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临场体重 我应该万分高兴才对。我的初作是本学术著作，我原以为读者顶多区区几十人，未承想英国一家大型出版社买走了书稿并出版了平装本。《不只是厌女》（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以厌女症为研究对象，深度探讨了勒杀（strangulation）、性骚扰、性侵犯和强奸文化。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情况，想谈论这些对我来说无比重要的议题。可当编辑提议我去伦敦宣传这本书，去书店和读者共读，去电视上抛头露面时，我却退缩了，尽管费用他们全包。我觉得自己太胖，没资格公开为女性主义发声；我觉得自己块头太大，没资格公然反对那些训导女孩、女人要小巧可爱、要顺从、要安静的贬抑女性（down girl）的举动。虽然我清醒地意识到其中的讽刺之处，但那时这并不足以改变我的想法。 澳大利亚作家海伦·加纳说她每次给作品做宣传前，都觉得自己有必要减到临场体重。可恶的是，我不仅没做到这一点，而且，当时，也就是2019年初，其实是我最胖的时候。医生皱着眉头指着身体质量指数（BMI）对照表，根据该表，我属于严重肥胖（severely obese）。 我的作品于2017年末首度问世，就在那一周，塔拉娜·伯克发起的#MeToo运动因受到各路明星的支持而被大众所熟知。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在和记者谈论厌女症，这我当初可没想到。但我不允许摄制组来我家还有我的办公室。为了不让公众看到我的身材，我只通过Skype出镜，因为这样我就能自己调整摄像头的角度。我存了几张精心拍摄的证件照，那时我还比较瘦但成年后我压根儿就没瘦过每次接受采访时我就用那几张照片。除非他们答应用其中的某张照片，而不是派自己的摄影师过来，我才答应接受采访。（有时这会是一场恶战。）每次做讲座，我都要求听众不要拍照。但偶尔还是会有人拍照并把我的照片发布到社交媒体上，我只能请他们把照片删掉。我半真半假地跟他们解释说，这样会有很多厌女的人在网上攻击我，你们发的这些新照片会给我招来嘲笑和辱骂。我确实被人骂过贱货，当然还有更难听的，而且我挨骂的次数多到不计其数。比如有人骂我写傻玩意儿的大傻，这是我在《纽约时报》上首次发表文章后看到的推文，当时我还遭到了反犹主义者的辱骂。（你们这些人都该被活活烧死。特朗普当选的那天晚上，我收到了这样的私信。）在互联网上本属于我的一小块方寸之地，扬言要强奸我的恐吓信息也是屡见不鲜。 不过真正让我胆战心惊的是被人说胖。我确实胖。我是胖，但我绝不能容忍别人这么说我哪怕我自己说也不行，那样我恨不得死。我很清楚，让我闭嘴的方法就是说体重。 你也许以为，像我这样一个终身女性主义者应该最不容易上当受骗，我不会听信谗言去管控自己的体重，也不会强迫自己把身体变成父权制更青睐的尺码和体形，更何况，我还写了两本关于厌女的书。可惜你错了。从二十出头到现在，每一种风靡一时的节食方法我都试过，每一种减肥药我都试过。坦白说吧，就在不久前，我还让自己挨饿。 我还能说出从16岁到现在，在每一个重要场合我的体重是多少。我能准确无误地报出我结婚那天、博士论文答辩那天、评上教授那天和生女儿那天的体重。（太胖了，太胖了，太太胖了，那时我总这么想。）我甚至知道我刚到波士顿那天的体重，当时我从家乡澳大利亚墨尔本飞抵波士顿，准备攻读哲学研究生。我把体重秤和所有家当一起塞进两个装得满满当当的行李箱。我从行李箱里最先拿出来的是牙刷，接着就是体重秤。 在一个恐惧肥胖的社会中长大和变胖，我学会了逃避一些重要的机会、风险，当然也错过了很多有意思的事。从16岁到现在，我只游过一次泳（穿的是紧身裤和超大号T恤）。20岁之后我就没跳过舞。而且，20岁之后，除了我丈夫和医生，就没人见过我坑坑洼洼、沟壑纵横的膝盖窝。（我衣橱里的衣服差不多80%都是紧身打底裤。） 肥胖恐惧症让我错过了人生中的很多东西。它迫使我谨慎考虑一言一行的后果，因为身材肥胖要面临被评判、嘲弄和诋毁的风险，敢说敢做往往得不偿失。因此，我一直在逃避公众的目光。
? ? ?
