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以下书摘作者均为：李臣 著
楔子 大宋外交官
一、朋友、仇敌，还是兄弟？
宋徽宗政和元年 （公元1111年）九月，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
天刚亮不久，大街上已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沿街的商铺已早早开门营业，各式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丝绸、绢帛、瓷器、服装、名人字画、日用百货、各种吃食……甚至从国外远道而来的各种洋货，也大批大批地摆在店铺里售卖，显得稀松平常。
商铺门前，行人如织，往来穿梭。坐轿的、骑马的、牵驴的、赶牛的、推车的、步行的……熙熙攘攘。间或有挑着担子的小货郎穿行其中，测字算命的江湖先生和杂耍卖艺的能人异士也各显神通，吸引人们驻足观看。叫卖声、吆喝声、喝彩声、讨价还价声、欢声笑语声、马鸣牛嘶声……此起彼伏。一派繁华之象！
日头渐高，伴随着一阵杂乱的马蹄声，一支数十人的队伍从高大的城门中鱼贯而出，在随护军兵的保卫下一路向北，向着北方边境线浩荡而去。
随行的马车上，装着各种珍贵的礼物和北宋的土特产，部分人员的肩上还背着装有重要公文的包裹。为首的几人身着官服，器宇轩昂，官服颜色和样式的差异代表了官职品级的高低。就连队伍后方未穿官服之人，也是衣着华丽，一派富足之相。
队伍中几乎每个人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即便称不上英俊倜傥、仪表堂堂，也让人备感舒服，绝无面貌凶恶、贼眉鼠眼之徒。因为他们并不是外出公干的普通官员和随从，而是一群代表着北宋国家形象、肩负国家使命的特殊人员国信使。
土生土长的汴京百姓对这种大场面显然已经熟视无睹了，他们每年都至少会两次见到这种情形，多的时候见十几次也不算意外。在他们看来，这次出使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是大宋使节的又一次正常出访而已。
自澶渊之盟以来，大宋奉行和平相处的外交政策，与周边国家互派使者进行交流已成常态。除在偏远的西北地区与西夏偶有摩擦之外，大宋子民已经享受了一百多年和平。经过数代皇帝的休养生息和鼓励生产，此时的大宋，无论农业还是工商业，无论经济、文化还是科技，都已经达到了历代封建王朝所不能企及的高度。
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写道：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十一、十二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陈寅恪先生也对宋代文明推崇备至。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世界领先、登峰造极，这就是北宋的高度。
北宋灭亡后，被迫南渡的遗民孟元老抚今追昔，不胜感慨之余，根据自己在汴梁二十多年的生活经历，追忆成《东京梦华录》一书，为我们真实再现了汴梁城的繁华与辉煌：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辏，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国宁人安，物阜民丰。此时的大宋，繁盛而稳定；此时的大宋子民，自信而富足。
大家相信，这样的盛世将会一直延续，这样的生活也会一直延续，一如昨日与往昔。
谁都不会想到，使团远去扬起的尘沙，不仅遮蔽天空，还会掩埋历史。
正是以这次出使为起点，之后的数年间，大宋子民的命运将发生可怕的转折，同时改变的，还有大宋的国运。安定的生活将戛然而止，繁华的盛世将轰然倒塌。而当这场巨变来临之际，无论是渺小的个人，还是庞大的国家，都显得无力和脆弱。
国信使们要出使的国家，是位于国家正北方的另一个大国，由契丹人建立的草原国家大辽。
