源要素配置效率方面密切配合，才能促进更多村庄和村民从乡村振兴特别是乡村建设创新实践中获益。

序言
自2020年承担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与三农工作以来，我开始逐渐地将研究工作的重心从政策科学理论方法转移到对与乡村振兴相关的真实世界问题的研究。随着研究兴趣的转变，我指导的许多研究生也把学术论文的选题尽可能地与乡村振兴挂起钩来。这种转变也很容易理解，毕竟一方面我在课堂教学中会不断地列举与乡村振兴相关的案例素材及其背后的政策逻辑，这显然会影响到学生对于乡村振兴问题的认识和兴趣，而另一方面许多研究生在跟随我到全国各地特别是上海周边地区的调研活动中也接触了大量的乡村振兴案例故事以及相关的问卷调查数据资料，这些对于学生学位论文的写作也是十分有利的。根据不完全统计，自2020年以来5年不到的时间里，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毕业论文大约有1215篇，其占据我同期指导的所有硕士学生论文总量的60%以上。
本书的研究素材主要得益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与三农工作课题相关研究活动的开展。其中，大规模的乡村振兴调研活动包括2021年512月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开展的城乡融合型乡村调研以及2022年7月至2023年2月中旬在湖北恩施、云南丽江以及弥渡等地开展的西部乡村调研活动。当然，乡村调研的大部分活动也正值新冠疫情传播流行的特殊时期，调查成员经常戴上口罩，且行程安排也时断时续。
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调研主要在奉贤、崇明以及宝山等地展开。其中，奉贤的百村模式最早是为了帮助薄弱村提升造血功能的一种合作机制创新，后来被广泛用于脱贫攻坚实践，它在乡村产业振兴中形成一种所谓的飞地抱团发展模式。地方政府推动国有企业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更加积极地参与村庄土地资源的盘活和优质土地资产的整合，从而让更多村庄可以从更大范围的建设用地资源整合和抱团发展产业园区等创新实践中获益。关于这一案例，贺小林和我在百村模式的大量调研数据资料整理基础上讨论了地方国企参与乡村振兴的合作治理机制及其内在冲突，并将这一案例研究作为本书的第二章。
在崇明的乡村振兴调研中，我们最早调研了庙镇合中村乡村治理数字化运行情况及基础设施、村容村貌等公共服务提供情况，还在新村乡稻米文化中心调研新村乡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情况（稻米文化中心讲解员多次介绍过相关情况）。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不仅关注新村乡开展的积分制、三益邻党建服务点等试点工作，还关注到稻米文化旅游如何和稻米生产种植业结合起来，以更有效地提升乡村建设中积累的土地等资产价值。在之后的多次调研中，我们逐渐把研究的主题聚焦于乡村振兴中的资产建设分析（来自崇明区X村的观察），这个由燕可欣和赵德余完成的案例作为本书的第三章。
宝山的调查突出乡村社会人的层面的融合，即宝山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融合，这是一种公平取向的城乡融合治理。在每次调研的设计中我们都要和区农业农村委的相关领导一起协商确定具体的调研机构和对象，例如在月浦镇茂盛村调研时，相关领导就组织了村综治警务室、人口服务管理站、村委会、园区企业、党群服务站、爱盛家园、老年活动中心、睦邻点、妇女微家、本地村民、外来人口等各类行动主体。我们的调研尤其重视乡村建设中各类行动者之间的互惠式交易关系的发掘和观察，其中，关于本地城市居民与农村村民的融合，我们就注意到有一个非常微型的被称为一份菜园的小项目，就邀请了该菜园项目的具体负责机构和访谈对象，如通河四村居委、聚源桥村、同缘农苑和天平锦园、蔬菜技术推广站、专业技术人员，参与一份菜园的居民、相关孤寡老人等等。这些参与者和我们多次汇聚在不同的场所交流讨论乡村建设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这些乡村文化类的建设项目案例研究最终由我的硕士研究生吴紫芯和我共同完成，收录在本书的第四章。
在城乡融合性乡村建设方面，线上线下融合的社区通特别引起了我们的关注，特别是社区通是如何助力乡村社区集体决策与管理模式、助力乡村社区便民服务、助力乡村社区安全与服务模式以及助力乡村社区走向智慧治理的。为了搞清楚宝山的社区通乡村治理模式的特征，我们在调研过程中特别访谈了社区通运作管理机构、村党支部、村委主任、社会组织、在线公益服务商铺代表23家、村民、社区自治组织、110接警平台、社区网格员等等。该案例最后由我和吕雅欣完成并发表于2025年上半年的《社会政策评论》，收录于本书的第五章。
