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视野下的明清时代_常建华著_9787547524749

探讨明清时代，应当涉及帝王、宫廷以及国家权力，更应该包括生产生活的社会形态，呈现出士大夫的思想、民众观念，反映不同区域的风土民情。这需要多元的学术视野以及研究实践，《多元视野下的明清时代》一书即这样的实践。
　　常建华教授从他近十年的论文中选定十六篇，分为节与思想、江南宗族、满汉之间、区域社会四个专题，每个专题四篇论文。其中前两个专题关于明代，后两个专题关于清代。从内容与形式来看，本书的编选均衡，既有一定的多元性，论述的问题也比较集中，基本上反映了常建华教授治学的特色。

自序
　　探讨明清时代，应当涉及帝王、宫廷以及国家权力，更应该包括生产生活的社会形态，呈现出士大夫的思想、民众观念，反映不同区域的风土民情。这需要多元的学术视野以及研究实践，本着这样的认识，我以多元视野下的明清时代命名这部书稿。
　　编选这部明清史的文丛，我的考虑是要兼顾明、清两代，内容相对多样，于是主要从近十年的论文中确定了节与思想、江南宗族、满汉之间、区域社会四个专题，前两个专题是明代的，后两个专题是清代的，每个专题四篇论文，从内容与形式来看，本书的编选均衡，既有一定的多元性，论述的问题也比较集中，基本上反映出自己治学的特色。
　　本书的治学特色与作者在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工作有关，因而体现书的内容侧重于社会史，较多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关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关注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关注区域社会，本书也是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成果之一。
　　下面分别介绍四个专题的内容。
　　一、节与思想
　　这一专题其实由两个部分构成。节庆部分论述元旦、端午两个节日，《明洪武时期宫廷的正旦礼仪与节庆》将节日风俗研究与朝会仪式研究结合，论述了明朝国家如何过年的问题。明朝的贺正与正旦礼仪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洪武元年明军攻克元朝都城大都，完成大一统事业，九月命礼官定正旦朝会仪。首次正旦朝贺始于洪武二年。洪武三年的《大明集礼》确立正旦朝会制度，依据儒家经典与历朝制度制定，沿袭了中国传统。洪武二十六年命礼官复位朝贺传制等仪，包含正旦朝仪，《明会典》朝贺仪即是以此为基点的。正旦节日前后还有享太庙、祭祀天地于南郊等其他的活动。洪武时期贺正朝会上的外国使臣，主要是高丽、琉球、暹罗三国，表达了对明朝统治与东亚影响力的认同。地方官、土司以及边夷进贺正旦表笺，表达了地方政权对于中央政权的统治的认同，体现大一统文明之治，歌颂并属于万方（邦）来（展）贺的礼仪。
　　中国岁时节日的研究中，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是一篇开风气之作，为了表达对先生研究的景仰，拙稿名为《明代端午考》。明代地方志记载端午节有医药卫生之俗，民间采百草制药，捉蟆受到重视；饮雄黄、菖蒲酒以避邪解毒，将菖蒲、雄黄酒涂在小孩的面颊等身体各处，以及洒于墙壁、角落以避毒。端午以饰物禳除灾祥，表现在人们佩戴和家门装饰两方面，门饰禳毒之物主要是艾虎与符箓，还有插艾旗、艾叶于门的，或者蒲剑与艾虎搭配饰门，也有门饰道家张天师画像的；佩戴饰物以五色丝系臂盛行，艾虎、茧虎、香袋与符也是佩戴之物，还有头饰。南方有竞渡之俗，楚地仍保留着救屈原的传说，其他省区较少提到屈原；一些地方官府禁止竞渡，避免争斗。食粽流行，多以箬叶包裹糯米为粽，一般称为角黍。端午节也称女儿节，出嫁女回娘家。宫廷也重视端午节，有吃粽子、观武臣射柳、看划龙船等俗。从明代端午节的医俗、避恶装饰、竞渡、角黍等习俗看，端午节是在夏至节基础上，由恶月恶日观念与远古竞渡习俗、祭水神习俗结合，在屈原故事的推动下形成的。