受《杨家将》《呼家将》等评书的影响，人们总是认为，大辽与北宋天生就是仇敌，不是你南侵，就是我北伐，打打杀杀似乎从未停止过，鲜有把酒言欢、握手言和的时候。
实际上，两国关系用一个词来形容再合适不过：相爱相杀。一百年前是仇敌，现在是兄弟，几年之后又将变成死敌。双方均见证了彼此从强盛走向衰弱，甚至灭亡的全过程。
如果我们认真计算一下，就会发现，在宋辽两国都存在的一百六十五年间（从公元960年宋朝建立至公元1125年辽国灭亡），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时间都是和平的，两国间的友好交往远大于杀伐征战。
事实上，北宋建立还要感谢大辽。
史载，公元960年正月初一，新年第一天刚刚开始，后周便收到了辽国大举南侵、进犯后周边境的消息。鉴于刚即位的周恭帝还是个年仅八岁的小朋友，完全没有政治概念，只好由宰相范质等人拍板，派赵匡胤率领军队前去反击。没承想走到陈桥驿的时候，士兵突然发生了哗变，胁迫赵匡胤做了皇帝。赵匡胤就这样无辜地成了宋太祖，建立了北宋。
当然，这都是北宋官方说法，辽国方面并无在公元960年出兵南下的记载。所以很多人怀疑，所谓辽国入侵，很可能是赵匡胤团伙编造的政治谣言，以便实施其谋权篡位的阴谋。这一公案，时至今日仍无定论，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
不管怎样，就是从这时开始，北宋开始和辽国产生了联系。
在后面的叙述中，我们将会大量涉及宋辽金三方在外交活动中的精彩博弈与智谋对决，不妨先以宋辽前期的外交为蓝本，大致了解一下北宋的外交程序。
北宋建立以后，并没有立即同辽国建立外交关系。一来是因为北宋继承自郭威建立的后周，而后周与辽国是世仇，虽然现在改名叫大宋了，但土地还是那些土地，人民还是那些人民，仇恨还是那些仇恨，并不会因国号改变而消失。赵匡胤的帝位本就得之不正，如果再着急忙慌地去和仇敌结交，只会更加丧失民心。二来是因为辽国对新建立的北宋政权也并无好感，三天两头来搞破坏，要么亲自来，要么安排小弟北汉来，而北宋也总是想把辽国的小弟北汉吃掉，导致双方没有开展正常外交的可能。
直到十四年后的开宝七年（辽保宁六年，公元974年），双方才开始外交接触。
根据宋方记载，接触是辽方首先发起的。辽国涿州（今河北涿州）刺史耶律琮给北宋雄州（今河北雄县）知州写了一封情深意长的信，诚恳地表达了想要和宋朝交朋友的良好愿望。信中说咱两家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初无纤隙），如果能互派使者交流一下感情（若或交驰一介之使）、重修旧好，不是好事一件吗（不亦休哉）？
而辽方记载则恰恰相反，说接触是由宋朝先发起的，而且是上赶着要和辽国交朋友（遣使请和），辽国这才派耶律琮前去议和。
究竟谁先向谁示好，因双方政治立场不同，导致记载相左，已无从考证。此次接触的具体细节和内容，也因不载于史籍而无法弄清。但双方的外交接触开始于开宝七年（公元974年），是没有问题的，后世有史家称之为雄州和议。
雄州和议之后，双方开始互派使节，成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好朋友，逐步建立了友谊。
友谊的保质期，五年。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斧声烛影中继位的宋太宗赵光义为了强调皇位的合法性，树立自己在群臣和百姓心中的威信，毅然决定柿子专拣软的捏，亲征北汉，铁了心要把辽国的这个小兄弟吃掉。
辽国当然不愿意，立即派人来传话：那是我小弟，大家都是朋友，能不能给我个面子，这事就算了。
没想到赵光义硬气得很，说这事你最好别掺和，那咱还是朋友，不然的话连你一块打。
大辽当然不是吓大的，打就打，谁怕谁！
两国正式断交。
其实在这之前，宋太祖赵匡胤已经对北汉下手好几次了，只可惜自身实力不够，对方又请有外援（大辽），没有一次能占到便宜。最后一次好不容易有了点收获，眼看胜利在即，没承想人算不如天算，赵匡胤突然死了，宋军只好草草班师，无功而返。
事实证明，北汉并不是软柿子，而是硬骨头。不出意外的话，北宋这一次也注定会以失败收场，绝无获胜的可能。
