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小寒日访程爷_张翎，新民说出品_9787559879899

本书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得主、著名海外华文作家张翎最新中篇小说集，包括《小寒日访程爷》和《疫狐纪》两部中篇小说。《小寒日访程爷》，即女记者王钰在小寒日这天去采访程爷程高远，串联起程爷的抗日往事，关注其晚年生存境况问题，在富有悬疑和戏剧性的情节中，描摹了人物在大时代下的半生悲欢。《疫狐纪》讲述的是两个女人的故事，一个是因成全领养女儿的前程不得不放弃专业举家移居国外多年的建筑学家，一个是因车祸刚刚失去花季女儿的中年家庭临时雇工，因为疫情，她们带着各自无法言说的人生重负及缺憾交汇纠缠在同一屋檐下，花园里出现的一只瘸腿小狐狸触动了两个人柔软脆弱的神经，养老院里一起目睹到的令人崩溃的生活真相让两个人敞开心灵，相互慰藉。两部中篇小说虽然题材不同，但一以贯之的是人的生存境况问题，张翎以她特有的方式叙述着对于生活的谛听、审视和思索，是一部令人深思的现实主义小说集。

此时此地的书写

张翎

在我以往的创作经历中，我很少涉及当下题材，总觉得尘埃尚未落定，需要时间来慢慢梳理情绪，建立一个理性的审视距离。但这本小说集是一个例外。这本小说集里收录的两篇新小说，不仅书写了当下，而且还进入了与我极为贴近的生活空间。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那几年里，我居住的多伦多城经历了五波疫情高峰、数次社交限制令。正常的生活被挤压在一个突兀地缩小了的空间，视野变小了，视点自然而然地也就转向了内心，于是就有了《疫狐纪》。《疫狐纪》是一篇在天井中看世界、充满了个人化情绪的小说，其中的一种情绪是惊讶，因为一夜梦醒，我发现疫情已经修订了词典，改变了审美，重新定义了人际关系。

由于社交限制，大家居家的时间比以前多了，于是就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和感知我们习以为常的家居环境。

有一天，我在自家的后院看见了一只狐狸。再后来，我发现它走在街上，是大大小小一家子中的一员。年少时对狐狸的了解，来自动物园、小人书和伴随着赵忠祥抑扬顿挫的讲解词的《动物世界》节目。那时狐狸给我的印象，似乎总是和尖钻、阴险、刁滑这些字眼交织在一起。而这次我亲眼看见它们在街道、公园、居民后院自由自在地进进出出，从春天到秋天，皮毛日渐丰润，神态益发安详，和周遭的环境融为一体。我恍然大悟，是疫情圈囿了人类的生活空间，把空出来的地盘让给了动物。其实，在工业文明之前，这块地盘原本就属于动物，疫情为它们打开了一扇被人类长久关闭了的门。

疫情里人和人、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本熟悉的人，因着社交限制令，却不能时时相见。而原本陌生的人，却有可能在不经意间闯入他人的生活，建立起某种在寻常日子里匪夷所思的亲近关系。亲情、友情、爱情因着疫情而疏隔，理解和慰藉却在陌生人中间，甚至在人和动物之间，突兀地产生，仿佛是从石头缝里长出的一株无根植物。其实根一直是在的，它长在人性的最深处，只是我们的眼睛还没学会偏离日常的寻找方式。这就是《疫狐纪》的骨架。

而充填这个骨架的，是一些小灵感的积累。几只离开了山林巢穴的狐狸，两个素不相识却被疫情推到一起的女人，一对被阿尔茨海默病分隔在两个世界的老夫妻，一个开坏了头的领养故事，一位中年失女的母亲……狐狸和人、人和人在异乡相遇，把他们引到一起的是孤独、疏隔和迷失感，他们都在被疫情改变的新世界中寻找着新的参照物，以建立一个新的坐标体系。他们的交织离合，给小说带来了种种歧路和象征意义，一时让我着迷。

我让他们碰撞、受伤，流出血和眼泪。我不敢确定《疫狐纪》里的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是否最终找到了理解和慰藉，但他们至少找到了可以相安共存的一小方天地。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因素的大环境里，相安共存已是难得，我们实在不能奢求太多。

《疫狐纪》的基调是感伤，也是庆幸。感伤是因为疫情重塑了人类的生存空间，改变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固有边界。有些改变是不可逆的，经过了疫情的世界再也回不到从前。庆幸是因为在重塑的过程中，新的边界里生出了新的视角、新的土壤，生命绕过旧的疮疤还在延续。

这个集子里的另一篇小说《小寒日访程爷》，讲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几年前为《劳燕》作田野调查时，在温州关爱抗战老兵义工队的帮助下，我结识了居住在温州郊县的抗战老兵金福元老人。他是当年中美联合抗战训练营中少数几位还健在的老人之一，当时已经九十岁出头，却依旧思维敏捷，腿脚灵便，一年四季都在田里劳作。我和他有过数次长谈，他对年少时所经历的事件尚有清晰的记忆，为我书写中美联合抗战训练营中教官和士兵的生活日常，填补了许多翔实的细节。他一生跌宕起伏的经历，也为我创造刘兆虎这个人物带来了丰沛的灵感。

