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塘月色_朱自清_9787531765356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这本书是现代文学家朱自清任教清华大学时创作的散文，是现代抒情散文的名篇，首次发表于1927年7月10日《小说月报》第18卷第7期。《荷塘月色》一文中，作者带着淡淡的愁绪走出家门，趁着月色出来散心，顺着幽静的小路一路走来，自然而然地来到了日日经过的荷塘边。充盈全文的是一种淡淡的喜悦和淡淡的哀愁，分别是对美的憧憬与对黑暗现实的失望。文章含蓄而又委婉地抒发了作者不满现实，渴望自由，想超脱现实而又不能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寄托了作者一种向往于未来的政治思想，也寄托了作者对荷塘月色的喜爱之情，为后人留下了旧中国正直知识分子在苦难中徘徊前进的足迹。全文构思新奇精巧，语言清新典雅，景物描绘细腻传神，具有强烈的画面感。
《荷塘月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高中教材课本的必选篇目，因收入中学语文教材而广为人知。本书收入了《荷塘月色》等朱自清所有的散文经典佳作，是一部关于朱自清经典散文的权威版本。

自序(代序)
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篇末论到白话文学的成绩，第三项说:
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举了四项。第一项白话诗,他说,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第二项短篇小说，他说也渐渐的成立了;第四项戏剧与长篇小说，他说成绩最坏。他没有说那一种成绩最好;但从语气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话诗和短篇小说的坏。现在是六年以后了，情形已是不同:白话诗虽也有多少的进展，如采用西洋诗的格律，但是太需缓了;文坛上对于它，已迥非先前的热闹可比。胡先生那时预言，十年之内的中国诗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个时期;现在看看，似乎丝毫没有把握。短篇小说的情形，比前为好，长篇差不多和从前一样。戏剧的演作两面，却已有可注意的成绩，这令人高兴。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来风起云涌的种种刊物，都有意或无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近一年这种刊物更多。各书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东方杂志》从二十二卷(一九二五)起，增辟新语林一栏，也载有许多小品散文。夏丏尊，刘薰宇两先生编的《文章作法》，于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而外，有小品文的专章。去年《小说月报》的创作号(七号)，也特辟小品一栏。小品散文,于是乎极一时之盛。东亚病夫在今年三月复胡适的信(《真美善》一卷十二号)里，论这几年文学的成绩说: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说。……第三是诗。……这个观察大致不错。
但有举出懒惰与欲速，说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发达的原因，那却是不够的。现在姑且丢开短篇小说而论小品文:所谓懒惰与欲速，只是它的本质的原因之一面;它的历史的原因，其实更来得重要些。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为正宗;散文的发达，正是顺势。而小品散文的体制，旧来的散文学里也尽有;只精神面目，颇不相同罢了。试以姚鼐的十三类为准，如序跋，书牍，赠序，传状，碑志，杂记，哀祭七类中，都有许多小品文字;陈天定选的《古今小品》，甚至还将诏令，箴铭列人，那就未免太广泛了。我说历史的原因，只是历史的背景之意，并非指出现代散文的源头所在。胡先生说,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他说的那种迷信的正面，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言了;这也就是说，美文古已有之，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话去做罢了。周先生自己在《杂拌儿》序里说:
……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二元的，而他们则是一元的,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为文是以载道的东西，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现在则又把它统一了，去写或读可以说是本于消遣，但同时也就传了道了，或是闻了道。……这也可以说是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一一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有去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
这一节话论现代散文的历史背景，颇为扼要，且极明通。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旧来的散文学里，确是最与现代散文相近的。但我们得知道，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这一层周先生不曾明说。我们看，周先生自己的书，如《泽泻集》等，里面的文章，无论从思想说，从表现说，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罢了。我宁可说，他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多。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影响有时还要多些，像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历史的背景只指给我们一个趋势，详细节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说了外国的影响，历史的背景并不因此抹杀的。但你要问，散文既有那样历史的优势，为什么新文学的初期，倒是诗，短篇小说和戏剧盛行呢?我想那也许是一种反动。这反动原是好的,但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它们支持了几年，终于懈弛下来，让散文恢复了原有的位置。这种现象却又是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层，就要说到本质的原因了。
分别文学的体制，而论其价值的高下，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做的，那是一件批评的大业，包孕着种种议论和冲突;浅学的我，不敢赞一辞。我只觉得体制的分别有时虽然很难确定，但从一般见地说，各体实在有着个别的特性;这种特性有着不同的价值。抒情的散文和纯文学的诗，小说，戏剧相比，便可见出这种分别。我们可以说，前者是自由些，后者是谨严些:诗的字句、音节，小说的描写、结构，戏剧的剪裁与对话，都有种种规律(广义的，不限于古典派的)，必须精心结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选材与表现，比较可随便些;所谓闲话，在一种意义里，便是它的很好的诠释。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但对于懒惰与欲速的人，它确是一种较为相宜的体制。这便是它的发达的另一原因了。我以为真正的文学发展，还当从纯文学下手，单有散文学是不够的;所以说，现在的现象是不健全的。一-希望这只是暂时的过渡期，不久纯文学便会重新发展起来，至少和散文学一样!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二十五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搁笔已久。前年一个朋友看了我偶然写下的《战争》，说我不能做抒情诗，只能做史诗;这其实就是说我不能做诗。我自己也有些觉得如此，便越发懒息起来。短篇小说是写过两篇。现在翻出来看,《笑的历史》只是庸俗主义的东西，材料的拥挤，像一个大肚皮的掌柜;《别》的用字造句，那样扭扭捏捏的，像半身不遂的病人，读着真怪不好受的。我觉得小说非常地难写;不用说长篇，就是短篇，那种经济的，严密的结构，我一辈子也学不来!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的材料，使它们各得其所。至于戏剧，我更是始终不敢染指。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既不能运用纯文学的那些规律，而又不免有话要说，便只好随便一点说着;凭你说懒惰也罢，欲速也罢，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这种体制。这本小书里，便是四年来所写的散文。其中有两篇，也许有些像小说;但你最好只当作散文看，那是彼此有益的。至于分作两辑，是因为两辑的文字，风格有些不同;怎样不同，我想看了便会知道。
关于这两类文章，我的朋友们有相反的意见。郢看过《旅行杂记》，来信说，他不大喜欢我做这种文章，因为是在模仿着什么人;而模仿是要不得的。这其实有些冤枉,我实在没有一点意思要模仿什么人。他后来看了《飘零》，又来信说，这与《背影》是我的另一面，他是喜欢的。但火就不如此。他看完《踪迹》,说只喜欢《航船中的文明》一篇;那正是《旅行杂记》一类的东西。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只当时觉着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是在读者。
朱自清
1928年7月31日，北平清华园。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