　　明代士大夫思想活跃，他们的民生思想、宗族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明代国家形态、社会建设。我以《明经世文编》为中心，论述了明代士大夫的民生思想及其政治实践。我注意到明朝官员的奏疏中，多有建议民生的内容，常使用国计民生一词，还以吏治民生讨论问题，反映出民生问题具有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性质。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以使民生顺遂为归宿，这一观念渗透到国家统治的模式当中，成为君德、官箴的要求。民生与国计一体两面，国家与社会为紧密相连的互动关系。吏治与民生的关系要求官员当官为民、造福一方。
我还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讨论明代族谱对一本万殊民胞物与观念的诠释。北宋张载《西铭》的宗旨是阐明儒家的宇宙本体论，具体来说，即一本万殊民胞物与的观念。著名学者何炳棣先生借由研究《西铭》提出，秦汉以降儒家的宇宙本体论是宗法模式的，并否定《西铭》的现代性。在倡导文明互鉴的当下，特别值得讨论这一问题。我发现明末徽州休宁人金声《城南叶氏四续谱序》是一篇难得一见的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谱序，该序反映出《西铭》表达的核心价值与现代价值观有相似之处，但其实质是中土的、儒家的，所追求的大同理想是非西方的。明代士大夫修谱与宗族建设受到《西铭》的影响，是大同理想的实践，体现了中国宗法、家族文化的独特性。

　　二、江南宗族
　　明代是宗族制度化、普及化的重要时期，一般认为明代宗族南方盛于北方。十几年前日本学者滨岛敦俊教授提出江南无宗族的著名观点，刺激了江南宗族的研究。我研究明代宗族，比较注意不同区域的宗族形态。200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的拙稿《明代宗族研究》，重点考察安徽、江西、福建宗族。此后，又陆续探讨了山西以及山东、陕西等北方宗族。在撰写并出版《中国宗族通史明代卷》（人民出版社2024年）的同时，重点考察了江南宗族，发表了系列成果。
　　首先探讨了明代苏州宗族形态。明人追求通过修谱与祠祭表达祖先崇拜和宗族共同体的意识。明人的祖先祭祀，依据祭祖地点，可以划分为墓祭、家祭、祠祭。娄坚《徐氏宗谱序》分析了明代江南故家大族与谱牒不盛的问题，认为吴人不能聚族是由习俗的鄙、奢造成的，强调通过宗族建设移风易俗。明代族谱更加盛行，表现出强烈的以谱法接济宗法的观念。苏州士大夫发扬光大了宋代范仲淹设置义田、义庄的传统，以此赡族进行宗族建设，官府倡导并保护义田与义庄，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区宗族形态的特色。明代苏州处于宗族组织化的新阶段。
　　其次，接续香港地区学者科大卫教授提出的江南宗族形成与赋役相关的看法，讨论明代江南常州、苏州等府苦于赋役征收过程中的重赋虚粮，设置役田应对。无锡顾氏、华氏的事例说明，设置义田与役田不仅仅是为了完役，救济族人。义田与宗法关系的讨论集中于江南地区，唐顺之提出了义田起于大宗之废的观点，王樵特别强调义田统理族人的作用，王世贞认为义田使得社会公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源于儒家宗法观念中余财归宗、不给资宗与博施济众仁政思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是效仿范仲淹，正统时杨荣与成化弘治时期徐溥、陈宗鲁、华守吉义庄较早设置，模仿者不少，士大夫对此互相激励。徐溥义田事例导致明廷给予义田明确的政策，影响深远。明代江南义庄是作为宗族建设的一环出现的，成为宗族制度的重要有机部分。
　　再次，研究明代浙江族谱。认为明代浙江官僚士大夫编纂族谱，从一本万殊的宇宙观出发，亦视修谱为利用宗法观念治理宗族，欧苏族谱学也影响到修谱。明初编纂的族谱比较简单，明中后期族谱内容更加充实，浙江大族较为重视对族人的规训。明代浙江族谱修纂较为流行，浙东山区聚族而居，修谱尤为突出；浙西水乡析居异财，修谱弱于浙东。明代浙江人修谱求真不诬祖、忽先者有之，修谱攀附作伪而牵联附合、填隙补空者亦有之。