但统计学告诉我们，只要重复的次数足够多，小概率事件也必然会发生（买彩票的朋友就对此深信不疑）。这一次，北宋居然打赢了，虽然有大辽在背后撑腰，北汉还是被消灭了。哥哥用尽一生也未能做到的事，自己竟然一战就搞定了，宋太宗顿时膨胀了，觉得自己无敌于天下，那干脆把大辽也灭了吧！
当年五月，宋太宗亲征大辽。
事实证明，侥幸代替不了实力，大辽东北霸主的地位是不容撼动的，起码在当时是无可挑战的。宋军大败于高梁河，宋太宗本人也挨了辽军一箭，吓得乘着驴车落荒而逃。
为了找回面子，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不顾群臣反对，决定趁辽国皇帝新丧、新主年幼之机，欺负一下孤儿寡母，毅然决定北伐辽国，史称雍熙北伐。结果宋军再次大败于岐沟关，《杨家将》中的杨令公原型杨业也在这次北伐中身死殉国。
两次大败，终于让宋太宗认清了现实，既然打不过人家，只好求别人不要来打自己。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宋太宗两次遣使求和，结果都是热脸贴冷屁股，辽国压根不搭理他。
不仅不许和议，辽国还决定要报复一下北宋。宋真宗咸平六年（辽统和二十一年，公元1003年），辽圣宗耶律隆绪和承天太后萧绰（萧燕燕）统兵伐宋。宋军仓皇迎战于望都（今河北望都），大败，副都部署、云州观察使王继忠力战被俘。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个败军之将，间接影响了宋辽今后一百多年的政治格局。
王继忠被俘后，由于消息传递不畅，宋真宗一度以为他战死沙场了，追赠他为大同军节度，向家属发放抚恤金，并为其四个儿子安排了工作。事实上，被俘的王继忠不仅没有受到非人折磨和严刑拷打，还被辽国给予高规格待遇，赐名耶律显忠（后改名耶律宗信），封楚王。
一个异族俘虏竟然被封为王，辽国对王继忠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够在后来那个关键时刻发挥出强大的影响力，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从道德家们的角度来看，王继忠被俘之后，不仅没有撞碑而死、以身殉国之类的壮烈之举，还公然接受大辽的官职，甘为契丹人的鹰犬，实在有辱大节，应该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
如果抛开道德说教，单从历史本身来讲，王继忠虽然气节有亏，但对自己的祖国北宋还是很够意思的。史料记载，王继忠虽身在大辽，但终生不忘宋朝，每见宋人必大哭。《四郎探母》中的杨四郎，据说就是以他为原型创造出来的。
望都之战的第二年（公元1004年），辽圣宗和萧太后再次南下。北宋朝廷再次陷入恐慌，以副宰相（参知政事）王钦若为代表的一众大臣被辽军吓破了胆，极力怂恿宋真宗南下逃跑。好在宰相寇準力排众议，说服真宗皇帝御驾亲征，极大地鼓舞了宋军官兵的士气。
与此同时，降辽的王继忠也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他竭力劝说辽圣宗和萧太后罢战讲和，并最终成功说服了他们。
就这样，仗不打了，双方开始互派使节，商量和谈的具体内容和细节，最终于当年十二月签订条约，即《澶渊誓书》，史称澶渊之盟。
条约规定宋朝每年要向辽国支付三十万的助军之费（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看上去宋朝吃了大亏，因而后人常将之视为屈辱的城下之盟。
但事实上，三十万的助军费支出，还不到宋朝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比战争造成的损失要少得多。战争不仅要耗费巨额物资（有时候一年的财政收入都不足以支撑一场大战），还会死人。战争破坏和导致的劳动力缺少，又会影响生产（在农业社会这是十分致命的），进而导致财政恶化和社会矛盾增加。历史上很多政权就是这样崩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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