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国春秋重庆历史地理文物考古_白九江_9787229193522

本书是一本介绍先秦时期巴人、巴国文化的大众历史著作，书写了巴国跌宕起伏的史诗。

本书探讨了巴人的起源，挖掘了史料文献中廪君巴人的故事，以考古发现为实物支撑，认为廪君巴人从清江流域时代开始，沿长江西行，最终建立了强大的巴国。巴人与楚人的关系尤为复杂，时而联盟，时而对抗，然而，随着秦国的崛起和统一战争的爆发，巴国最终被秦所灭，其历史也随之终结。

但是，巴人的文化图腾崇拜、巫术活动、歌舞艺术，仍如璀璨明星，闪耀在华夏历史的长河之中。

巴文化乃重庆文化之根脉所系。在中国多元一体文明与中华民族的演进历程中，巴文化始终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徐中舒、蒙文通、邓少琴、童恩正、任乃强、董其祥等老一辈文史与文物工作者，为巴史与巴文化研究筑牢根基，那是巴文化探索的黄金时代，孕育了一大批值得后学反复研读的皇皇论著。宋治民、孙华、段渝、杨铭、管维良等学者接力耕耘，将巴文化研究推向纵深，尤其结合考古新发现推出一批力作，使巴文化研究从文献主导转向史物互证的新境地。

近年，笔者亦潜心于巴文化考索，结集而成《文献?文物?文明：巴文化考古探索》。学术研究是巴文化传承的基石，亦是其他转化工作的前提，但笔者在长期学术实践中深切感到，学术研究在普及历史文化、回应民众精神文化需求方面，仍存显著隔阂。特别是巴文化这类专精而小众的领域，一篇论文、一部专著能得数百人潜心品读已属幸事，其社会影响力更是晨星寥落。

科学普及与学术研究同等重要，于历史文化领域尤甚。自然科学借由转化为社会所需之产品，直接或间接实现知识普惠；而历史文化若不主动走向大众、转化成果（如化作影视佳作），便难入大众视野，学术研究亦失却了时代价值。当下巴文化领域，除零星偶发的单点普及外，系统化的科普著作寥寥无几。此等境况的成因，既关乎学界对科普的轻忽，亦与社会关注度不足相关。

近二十年前，笔者应重庆出版社之邀，撰成《巴人寻根巴人、巴国与巴文化》《巴盐与盐巴：三峡古代盐业》两本小书。拙著问世后，于当时受部分读者青睐，很快就售罄。忆及所在单位曾购近千册，亦很快被索领一空。笔者当时愿撰此书，一则认为历史考古的科普与研究本是并重，专业构建的知识体系若不能化作大众可读之文，学术意义便失却大半；二则深知通俗之作亦是文化传承的要途，唯有将成果熔铸为社会共有的历史记忆，让世人知所来、明所去，涵养区域社会的共同文化语境，使历史共识与认同一脉相承，方能让学术研究彰显时代价值，让悠远历史之光映照更远的未来。

2004 年，重庆出版社有意重刊这两部拙作。此次再版，一者易名为《巴国春秋》《巴与盐》；二者增补近年收集或绘制的新图；三者调整版式。两书责编屡次嘱我修订内容，然笔者既担巫山大溪、丰都玉溪坪两部考古报告的编撰，日常冗务又耗去多半光阴，终未能抽暇润色。此外，《巴国春秋》部分内容与现今学术见解已有部分出入，若要修改，全书恐伤筋动骨。作为学术探索途中的科普读物，笔者以为保留原貌为佳，若读者欲深究巴文化，可参阅前述相关学术专著。

笔者对《巴与盐》的见解无大变动，而《巴国春秋》有几处需稍作补充。其一，巴人起源至今仍是众说纷纭。《山海经》载巴人始祖世系，至后照始为巴人，《后汉书》巴务相则当为廪君巴人之始君，与此书观点略异。其二，早期巴文明方面。近年笔者曾撰文论证汉中城固、洋县一带为商代巴人政治中心，此说学界多有认同，书中未及详述。其三，巴人支系，笔者近年提出可分两大支：板楯蛮活跃于嘉陵江流域与渝西长江流域，廪君蛮活动在三峡、鄂西南及湘西北，二者物质文化主体相近，亦有细微分野，书中未详论，甚至有含混之处。其四，巴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关联，本书观点属阶段性认识，随着新考古发现与测年成果公布，应做局部修正。但总体而言，四川盆地东部以尖底、圜底陶器为特征的考古文化西传，促成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转型；进入十二桥文化后，三星堆城址的贵族与神职人员才大规模引入并铸造青铜器，遗址内 8 个商代晚期铜器埋藏坑（祭祀坑）即属此时。相应地，巴文化在这一阶段乃至更早，当为城洋铜器群的缔造者。当然，书中待修订补充之处尚多，不一一枚举，唯盼有心读者循此脉络深入探究，此书权作引玉之砖。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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