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_［印尼］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_9787541164118

《足迹》印尼著名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的长篇小说，也是布鲁岛四部曲系列的第三部，故事承接《万国之子》展开。主人公明克进入巴达维亚医科学院读书期间结识了华人姑娘洪山梅，并结为夫妻。在爱妻的启发和感召下，明克成立了东印度第一个土著民的进步组织贵人社，并创办了《广场》报。不久，洪山梅病逝，明克与土著国卡西鲁塔王公之女结合，以《广场》报为阵地，继续同荷兰殖民者、糖业辛加迪斗争。作者在本书中进一步描写了民族的觉醒，歌颂了印尼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启蒙民众、开启民智的艰苦卓绝。

生成之年

［印尼］希尔玛·法里德
曾嘉慧译注

后殖民小说几乎总是某种民族主义寓言，故事主角的成长和发展象征着即将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成长和发展。布鲁岛四部曲（Tetralogi Pulau Buru ）的第三部《足迹》就是一个这样生动的寓言，一幅广阔的画布。其中的背景、人物和事件，不仅从到荷属东印度首府学习医学开始，讲述了主人公明克的故事，也反映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寻找和确定其民族认同方面的集体斗争。明克不仅是个体，同时是寻求理解和驾驭转型时代社会、政治和文化复杂性的本土知识分子的象征。通过明克的叙述、思考，普拉姆迪亚邀请读者去了解殖民列强是如何影响荷属东印度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以及对殖民者的抵抗又如何塑造着民族意识。因此，这部小说作为寓言的一面，可以概括为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形成过程和争取自治、维护独立的斗争过程。

为了理解这个民族国家的寓言，我们需要知道小说的历史背景：印尼民族主义意识出现之前的一段时间。
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的渗透，荷属东印度群岛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变革，共同特征包括：大种植园涌现、劳动方式变化、大量向农民租用土地，这些变革不仅在经济领域，也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宗商品经济成为主导，资本逻辑首先植入殖民地，改变了人们的经济活动，大基建则紧随其后，包括道路、港口、商行、铁路网和用来培养劳动力的教育机构。资本主义的渗透不仅带来了基础设施的发展，也激发了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农民失去土地，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雇佣劳动的出现加剧社会张力，农民起义频发，这是受到社会经济冲击直接影响的人们的自发反应。
20世纪初，受过教育的土著民（bumiputra）积极响应社会变革。越来越多较高阶层的土著民接受教育，这是提高社会和政治意识的重要手段。受过教育的土著民开始通过文学、报纸和知识分子聚会接触现代思想，这有助于他们了解自身的社会政治状况，并且鼓励变革的愿望。如至善社（Budi Utomo）、伊斯兰商业联合会（Sarekat Dagang Islam）等组织应运而生，成为受教育者组织并制定斗争策略的容器。这些组织不仅关注改善土著民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也注重培养和传播民族主义意识。在文化和族群多元的荷属东印度，建立统一国家认同的想法开始流行。
在民族主义运动的背景下，语言成为重要工具。马来语被选为通用语，用作团结荷属东印度各族群和社会团体的手段。通过印刷媒介和出版社，马来语成为现代思想和民族主义的载体，使斗争意识得以广泛、有效地传播。大量涌现的出版物是知识分子们此时的反应。受过教育的土著民组织和个人出版、发行马来语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其内容不仅提供信息，也质疑和挑战殖民权力结构、呼吁变革，在建立新的政治和社会意识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社会变革引发了意义危机和思想变革，弥赛亚主义（比如正义之王［Ratu Adil］）和对黄金时代的缅怀等传统观念转向了对民族主义、民主和平等的思想，这表明荷属东印度的人民开始为未来寻找替代方案。政治组织作为抗争手段，得到了蓬勃发展，为什么政治组织出现在20世纪而非更早，也体现着社会政治条件的复杂性和大众的反应。面对殖民者的镇压，政治组织在动员群众和提出变革要求方面愈发讲究策略，强化了印尼的民族独立运动，此类运动除回应社会和经济的不公，更是拒绝殖民压迫、渴望独立的呼声。这一过程中，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人民经历了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均发生转变，逐步形成了民族认同并争取独立。

