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中国丛书》的策划始于2002年，那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还叫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时任社长郭又陵先生来我校访问，我带他浏览了本馆所藏的大批与中国有关的西文旧籍。其时自改革开放后兴起的又一次西学东渐热潮正盛，域外汉学和中国学的经典作品在被有系统、成体系地引进。我们觉得，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离不开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以及后来的外交、商务人士和学者。这些来华外国人的亲历纪实性著作，虽然不是域外汉学的主流，也是与汉学和中国学紧密相关的材料，值得翻译出版。郭社长回去后邀请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耿昇先生担任共同主编，获得首肯。耿先生并为丛书作序，确立宗旨如下：《亲历中国丛书》只收入来华外国人的亲历纪实性著作，包括探险记、笔记、考察报告、出使报告、书简等。内容力求客观、公允、真实，并兼顾其科学性和可读性。在允许的范围内，力求满足中国学术界的需要，填补空白和弥补不足之处。也就是说，集中从一个方面配合方兴未艾的对西方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提供国内难得一见的资料。

经过2年的运作，第一批2种译作于2004年面世，反响颇佳。至2010年，《丛书》出满10种，耿昇先生退出，改由郭又陵社长共同主编，笔者写了新序，装帧也更新了。接下来的6年又出版了10种，郭社长荣休，出版社领导更替，此后只履约出版了3种签了合同的书稿，《丛书》的出版于2019年告一段落。

回顾历程，必须感谢郭又陵社长作为出版家的远大眼光和胸襟。这部丛书的经济效益或许并没那么好，社会影响却出乎意料的好。《丛书》中的《一个传教士眼中的晚清社会》获2012年度引进版社科类优秀图书奖，《古老的农夫不朽的智慧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可持续农业考察记》被评为第十三届引进版社科类优秀图书，于2002年正式启动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曾有意把它纳入，因技术原因未果。学界热烈欢迎这类域外资料，从中发现不少有用的材料。比如《我看乾隆盛世》，书名几成口号，内容被多种著作引用。即便是民间，该书也引起一些有趣的反响。比如《我的北京花园》中立德夫人客居的到底是哪个王公的园子，一批网友曾热烈地探讨过。其作为史料的意义，更是突破了最初设想的汉学范畴，日益彰显丰富。简而言之，因为《丛书》所选的西文旧籍都是公版书，当初截止于晚清，目前已扩展至民初，差不多涵盖整个近代。

近代史料的形式多种多样，过去相当一段时期，学界对与政治史相关的档案文献关注较多，其他，尤其是与当时中国的地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物等相关的记载被相对忽略。本丛书所收集的纪实性著作的作者包括政府官员、军人、商人、传教士、学者、旅行家等。他们游历经验丰富，受过良好教育，在中国的时间少则半年，多则几十年，其中许多人还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们对在中国的所历、所见、所闻做了细致深入的观察和记录。因为记录者是外来人，从而对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事物天然地怀着某种好奇，对中国人无意识或不屑记录的内容的转述，到今天恰恰成为极为珍贵难得的史料。又因为近代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各地的山川风物和社会百态多已烟消云散，却被凝固在这些西方人的著述当中了，就像琥珀中的昆虫，历尽岁月，依然栩栩如生。它们不但是研究中外关系、中外文化的互动等方面的极其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还是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方面的重要资料，正可以补上述之阙。换言之，这类旧籍有如一个包罗万象的宝库，不但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都有可能从中发掘出有用的材料，一般读者也可把他们当作Citywalk的指南，据以追怀各地的当年风貌，得到有趣的阅读体验。

我们还要再次强调，整理、翻译、出版这一系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保留历史资料，因而尽量少做删节，也不在文中横加评论。但是这些书的原作者，都来自100多年前，那样的时代，身份各异，立场多样，有些人免不了带有种族优越、文化优越和宗教优越的心态，行文当中就表现出对当时的中国、中国人、其他宗教、其他文化等的歧视。也许还有个别人是怀着对中国进行宗教侵略、思想控制、殖民控制等目的来到中国的。希望读者在阅读这些文字时，既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也有清醒的认识；既要尊重他人的善意旁观，也要站稳自己的立场；对一些恶意的观点，坚持批判的态度。

