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集_[美]汉娜·阿伦特著 [美]杰罗姆·科恩编_9787208197244

学生时代的阿伦特因为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经历了哲学的震惊；当希特勒上台、纳粹主义横行德国时，她又经历了现实的震惊。数百万犹太人在欧洲的土地上被纳粹政权冷酷屠杀，促使阿伦特终其一生致力于回答，纳粹主义或者总体主义是什么，它如何诞生，又如何摧毁欧洲数世纪以来不断积累的道德与文化？
阿伦特曾因整理反犹言论小册子被纳粹政府短暂逮捕，八天后释放，后来她流亡到法国，最后辗转到美国栖身。本书收录了阿伦特从1930年到1954年未曾发表的文章，反映了她从24岁到48岁的思想发展过程。在这段时间，阿伦特运用自己的古典与欧洲思想学养，以哲学、历史、文学、政治理论等研究为切入口，从不同侧面试图解释并回应万劫不复的总体主义现象，体现了她一生运思的关切所在。

杰罗姆·科恩对我而言，重要的是去理解。
在我看来，写作就是探寻这种理解，
是理解过程的一部分。
还剩下什么？只剩下语言

生活在妙趣横生的时代是一个诅咒。汉娜·阿伦特在其过于短暂的一生的最后八年，常引用这句中国古谚语作为旁白来讨论新近发生的国内灾难或国际危机。无论是嘲讽还是若有所思，她这样引用都无需也不接受任何解释，仿佛谚语的反讽意味昭然若揭。尽管如此，我们也很难不被某种悖谬所触动，这种悖谬不仅出自谚语本身，而且源于从她那里听到这个谚语，因为她对人类事务的献身有着不可撼动的严肃性。她带着一种激情去寻求对这个可怕世纪的事件的理解，这种激情许多年来一直鼓舞着学者、艺术家、作家、知识分子、公众人物和她作品的其他读者，使他们哪怕在最黑暗的时代，也可以不带情绪地、毫不犹豫地直面这个不太美丽的世界的苦难。这些引用的话出自她，正是因为这些话，今天回想起来，这句中国谚语格外富有启发性，甚至是这位极具思想、非常内向的女性的象征。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以政治哲学家为人所知，尽管事实上她多半会拒绝这一头衔，并拒斥政治哲学的主张和基础。我们很难对她的身份加以定位。一些评论者强调她作品的社会学和历史学面向，一些评论者凸显她作品的文学品质和实际上的诗意品质，不过更多的人把她当作一位政治科学家来谈论，这是她许多年来接受了的一个标签。后来，由于声名鹊起而被要求对她自己的所作所为做个描述时，她宽泛地称那些作品为政治理论或思想。理所当然地，她既因是一个想要改变的自由派和欲求稳定的保守派受到称颂，又因对过去怀抱一种不切实际的向往或作为一个乌托邦的革命者而受到批评。这些不同的刻画(还可以引证更细致的描述)反映了进行刻画的人的不同兴趣，然而也表明了任何试图根据传统的学科或政治范畴对阿伦特作出一个判断的公正读者遭遇的真正困惑。或许令人困惑的是，就其个人而言，阿伦特天性上并不被政治领域所吸引，最初没有，甚或从来没有：她说，她对政治行动异乎寻常的理解，要归功于如下事实，即她是从外部看待它的。
然而，不可怀疑的是，她自始至终情不自禁地为理解活动本身所吸引，这是一种永无休止的、循环的心灵活动，对她而言，它的主要意义在于活动本身而不是其结果。确实，她有大量观念和意见；她作了新区分，贡献了新概念，而且改变了传统政治思想的旧范畴。这些都是结果，而且被证明有益于他人。然而，与绝大多数政治思想家不同的是，阿伦特首要关切的不是解决问题；她永不停息的理解历险，对她来说无异于生活本身，而非工具。更难以把握的是，理解活动为她提供了一个与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解的方式。若他人也在她的理解意义上进行理解，她会感到庆幸，并有在家之感。这并不意味着她想要或相信有可能把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别的人。那样对阿伦特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思考理解并赋予一个事件以意义的活动是一项与自身展开的既孤寂又私人的活动。人们一再重述她所过的典范生活，但最终，只有通过她对世界的理解所给世界投射的光亮，才是一窥汉娜·阿伦特是谁的唯一途径。
20世纪初，她出生于一个根深蒂固的非宗教德国犹太家庭，聪明过人、教育良好，继承了一种古老丰富的文化，而且她可能是这种文化最后的化身。20世纪20年代，两个性质根本对立的事件，在她思想和性格的发展上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第一件事是，她作为学生与两位生存哲学先锋的思想家的最初接触，后来变成了终身依恋：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第二件事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德国的壮大。