最后，论述明代浙江宗族祠祭祖先。指出明代浙江祠祭祖先的形式可以分为庵观附祭与墓祠、家祠、宗祠三种形式。明前期墓祭有墓庵、墓亭、墓祠，士大夫予以肯定。家祠通常祭祀近祖，或有祭祀始迁祖，有违儒家礼制，士大夫也给予了认可。家祠事例见于温州府、金华府、湖州府。明中叶绍兴山阴陈氏创祠堂，置祭田，祭祀父祖。温州府义乌陈氏设立祠堂牌位引起关注。明后期浙江温州祠堂仍在继续设置。温州府乐清县李氏、高氏设置大宗祠。金华府东阳许氏祠堂由地方名人专祠转化为族人宗祠。绍兴府余姚吕氏也有始祖祠，由家祠演变为宗祠。吕氏设置祭田，由族众捐置，三房轮流办理祭祖。

　　三、满汉之间
　　清朝历史的重要特点是少数民族满族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族，满族统治的成功之处在于接受汉族传统儒家文化以确定统治的合法性。因此，满汉关系是清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我以四篇论文处理康熙到嘉庆的满汉问题。
　　前两篇探讨满族统治者借鉴汉族传统文化问题。我借鉴英国学者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的研究方法，指出康熙帝酷爱书法艺术，其书法活动与权力有一定关系，存在着包装机制，康熙帝形象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赏赐书法制造的。康熙帝赏赐江南织造、步军统领、钦差大臣以及皇子、宗室等御书作品，将这些人视为亲信，臣下得到御书受宠若惊，通过共赏御制书法，交流感情，建立亲密关系。康熙帝还通过在教育机构、祠庙、名胜等文化场所以及外交场合赏赐御书，表达对于儒学正统意识形态的尊崇，以自己深厚的汉族文化修养，隐喻统治国家的合法性。康熙皇帝也通过书法反映其崇儒重道，以接续中华文化的道统。
　　我又从朱熹社仓思想的历史影响着眼，为乾隆朝社仓政策寻求更合理的历史定位。认为康、雍、乾三帝对于朱熹社仓法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清朝君臣对于社仓的重视延续朱熹等宋儒的思想并聚焦于民生问题。我们从乾隆时期督抚等官员讨论社仓的奏折来看，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社仓属于民生问题，对其重视是天经地义，应当说这种民生思想承袭了宋代理学家的认识并发生了演化，在清廷重视民生问题的背景下，形成更加明确具体的民生观，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此篇讨论的民生观可以与本书第一部分中关于明代士大夫民生观的讨论并读，由此可见明清时代的连续性问题。
　　后两篇讨论清廷解决京师满族人口膨胀带来的生计问题以及扭转满族奢华生活风气的努力。清廷采取将京师满族迁出外地的措施，先有八旗下层丁口到天津进入水师之举，后有宗室移居盛京的实施，涉及清廷保持满族的国语骑射与国家治理，极具清朝特色。
　　通过考察清雍乾时期天津满洲水师营，我提出清康熙五十六年已经出现设置天津水师的动议，设立的目的和当时形势以及清军的布防有关。雍正三年八月，清廷在天津正式建立驻防八旗水师营，设立天津满洲水师营出自加强海上安全的目的，也是完善八旗制度之举，还有安排京师八旗生计的考量。探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天津满洲水师营的设立、军备与操练、城堡建设、军纪与管理、兵丁生计问题以及裁撤，有助于加强对清廷海上安全、八旗制度、京师八旗生计的处置以及国家治理的认识。
清朝京城闲散宗室移居奉天的设想于乾隆四十二年由盛京将军宗室弘晌提出，嘉庆十三年清廷再次探讨宗室移居盛京，嘉庆十八年移居宗室于盛京实为嘉庆十七年方案的实施。嘉庆皇帝声称其移居宗室于盛京的决定来源于阅读乾隆帝《盛京赋》的启迪，其实质或许是为移居宗室于盛京寻求正当性。嘉庆帝认为闲散宗室逾闲荡检是缺失教化，移居是对宗室施之于教，使其崇实斥华。宗室移居盛京其实就是培植根本，令宗室不忘国语骑射。盛京对于移居宗室采取集中化管理，生活不太自由，移居者缺乏内在动力。移居盛京是对宗室教养兼备，儒家治国理念实践中蕴含着保存满洲纯洁性之目的，这是嘉庆帝心中的宗室文化意象。