因此，同样非常感谢九州出版社同仁的眼光和胸襟，愿意接过这套丛书继续出版。我们的计划是一边先再版早期的反响良好的译作，一边逐步翻译新书。再版的译文都请原译者修订一过，唯当初的翻译说明或序言之类一仍其旧，以存历史，特此说明。

李国庆

2023年岁末于哥伦布市细叶巷

好奇心，或曰求知欲，乃人类之天性。在其驱动之下，古今中外产生过无数著名的旅行家。他们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精神令人钦佩，他们饱览奇风异俗、亲历历史的经验更令人羡慕。毕竟并非人人都有条件或机缘成为这种旅行家的。因此，尽管有百闻不如一见的说法，他们留下的记行文字还是会成为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或求知欲的宝贵资料。

在这一意义上，虽然本书讲述的是中国的人物事件和风俗习惯，原先的读者对象也是外国人，却因那人物事件是百年前的人物事件，那风俗习惯是百年前的风俗习惯，对于不能亲历历史的这一代中国人来说，它还是值得一读的。

本书作者立德夫人当初并无成为旅行家的计划。她的本名叫阿丽霞·海伦·乃娃·毕维克。原籍是英格兰的莱斯特郡，1845年出生在马德里，20岁后移民伦敦，从事写作和女权运动近20年。据现在可以查到的资料，她在此期间至少创作了八部小说。尽管这些小说大多属言情一类，成就和影响也都不大，但因此而获得的文学修养对她日后有关中国的著作风行一时显然有极大的帮助。

她成为大旅行家的条件或机缘发生在1886年11月。在中国经商有成的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先生在伦敦与她成婚，第二年年初带她来了中国，此后直到1907年护送病重的夫婿回英国，她在中国生活了20年，足迹几乎遍布神州大地。在这个陌生的穿蓝色长袍的国度沉寂了几年之后，她以阿奇博尔德·立德夫人之名重操旧业，先后出版了十部著作。它们皆以中国为背景或跟中国有关系，其中尤以四本游记最受欢迎。所以伦敦《泰晤士报》于1926年8月6日刊登的讣告称她是著名的中国专家。她的作品至今仍是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她本人也成为博士论文和专著的研究对象。

她这方面的成就在过去的中国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中国人记得她的是其在百年前为解放中国妇女之脚所做的贡献。《华声报》电子版在新世纪到来之时选出了100位在20世纪对中国产生过影响和作用的外国人士，她名列其一。她这一方面的活动在其《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该书已有中译，此不赘述。海外近年的学术专著《中国和西方：信念和活动家》中有一章中国的观音菩萨第二，立德夫人和她的天足会，也给了她的活动以充分的肯定。

给予她成为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女权活动家的条件和机缘的立德先生名声不如太太。他1838年出生于伦敦的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之家，在圣保罗学校接受了初级教育，14岁去柏林继续深造，因而精通德语，1859年来中国也是为一家德国公司工作。当时他弟弟威廉，中国记录多称立德尔先生，已先于他在中国上海经商了。1860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中国南部，立德先生丢了茶叶鉴定师的工作，却得到了周游中国南方各省的机会。有资料称他去拜见过忠王李秀成，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说过对天王洪秀全并无好感。事实是他参加了抵抗太平军、保护上海的战斗，加入过华尔的洋枪队。清廷为表彰其镇压太平军之功赏了他一个从三品的游击官衔，新中国当然就将他划入了阶级敌人之列。不过此后他还是回到上海跟弟弟一起经商，并颇为成功。就在此时他娶了立德夫人。在给予立德夫人条件和机缘的同时，他的人生也因此大为改观。在作家太太的影响之下，他经商之余也编译了一些中国故事，写下了数本记录亲身经历的游记。所以英国的《大不列颠名人录》后来也推崇他说很少有人像立德一样热爱中国，他的许多著作是了解中国的标准书。