记得第一次跟金老和另外两名老兵到当地的训练营旧址参观时，县里的领导们闻讯，特意准备了工作餐招待大家。金老有些拘谨，席间话语不多，基本处于有问必答的状态。午餐结束时，他却意想不到地突然起立，双腿并拢，啪的一声向领导们行了一个军礼，从兜里掏出一张百元纸钞，恭恭敬敬地放在桌上，以作饭资。那时，离那场将他从学堂里裹挟而去的卫国战争，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这七十年里他早已从英雄沦为一介刑满释放、终日在田间劳作、无儿无女的乡野农夫。但当年长官深刻在他脑子里的军纪令，他却一直未敢忘怀。那日，饭桌上所有的人，无一不为之动容。

我和金老的联系，并未因《劳燕》的完成而终结。后来的日子里，只要我回国，我大多会抽出一些时间，跟义工队的朋友们去金老家走一走。这期间，他因自己和老伴儿的几次突发病痛而陷入窘境，义工队和我个人都为此发起并参与过筹款活动。义工队成员还为他装修了卧室，安装了空调，他的生活虽离富庶甚远，但比先前有了一些明显的改善。

后来再见到他，每一次都感觉到他的变化。腰渐渐弯了，身子就矮了些下来；腿脚不再硬朗，田里的事，也不再能件件亲力亲为。再往后，他便很少出门，长时间地闲坐在家了。我还发现掌管他唇舌的那根弹簧也越来越松，他的话多了起来，话题却越发单一，聚焦在年轻时轰动一时的壮举，以及壮举之后多年的沉沦和委屈。他年轻时只身深入敌穴的事，我已经在不同的场合听到过几个稍稍不同的版本。义工队的成员都称呼他为英雄，英雄泪让我震惊。再后来，他流泪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会号啕大哭，尤其是当他失去了相依为命的老伴儿之后。

有一次，义工队的一位朋友给我发来一张照片，照片里金老坐在椅子上晒太阳，身上爬着一只大大的绿色的蝈蝈。在阳光底下，金老的眼睛细眯着，看蝈蝈的眼神里，有了几分隐隐的慈祥。那张照片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在金老的脸上看见了与往事的和解。

最后一次见到金老，是二〇二四年年初。当时我正在温州探亲，元旦刚过，天气和煦，我便约了义工队的三位朋友，一起去乡下看望金老。金老已经卧床，平日里很少起身。屋里光线昏暗，金老的头陷在枕头之中，除去假牙之后，颧骨高耸，面颊塌陷如深渊。我看见了死神翅膀的阴影，直觉上我已经知道那是最后一面了，便提出给金老拍一段视频留念。金老换了一件干净的毛衣，挣扎起身，在墙上自己的军装像下坐直了。当我的手机开始录制时，金老的眼里突然有了光，刹那间出口成章。那是我听过多次的话：骄傲，自豪，委屈，伤感，复杂的情绪你推我搡地涌上来，在喉咙口聚集成一个温热的团。我错了，曾经的英雄和后来的农夫并没有和解。一直没有。

那日离开金老的家，我心里很久都没有平静。我在想英雄的老去，或者说，老去的英雄。但凡一个人年少时遭遇智力大爆发，就会被人说成是天才；一个人年轻时遭遇胆气大爆发，就会被人夸为英雄；而一个人在某一个时段陷入的情感大爆发，会被人形容为激情。这几个词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蕴含着某种激越和壮烈，但它们都熬不过生活的长久磨损。过于壮烈的事件和情感都很难持久，因为经不得岁月的钝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慢剐。人若不曾做过英雄，大约也就安于老去的贫困和平庸。但一旦做过了惊天动地之事，却是很难长久地隐忍委屈和寂寂无名的。

那一次见金老时所搅动起来的情绪，很快就催生了《小寒日访程爷》这篇小说。这是我写的离纪实最为接近的一篇小说，金老潜伏在程爷的身上蠕蠕而动，不得安宁。但小说毕竟是虚构作品，发生在程爷身上的事，是许多零星杂乱的事件在一个虚构人物身上的集中呈现，程爷并不是金老。而小说中那个作为媒体人的王钰，则离我的生活更是遥远。王钰虽然不是我，但她却带了我的视角，她眼中所见的程爷里，有我记忆中金老的影子。

在《小寒日访程爷》等待发表的日子里，金老走了。他死在了从九十九岁往一百岁走的路上，终究没有活到一百岁。感谢《收获》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给我这片小小的空间，让我可以借此机会祭奠一位被一场国难彻底改变了命运的人。金老当年在县中读书的时候，大概是没想过成为英雄的。假如没有那场国难，也许他一辈子的话题，就会是关于学生、儿女和年成的。

也借这个机会感谢温州关爱抗战老兵义工队的朋友们，他们带我走向历史的褶皱和纵深之处，让我看见了许多被乡野掩藏起来的热血与感伤交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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