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季: 趋同与辨异_沈定平著_9787100087032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季·趋同与辨异（套装上下册）》涵盖明末至南明七十余年间的历史，通过对五组矛盾现象的解析，解释文化交流的实质和特征。它们是，耶稣会内部有关“天”、“上帝”称谓的论争，明朝士大夫中掀起“南京教案”与编篡《崇祯历书》的分野，闽浙中下层士人拥戴或排拒基督教的斗争，基督教不同派别围绕中国礼仪之争了，辽东战争期间引进与阻止西洋大炮及炮师的对立。
凡此表明，坚持反映文化互补性的和平与平等交往的原则，跟激化文化差异性而导致矛盾冲突的图谋，成为利玛窦时代以后，不同的政治势力和宗教派别斗争的焦点，也是贯穿这一时期基本的历史线索。

    第二节明代夷夏观的特征
    明朝的建立，这种所谓“一统华夷之盛”，而“功高万古”的伟业，①无疑为纠绳宋辽金元夷夏观的偏执和分野，走向整体性综合，乃至较为全面地实践孔孟夷夏观，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此外，因退处塞北的蒙古游牧民族的侵扰，一直是内地农耕文明生存的威胁，故在长期形成的防御战略中，凸显保守和内敛的倾向。于是，整体综合与保守内敛，便成为明朝夷夏观的基本特征。它们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明初夷夏观特色的彰显及其指导下防御战略的形成。
    明朝奉行“敬天法祖”，故明初太祖、太宗和宣宗的思想取向及其举措，为后代执政者奠定了理论和政策的基础。
    如朱元璋于建国前之吴元年（公元1367年），为挥师北伐而颁布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民人檄》（又称《谕中原檄》），便浸透着对孔孟夷夏观的崇重和同仇敌忾的华夏民族意识。檄文虽认为，“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然而，这种表面上承认“北狄”曾入主中国的所谓“天授”说，不过是替天运循环已有新的主人，朱元璋“恭天成命”，北伐中原“复汉官之威仪”，所做的一种铺垫。檄文宣称：“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需要指出的是，华夏民族意识和天命帝王心态的如此张扬，全然是在孔孟夷夏观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的。檄文开宗明义：“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治天下也。”继而，指斥元朝“冠履倒置”之罪，首在淆乱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理纲常。至结尾处，宣布：“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尔民其体之。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国之人抚养无异。”①诸如内中国而外夷狄，彼此纲常礼义之区分，此乃传统夷夏观平素的主张。而昭示非华夏族类的蒙古、色目人，只要接受中国礼义之教，当与中国之人抚养无异的承诺，显然是韩愈（夷）“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说法的变通，其中蕴含以中国礼义同化异族的深意。这种既厘清夷夏之间的差别，又突出文明更化作用议论的综合，正是孔孟精神整体性的回归和再现，具有指导现行政策的意义。
    此后，对于上述原则，明太祖有进一步的阐述。其一，将元明易代，自己以布衣而得天下，皆归于天命或天意。如说：“胡元入主中国，蔑弃礼义……天实厌之，以丧其师。联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②又谓：“朕起寒微……安有三军六师以威天下？岂料应图谶，有天命，众会云从，代君家而主民。”③更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实由天命。”④毫无疑问，在已往的夷夏观中，如天地区分夷夏说，五德转移说，图谶说，均带有超越人世的神秘的色彩。而朱元璋将夷夏政权的更迭和华夏礼义的复兴，统统归结为上天的意旨及其眷顾，这不啻强化了传统夷夏观的神秘和宗教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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