和太太一样，作为作家的立德先生不久之前也还不为中国人所知。中国近现代史上记下的是他另一件褒贬不一的壮举：他于1898年首次驾轮船通过三峡，开辟了长江从宜昌到重庆的航路。褒的说这对开发中国大西南意义深远，贬的说他充当了侵略中国南部的急先锋、劫夺四川资源的野心家。事实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获得不管是中国还是英国当局的荣誉和奖赏，也没有获得多少实际的经济利益。历史一向都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中译本《扁舟过三峡》，那既是他探索航路的艰辛记录，也是文笔生动的三峡游记。

除了短暂回英国访问之外，立德先生在中国生活了近50年。长期的奔波劳累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1907年他抱病由夫人陪伴回到伦敦，次年11月5日便去世了。立德夫人从此直至1926年逝世，也再没有回过中国。

本书译自1905年伦敦版本。书中插图、照片尽量保留。翻译分工是这样的：陆瑾译了序言、第一至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我译了第十二章和第十四至第二十二章，最后由我校订统稿。所以如果有错，责任在我。

陆瑾对本书内容做过一个简洁而中肯的介绍，现照录如下：

本书描述的是1900年至1902年间，作者在北京短暂居住并在周边旅行时的见闻与感想。其时八国联军大举侵华，强占北京、天津、山东、东北等地；慈禧挟光绪仓皇西逃，复又还都；义和团遭镇压，退出京津；神州动乱，疮痍满目。作者除了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京及周围地区的名胜古迹、自然风光和社会风俗以外，更详尽记录了这种历史背景下的许多社会生活场景和历史事件，如慈禧回京等。字里行间又时时流露出对中国古老文化遭到战乱洗劫的痛惜，对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反思，以及对中华民族在未来崛起的信心。全书内容涉及历史、地理、宗教、教育、民俗、文化和晚清官僚体制等许多方面，除了有很强的可读性外，对于今天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和社会生活等也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译事固难，而译外人所写的中国历史更难。书中有许多人名、地名和事件由于拼写与今不同，颇费思量，我们尽可能地查核复原；有些不确定或作者误记者，我们都加注说明；专名第一次出现，皆附原文，以备查考。在做这一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目前读书界对立德夫妇其人其作的认识有一些因翻译而产生的混乱。小者如称立德为立德乐，称立德夫人为阿绮波德·立德的。按约定俗成的规矩，立德在上海、宜昌和重庆都开办过立德洋行，立德之名应当比较确定；而立德夫人之名是取自丈夫，故也以随丈夫称阿奇博尔德为善。又立德夫人1902年创立的天足会，似乎只是在上海的一支。中国反缠足运动的起始年代也早于1902年。有文章说她常带着她的小狗和英国小马，游历北京、天津、烟台、上海、宁波和芜湖，我们猜想这是误读了她的一张跟小狗和小马的合影。照片中的马应该是她在本书中多次称赞过的川马。被多次引用的她转述的李鸿章的一句话，原文是这样的：If you unbind the womens feet, you will make them so strong, and the men so strong too, that they will overturn the dynasty.一种译文说：你知道，如果你让妇女都不裹脚，她们会变得很强壮，男人已经很强壮了，他们会推翻朝廷的。另一种译文大约感到此话费解，在男人已经很强壮了跟他们会推翻朝廷的之间加了一句女人再强壮起来。我们以为，这句话应为：你放开了女人的脚，就会使她们强壮起来，还会使男人也强壮起来，最终会使他们强壮到能推翻朝廷的。这句话出于李鸿章之口确实很值得玩味。但男人当时已很强壮显然既不是事实也不是李的原意，至少不是立德夫人理解的原意。她说过的另一句话肢体不全、愚昧多病的母亲生育抚养的儿子会跟他们的母亲一样可以为此作注。所以说，尽管翻译大多是出于增进中外互相了解的善意，但要使译文既能达意又能传神，实在很不易。出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译作也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我们真诚地希望得到有识之士的指教。

李国庆

2003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