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科学》（19151949）的传播活动和发刊内容为基本，通过对杂志的传播过程、传播主体、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策略，以及传播效果的全方位考察，全面展示多元化的传播主体社会角色的形成和变迁过程，传播理念的形成和演化路径的逻辑分析，传播内容与社会的互动变迁关系的梳理，以及传播主体采用的方式和策略的选择。此外，书中不仅展现了科学知识体系的引入与本土化历程，更深入探讨了科学文化在中国社会扎根与重构的独特路径，揭示出《科学》杂志的传播实践绝非对西方科学的简单移植，而是通过知识传播、价值重塑与文化建构的多元互动，为中国近代科学知识体系与文化认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本书可供科学史、传播学、近现代史研究者及文化研究学者参考。

创刊于1915年的《科学》杂志，不仅系统引介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更开创性地搭建了科学家与公众对话的平台。从微观粒子到浩瀚宇宙，从基础理论到应用技术，这些严谨而富有洞见的文字，不仅滋养了几代中国学人的科学素养，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守护了理性之光。时至今日，《科学》杂志所奠定的科学传播范式，依然为当代科普工作提供着宝贵的启示。

《科学》(19151949)的创刊发行在近代中国科学传播历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从1915年1月至1949年12月，35年间，《科学》共出版31卷，合计356期，留下了约3000万字的宝贵思想财富。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科学》的相关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丰硕的成果。进入新时代，在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论断之下，关于科学传播的研究日益走向更加中心的位置。相应地，对近代中国科学传播发展历程的回顾和总结，以及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救国、兴国、强国的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的重要作用，也越来越引起众多学者的再审视、再思考。对《科学》传播活动的研究和探索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主题和实践议题。
中国近代科学不是由中国古代科学的内源演变而来的，而是主要靠外力不断引入、吸收和传播的结果，其在中国的发生、发展与社会地位确立的过程，也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对中国近代科学传播过程的历史考察，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近代科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诠释、解构、重建和创新，以及近代中国社会对科学的接纳、认同和发展，对丰富当前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发展路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读硕士的时候，怀着对现代化道路源头的极大兴趣以及对近代科学无比崇敬的心情，我一直在思考，在世纪更替、新旧变革、社会巨变的晚清时代，面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输入和传播，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是如何认识和思考科学传播带来的社会变革的?又是如何定义和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的?在陆续接触到了冯桂芬、郑观应、王韬、严复等清末思想家的著作之后，我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西学东渐、科学传播与启蒙的知识领域。在博士阶段学习中，如何选择一个既感兴趣又能够做得了的研究主题，成为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在众多前辈大咖的指导和帮助下，我选择了中国近代科学思想史和科学传播的研究，一步步将研究中心和主题聚焦到《科学》(19151949)的研究范畴中来。
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带着这样的思考，我对《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科学》刊发的全部文章进行浏览，摘抄了全部的目录，并完成了10多万字的阅读笔记，形成了一个相对感性的认知体验。随后，基于众多前辈学人对《科学》的传播历程、传播内容、主要特点及效果等海量的既有研究成果，带着思考进行有针对性的研读，力争实现传播实践(内容)与理论指导(成果)的相互融合。从内容到理论，又从理论回到内容，一幅相对清晰的近代中国科学传播活动的百川入海的鲜活画卷呈现在自己的眼前。原来近代科学传播可以这样有趣，它不仅仅是知识、文化和价值的单方面输入，而且是西方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现实的一个互动交融。那个时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终极目标就是将西方科学创新性转化为中国化科学,又将中国化科学创造性转化为科学中国化。正是在科学知识的不断交流和转化过程中，推进东西文化的交融成为一幅科学传播的历史画卷。对这个科学传播活动现象的社会学考察，就成为本书的一个缘起。让我更加惊喜的是，《科学》创始人之一任鸿隽先生的祖籍竟然在浙江湖州吴兴，这里也是我赖以生存的安身立命之地，或许学术研究也讲一种缘分吧。
中国本身究竟有没有科学，这是《科学》的传播主体面对的首要问题。1915年，在《科学》创刊号上，任鸿隽的《论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作为首篇论文推出，在逻辑上隐含的一个前提和预设就是中国无科学。从这个基本论断出发，传播主体刊行杂志，传播科学，提倡研究就显得自然而然，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科学传播活动。他们围绕中国无科学这个逻辑前提，沿着中国如何有科学、如何发展科学这个发展目标，以刊发《科学》为起点，逐步构建了一个由自然科学家为主体，关心科学发展的实业家、政治家为辅助，从民间层面、政府层面到社会层面的泛科学共同体，来推行其科学救国的伟大理想。在这个科学传播过程中，他们以科学知识传播作为基础，涵盖了科学基础理论知识、科学应用知识、科学通论、科学史等当时几乎所有的门类，不仅深化了国人对科学观念、科学精神、科学价值、科学方法等本质问题的认识，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科学教育、科学实践等应用问题的研究，同时开创了科学与大众、科学共同体之间、中国科学界与国际同行之间平等交流和探讨的先河，从而实现了对社会公众全方位、多层次的科学传播和启蒙，为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从科学传播的必要性来看，《科学》的传播主体抛出所谓的《论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从一开始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切入点或生题点,这个论断恰恰是激励以任鸿隽为代表的一代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传播科学，推进科学事业的切入点，也是其传播合法性和必要性的一个基础。