以上就是我们要读的《足迹》的背景。从这个角度来看，几件有趣的事情需要注意。
首先，小说中的冲突不仅来自直接的殖民主义，也来自在印尼多元文化中寻找民族认同的内部斗争。《足迹》开篇是明克离开泗水，抵达巴达维亚，自此，普拉姆迪亚开始描绘殖民地身份的复杂性。他将（明克）进入巴达维亚的过程描绘为进入20世纪的过程，仿佛现代性是一个与过去各种文化表现形式分离的地理。在巴达维亚，明克遭遇了多种身份：巴达维人、荷兰人、巽他人、土生阿拉伯人、印欧混血儿、华人，（他最熟悉的）爪哇社会逐渐退去，反而成为殖民首都的一种外部群体。身份的多元令他困惑：谁／什么是印度尼西亚？
回答这个天问的尝试形成了整部小说的框架。起初，明克在爪哇士绅（priyayi）中寻求答案，这些贵族家庭有特权接受高等教育。然而他很快对爪哇士绅阶层失去了信心，因为本质上，他们是殖民政府的仆人，享受政府佣金和土地租金，毫不在乎国家独立。至善社作为荷属东印度最早的土著民协会之一，没有摆脱爪哇至上、士绅中心的世界观，更没有与殖民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圈层有所联结。
发现封建制不是民族意识的磐石后，明克决意离开至善社，去寻找宗教中的民族意识线索。他出版马来语报纸《士绅论坛》（Medan Priyayi ），参与创办了伊斯兰商业联合会。当发现宗教已然成为民族团结的障碍后，明克再一次失望。他亲眼看到土生阿拉伯人如何利用伊斯兰身份来压制土著民的经济利益，以及一部分土著民商人如何利用这种身份来对抗在荷属东印度同样遭受殖民统治的土生华人。
因此，《足迹》可以解读为试图追溯印度尼西亚如何发现印度尼西亚性。从明克在巴达维亚的经历能看出，利用各种原始标记来定义民族国家的努力是怎样失败的。民族国家无法被锚定在特定社会阶层、爪哇文化或宗教身份上，那该如何找到共同之处呢？
这就与小说中第二件有趣的事情有关：引导明克实现民族主义意识的精神气质（etos），这种精神就是比较（perbandingan）。《足迹》一开始即出现了比较，当明克与英语教师、年轻的中国革命者洪山梅熟稔并结婚时，洪山梅希望将中国从封建帝国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梅的政治活动导致她的死亡，这激励了明克投身于把人民组织起来的活动。比较的精神也体现在明克和荷兰记者特·哈尔之间的通信，特·哈尔报道了荷兰人入侵巴厘岛的过程。通过这些信，明克才知晓殖民政治是如何利用一部分土著族群来征服另一部分土著族群。他与马鲁古巴占苏丹国（Bacan）的卡西鲁塔公主的婚姻可以理解为这种比较精神的延续。明克抓住每一个机会，自我开放，以接触到比他土生土长的爪哇文化圈更加广阔的生活。
通过这种比较精神，明克获得了将殖民地所有居民联结、组成民族国家的共同之处。这就涉及第三件有趣的事情：明克的方法。我们将在《足迹》中读到组织（organisasi）的百花齐放。如何组织是这部小说的母题。组织成为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它标志着与常见的社团模式的决裂。在荷属东印度殖民主义历史上，每个社会都为以血缘和土地为基础的封建关系所束缚，但资本主义使殖民社会与这两者脱离了关系，出现了一个逐步摆脱原始联系的社会。在这样情况下，（现代）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现代）组织，新的身份浮现。社会认同不再植根于自然事实，而是基于共同的契约：比如一个组织的章程、细则。因此，想一个克服种族和宗教隔离的国家的基础已经具备。从这个角度，可以把（民族）国家想象成一个集会（rakitan）、一个组织，通过被殖民者之间的契约协议而产生，无论他们各自的族群、宗教和社会阶层为何。（民族）国家是由其所有成员共同约束和驱动的一个组织。在这里，关于民族国家的寓言最终是关于团体集会（collective assemblage）的寓言，印度尼西亚人（的政治身份）是这个集会的结果。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不只用《足迹》讲了一个历史浪漫主义小说，他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让我们看到明克和他那一代人面临的挑战与我们今天并没有太多不同想象一种没有歧视、没有剥削的新的联结。面对压迫、不义和不平等，这本书提醒着我们，争取正义和独立的抗争是一场为创造共同未来的集体抗争。

202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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