　　四、区域社会
　　近年来我一直在利用乾嘉刑科题本研究清中叶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与生活，本组论文有两篇分别讨论了东北、西北的人口移居与生活问题。
　　首先考察了清代前期的闯关东。指出清中叶奉天地区关内移民主要是山东以及山西、直隶的百姓为主，尤以环渤海的山东武定州、登州、莱州移民较多。移民生计主要是佣工、种地、开铺、卖东西，合伙经营、互相帮助不少。移民与土著以及移民之间的刑案以经济纠纷为主因，如买地、租地、争地，分钱、分粮不均，绝大多数是由工钱、借钱、赊欠等索欠引发。移民与当地盛行饮酒也是诸多事件发生的诱因。包括移民在内的居民服装比较体面，冬夏服装都是如此。居住有草房、窝棚等，房子中炕是生活的重要场所。出行除了借宿，还有歇店可以暂住，歇店也是交流信息的场所。奉天移民似乎喜欢身上带着小刀，小刀往往成为伤人、致死的工具。
　　我注意到清嘉庆朝刑科题本中甘青宁地区命案事主以二三十岁者为主体，四十岁年龄段也占有相当比重。他们的生计以务农最多，其次是佣工，还有经商、当差、甲兵等，包括部分回民。清代甘青宁地区相对地旷人稀，内地来此谋生者较多，外省人主要来自接壤的陕西、四川以及山西等邻近省份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甘肃人也到陕西汉中谋生或到晋、豫的煤矿区打工，甘肃东部阶州、秦州接近内地，外省人来此，此地人也到外省谋生，形成人口的对流。当地羊肉消费以及养羊形成特色，种植与主食以麦为主，服装消费为布，居住窑房，民家有可以挂起来的时钟，出行、犁地多使用毛驴。借欠纠纷的激化往往因为面子。地方社会职役主要是乡约，也有保甲等，包括穆斯林在内，都纳入乡保体系。
　　还有两篇论文考察了中部安徽与南部福建两省的社会经济与生活。安徽与江苏相邻，人口、婚姻、家庭等基本社会情况无太大区别。若论宗族势力，安徽较为强盛，超过了江苏。安徽人的职业、生计与江苏人存在差异，一是因为安徽的山区开发与江苏水乡经营有所不同，二是缘于安徽的经济活跃程度不及江苏。牛在安徽人的生产生活中作用突出，由对牛管理不善、牵牛作抵、贩卖欠账、私宰引发的纠纷不少。安徽由于山区开发，移民产生的经济纠纷与社会问题较多，如押租问题就比较突出。乾隆朝安徽的刑科题本往往附有相关的契约，值得注意。皖西人存在向西移居陕南的情形，安徽东部人也前往江浙谋生。
　　乾隆朝刑科题本提供的人口信息表明，当时福建家庭规模较大。福建基层社会家庭、邻居情感问题的非正统化现象较为显著，故改嫁事例也较多。闽南宗族祭田较为普及，祭田的管理多是各房轮流办祭。福建租佃制发达，不少地方租地需要交纳押租，福建的田地租佃有田根与田面之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田主，特别是有举监身份者，多居城中，佃户则居于乡下，主佃的对立呈现出空间上的城乡对立关系。晚稻收割是产生主佃纠纷的主要时间点，多种经济作物的种植较多。闽人备有刀枪、火铳甚至鸟枪用于打猎、防兽，以利于出行安全和生活，有时这些工具、武器在人们的纠纷中成为凶器。乾隆朝整饬民间鸟枪条例以及福建的执行有过变化，乾隆初年，清廷决定福建各地鸟枪管理条例因地制宜；乾隆后期，鸟枪管理政策由松而紧。
　　综上所述，虽然自己对明清时代作了较为多元的探讨，也有一定的研究特色，但是深知研究还不够深入，也不够完善与成熟，只是秉持学术交流才能进步的心态，呈现于读者面前。正如本丛刊名为博闻自选文丛，拙稿只要能够给读者增长见闻，也算是问心无愧了。
　　这套文丛先后出版了范金民、陈支平、陈锋、赵轶峰诸位明清史研究先进的大著，在此感谢他们为拙稿的编选作出示范。
　　还要感谢中西书局，特别是感谢伍珺涵编辑的辛勤工作。
　　无巧不成书。笔者写下这篇自序之时，女儿正在医院待产，外孙女即将呱呱坠地，书此以迎接新生命的诞生！
　　
　　　　常建华
　　2025年1月8日傍晚于纽约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