当然，除了以上的乡村建设案例研究之外，我们也设计了针对村民和村干部的调查问卷。在上海，我们的乡村建设调查聚焦村民（包括本地村民和外地来沪的新村民）对于乡村振兴特别是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的认知以及成效评价。有关村民和村干部对于乡村振兴评价的实证研究证明在利益关系和认同感的影响下，村民身份不同，村民对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的效用感知也不同，且在影响因素方面也存在差异。不过，这篇论文以及其他相关的村干部对于乡村集体资产经营的出租和入股等行为选择的偏好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成果最终将收录于重大项目最终报告成果之中。有关定量实证研究，本书第六章关于旁观者视角下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意愿评估研究是我和博士研究生代岭一起完成的，并发表于《城乡发展评论》2023年第1期。
此外，有关土地和信任在乡村规模化经营和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研究，我指导的研究生王树和我利用上海财经大学的乡村振兴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村庄视角下社会化服务支出补贴对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影响，这是本书的第七章。
有关土地、劳动和信任等核心要素在资产建设中的作用，我们的研究主要基于在云南弥渡和浙江湖州等地的调研数据以及上海财经大学的乡村振兴调查数据。其中，2023年1月底到2月中旬，我带领4位硕士研究生到云南弥渡开展的乡村调研也是云南大学牵头的乡村大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自身的乡村振兴研究计划和参与云南的乡村大调查项目结合起来，帮助我们解决了语言沟通问题。在这次调研中，云南大学组织的很多云南本地学生和我们这些外地学生混合在一起，进入乡村走访并进行问卷调查，降低了我们独自开展乡村调研的难度。这次乡村振兴调研的数据资料促成很多研究成果，其中，研究生王磊组织团队撰写的乡村调研报告获得当年上海市大学生挑战杯特等奖和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竞赛的三等奖。而杨琴和我完成的论文《社会支持对西部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云南省M县的调研》则成为本书的第八章。
蔡锦怡和我则利用湖州开展的问卷调查数据从社会信任感的视角分析社会工作介入对乡村治理中村民参与行为的影响，并将之收入本书的第九章。
总的来说，本书汇集了我们乡村振兴研究团队在过去5年时间里围绕乡村建设所展开的基于大量实地调研所完成的研究成果。很显然，本书的研究目标和总体的思路结构是由我负责设计的，而各位合作者主要是我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贺小林从复旦大学毕业之后在上海市行政学院工作并独立开展了相关调研）。本书的有些研究成果也在相关期刊发表过，在本次收录时也做了说明。为了让本书整体上更加有紧凑感和一致性，我特意撰写了第一章政策驱动下社会支持与乡村建设：基于行动网络要素资产的视角，以试图刻画出政策驱动下社会支持（土地、劳动和信任、数字技术、资金、文化等要素和行动网络）与乡村建设之间的关系。当然，无论是案例研究还是定量实证研究，虽然我努力做了校对和修改，但是仍然会存在一些不足和谬误之处，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作为重大攻关项目成果的一部分，本书的完成是课题组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晶。作为项目的首席专家，我特别感谢研究生团队的主要成员，也即本书的重要作者，每一位研究生都在撰写论文过程中得到成长和锻炼，尽管有些内容还略显稚气和粗糙，但成果本身也见证了我们乡村振兴研究工作在每一届学生中不断推进和深化的过程。在此研究的道路上，我们还需要感谢那些对项目调研提供帮助和指导的老师和朋友，特别需要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顾海英教授和史清华教授对于研究提供的宝贵建议和指导，以及感谢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方志权二级巡视员和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林洪副主任等许多政府部门领导对于我们乡村调研提供的支持和协助。此外，还要感谢在云南弥渡乡村大调查的合作伙伴，包括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许庆红副研究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严洁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任莉颖在云南弥渡乡村大调查期间提供的支持，我们相互合作且积累了非常珍贵的一手访谈资料和相关村民问卷调查数据。还有许多我指导过的研究生曾经参与过本书各章调研或资料的搜集，虽然没有参与本书的相关章节写作而未能作为作者身份出现，但是他们对于本书的数据资料搜集仍然作出了贡献，不再一一列出姓名，在此统一表示感谢。

赵德余复旦大学202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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