最后，我支吾其词，以身体原因为借口，谢绝了编辑的提议。我再次告诉自己，这千真万确：我的心理状态非常糟糕，从体重看，生理状态也好不了尽管我的血压、血常规等相关指标都健康极了，这可真是奇了怪了。我买了本书名特别乐观的畅销书，叫《救命！》（How Not to Die），我一边听着有声书，一边慢慢悠悠地逛着超市，拿了一些奇亚籽、绿茶和名字看着眼花缭乱的益生菌。书还没听完，我就已经拿了好几百块的奇贵无比却又填不饱肚子，而且多半不算是食物的商品去结了账。作者迈克尔·格雷格的好友阿特是个狂热的跑步爱好者、养生达人， 也是天然食品帝国的创始人，可阿特在他自己的保健中心冲澡时去世，年仅46岁，当时格雷格正在写这本书。事实表明，这场悲剧纵然不幸，但完全可以避免：阿特死于热水器通风不畅导致的一氧化碳中毒。 我为阿特哭泣，为格雷格博士哭泣，也为自己哭泣。我把这本书又听了一遍。连着几个月，我没完没了地吃着寡淡得不能再寡淡的扁豆、没盐没油没作料的蔬菜，无比虔诚地嚼着枸杞。可我一磅体重也没掉，也没感觉到身体有任何变化。我只能继续躲。那年春天，第二本书才刚起笔，可我心里已经开始畏惧宣传活动。我在我的推特简介中加上了胸怀大志的隐遁者（aspiring recluse）几个字，以提醒大家不要对我期望过高。 2020年3月，新冠疫情暴发，封锁措施于我而言是种宽慰。需要说明的是，和所有人一样，我对这场席卷全球的流行病也深感不安，更何况我是和年幼的孩子，免疫功能低下、免疫抑制的伴侣一起生活。但我确实很高兴自己可以躲开公众的目光，这算是疫情带来的意外之喜吧。终于，我不费任何力气就能守住自己体重的秘密。我可以安安心心地躲在家，任由思绪徜徉，探索各种想法，不用再为这副最终必须捍卫这些想法的躯体而提心吊胆。（当然，到后来很多人被迫居家时，我便知趣地从推特上删掉了那句半真半假的玩笑话。）很多人和我一样，尤其是胖人，他们说他们的想法跟我大同小异：他们也觉得松了口气，因为疫情，不用再给大学生上线下课，不用和喜欢评头论足的同事一起吃午饭，不用参加办公室健康大比拼，这种比拼简直就是专门来羞辱和霸凌块头较大的员工的。 我神思恍惚，然后我开始琢磨：如果我不用躲开公众会怎样？如果我不必那么害怕呢？几十年来，对于倡导接纳肥胖运动（fat activism）、胖瘦皆健康（Health at Every Size）运动，还有直觉饮食，我只是抱远观欣赏的态度，我认为它们对别人有益，但对我没用，可如果它们真的能改变我的生活呢？如果我接受自己的肥胖，并能直面肥胖恐惧症呢？ 经过这么一番思索，我确信，我的肥胖恐惧症不过是现实社会中甚嚣尘上的肥胖恐惧症在我内心投下的模糊倒影。我认识到，我所憎恨的并不是我的身体，而是我的身体会让我受到伤害：被人贬低、被人奚落、被人轻视。但我比任何人都更能认识到，消除霸凌和虐待的办法不是改变受害者，而是要找准问题的根源，最终改变整个制度。 我所听到、所使用的胖字并不是一种侮辱，而是对身体的中性描述在本书中，胖字也是同样的含义。我意识到，把关注点集中在体重这么一种可以划分出无限个等级的特性上，是构建有害的社会等级制度的绝佳方式，我认为这种等级制度是肥胖恐惧症的基础。在我看来，肥胖恐惧症是极为严重的结构性压迫，而且人们低估了它的影响。我认识到，在没完没了的瘦身过程中，我已成了制度的同谋。我开始积蓄力量、寻找方法，去做长久以来我似乎做不到的事：不再节食、不再纠结，与自己的身体和平共处。简而言之，我发誓我绝不缩水。 我花了许久才走到这一步。绝望挣扎的我还曾给某家减肥手术机构发过语音信息。（不过我从没回过他们电话，因为他们似乎急于从我这儿大捞一笔。）我最后一次减肥的经历甚至可以说是丧心病狂、孤注一掷，严重影响了我的健康。即使是现在，我也有状态糟糕的时候。我仍然在改善自己与身体的关系。但节食文化以瘦为美，并主张节食是获得纤瘦身材的手段已经对我起不了太大作用了。这场胜利看似平平无奇，却来之不易，而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胜利的战果。 我意识到，我们的身体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这个世界，因为它深陷对肥胖的恐惧中。我们能够与之抗争。 我知道，这会是场艰难的抗争。相信我，因为我经历过。如果你此时此刻正与自己的身体抗争，而不是与这个不公正的、惩治肥胖的社会抗争，那么这本书也适合你。但这本书阐述的主要是政治性、结构性的干预，而不是心理干预、个体干预。这本书的写作理念是倡导公正地对待肥胖身材，倡导以肥胖身材为傲，用我最喜欢的词来说，就是肥胖自由（fat liberation）。我认为，解决肥胖恐惧症的办法不是改善自我形象或无微不至地关爱身体，而是要重塑世界，让它接纳肥胖的身体，让公众认识有所改观，让他们认识到我们确实没问题。我们必须坚决抵制压迫、控制和束缚我们的肥胖恐惧症，为了我们自己至关重要的是也是为了更多人。我们必须正视反肥胖的暴力，在这种暴力的作用下，肥胖的身体被贬低、被蔑视、被切割，而这一切都毫无道理可言。
新书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