对阿伦特而言，哲学革命是一次内转，但不是反省、心理学意义上的，因为她的思考能力已经摆脱承继此前世纪的自然世界和历史世界的系统理性化。她经历自己所谓的哲学的震惊：对实存的纯粹惊异，这与单纯的好奇截然不同。从那一震惊中产生了强烈的自我反思，或者说自身思考，对于她而言，这在此后成了一切真正哲思的标志。因此，除了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思想内容外，向年轻的阿伦特敞开的还有一个内在的精神王国，在这个不可见的无形王国中，她可以在孤寂中真正地居于其间。
外部显而易见的世界则发生了相反的运动，它的根本意图并非修正而是摧毁数世纪以来演进的公民联合结构和制度。她把这种政治上革命性的运动的发展称作现实的震惊。阿伦特并非分别地经历了心灵在自我反思中从世界退隐，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的逼近。她当时还很年轻，不是那种可以离开德国、继续在一个自由国家像以往那样从事自己的学术工作的职业知识分子。然而，她依然震惊于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些成员如此轻易地选择与纳粹主义狂潮同流合污，而不是进行抵抗，甚至也没有选择完全摆脱这一潮流。这种对知识分子会任由政治潮流席卷到任何方向的倾向的不信任，伴随着她一生。
阿伦特曾说自己不是一个天生的作家，也就是说她不是那种从一开始、从少年起就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成为一名作家或做一个艺术家。她说，成了一个作家纯属偶然，是这个世纪不同寻常的事件导致的意外。她的意思是说，这完全不是选择的结果，她忍不住要试着对总体主义加以理解和判断。易言之，她的心灵，即那种以从世界退隐为条件的活动，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个动荡世界的冲击。
在这个世界，她后来说，甚至在希特勒实际掌权之前，她就已经意识到德国犹太人的厄运，意识到那种独一无二的现象即属于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终结。因此，她察觉到了某种有别于反犹主义的东西，反犹主义数世纪以来一直折磨着犹太人民，并且通过某种方式经受了考验而幸存下来。(后来阿伦特认识到，让纳粹总体主义有别于原来的迫害形式的，不只是对欧洲犹太人的严重摧毁，还有反犹主义不过是无所不包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
她的政治思想的原创性源于如下事实，现象上向她展现为新颖且史无前例的东西，如今在日常世界中实际上发生着，而这个日常世界此前在她的反思生活中几无意义。因此，政治对她而言成了一种现实，不只是政客在上面进行统治、运用权力、确定目标以及制定和实施达成目标的手段的政治舞台，而且抛开好坏不说，它还是新颖之事能够从中产生的领域，在那里，人类自由和不自由的境况被铸造。无论如何，政治现实从此以后锚定了她的所有理解尝试的方向特别是在她生命的晚年，她转向了作为理解之源的思考、意愿和判断这些反思性的心灵活动。
阿伦特曾写道：杂文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天然适合……运用于产生自现实政治事件的政治思想。在《过去与未来之间》(Between Past and Future)一书的序言中，她继续说道，书中结集出版的杂文，其统一性不在于整体的统一性，而在于一系列乐章的统一性，就好像一个用相同或相关的调子写成的组曲。那些话部分地也可以用来描述阿伦特的其他著作；《总体主义的起源》《黑暗时代的人们》《共和危机》，以及相比而言较小程度上的《人的境况》《论革命》和《心灵生活》，都是由此前已经在杂志上刊登或公开发表的杂文和演讲组成编排而成。唯一的例外是眼下这个文集，它的内容精选自她写于1930年至1954年间迄今尚未发表和结集的作品。也就是说，这并非她曾计划出版的一部书。书中的文字出自她，但书的结构则不是。该书的架构大致按照年代顺序，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显示她生命中从二十四岁到四十八岁这些年间的思想发展。
以阿伦特今天在世界范围的声望，实际上她写下的一切都引起了公众和学者的兴趣。二十多年来，她越来越成为学术关注的焦点，对她作品的批判性评论因尖锐分歧而备受瞩目这些分歧涉及的不只是她区分和判断的准确性(这一点在意料之中)，而且涵盖这些区分和判断的含义以及它们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尽管学者们的著述多种多样且互不相容，但对她作品的兴趣却持续增长。阿伦特之难以解释，主要是因为她是一个原创性的思想家，其次则在于如下事实，即她接受的古典和欧洲教育常常不为当代读者所熟悉。尽管如此，她写作的激情、独立和诗意品质，特别是她关于我们时代的政治事件史无前例的认识，却使她当之无愧地置身20世纪最具启发和迷人的思想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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