从这个论点出发，《科学》的传播范围不断拓展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科学、科学体制、科学研究、科学教育、科学与社会等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科学》的全部科学传播活动，都可以看作对这个问题的延伸和回应。《科学》创始人之一的任鸿隽，在1929年第十四次北平年会记事中就明确提出：尤希各社友共同努力，不惟令中国科学化，且更进一步，使科学中国化。并就传播宗旨和目标做进一步阐述道：中国科学化只是传播的第一层目标，就是要推进科学在思想、生活和各个方面的地位的确立；随后的科学中国化才是传播的最终目的，就是中国应该为世界科学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启蒙的两大主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任鸿隽提出的中国科学化与科学中国化不仅是《科学》传播的总体目标，还是近代中国无数先进分子以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解放和发展进步为主要目标，推进中国现代化的科学探索与实践之路。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那个时代最先接受西方科学系统训练、最早接触西方科学思想的一代自然科学家群体，由于对科学理性至上、科学方法万能、科学价值无限的认同和尊崇，以致身上具有浓厚的唯科学主义色彩而受到某种程度的诟病。但是，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知结构去衡量和要求前人，更不能苛求前人做出只有后人才能做出的业绩来。可以比拟的是，与同时代的人文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群体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相比，他们则显得更加清醒、更具理性、更为科学。基于此，探究以《科学》传播主体的科学思想、方法选择、价值判断和社会实践，对于了解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大众的科学观念与社会建构，对于实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许能够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本书在时间跨度和论述范围选择上，选取19151949年《科学》的发刊内容和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与时代变动及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之下，围绕《科学》的科学传播与社会互动这条主线，按照时间序列考察传播活动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演化，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从历史到实践，全方位展示《科学》的传播活动在科学本质观念在社会的确立和发展，以及推进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实践历程。
本书共分8章：
第1章导论。主要介绍本书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理论概念、思路方法。
第2章《科学》传播活动的实践历程。重点梳理传播活动与社会互动的相互制约与双向互动关系，指出《科学》的传播实践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经历了一个传播观念表达、传播范式形成、传播优先解密、传播危机反应和传播理念转型的发展过程。
第3章《科学》传播多元化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重点梳理传播主体在传播活动中的社会角色形成和变迁，指出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在推进中国近代科学传播发展的同时，在共同具有的精神特质的指引下，自身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得以确立，也普遍经历了一个从科学传播、科学研究、科学教育到科学管理的多重社会角色变迁历程。
第4章《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重点梳理科学传播理念与社会互动的形成和实现路径，指出在求真理念指引下，推进了科学本质观念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不断深化，在致用理念指引下，推进了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
第5章《科学》传播内容的主题变迁。重点梳理科学传播不同阶段与社会互动的内容变迁关系，指出在发刊内容的热点和重点的变迁过程中，体现出全面的科学知识普及、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下的科学文化建构、抗战救国下的科学实践与科学建国下的科学体制确立等不同特征。
第6章《科学》传播方式的策略选择。重点梳理传播方法与社会互动的关系，指出传播主体在传播活动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和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方面展现的不同特征。
第7章《科学》传播活动的效果评析。重点从科学传播的科学角度对传播活动所产生的效果进行反思评析，指出当代科学传播既要遵循科学原则，更要遵循传播原则，应该走一条科学与人文发展的社会实践道路。
第8章《科学》传播活动的启示与研究展望。通过对《科学》传播活动的历程分析，指出当代科学传播主体、传播媒体和实践目标的启示，并对未来深入研究做出展望。
综上，《科学》的传播活动，并不只是简单诠释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文化，而是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建构了中国近代的科学知识和文化。《科学》从知识传播起步到学术建构再到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从留学生为主体到民间共同体为主体再到多种社会力量的结合推进科学成为国策的传播历程，是科学知识价值不断发挥和传播主体自身主动作为的结果，两者之间经历了一个互惠互动的变迁过程。《科学》的多元化传播主体，在推进科学本质观念在社会的确立以及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中，在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策略上存在着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思潮和精神价值的融合互动过程，最终导致在传播效果上产生了具有中国传统价值特征的科学主义。《科学》传播的最终目标是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全面发挥。只有当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相统一时，科学传播活动才可以正常地开展；当两者相矛盾或者分离时，科学传播活动就陷入停滞或者消亡。因此，当代科学传播活动必须秉持真善美多维统一的传播理念，走科学与人文相互统一和融合的科学传播道路。
本书主要的创新之处：一是在传播视角上，把《科学》的传播活动，看作传播主体的自身行为和具有情感价值特征的社会行动，这与以往将传播仅仅看作科学知识的单方面的传播与普及的观念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二是在传播理论运用上，通过采用传播学5W的研究模式和科学传播的三种形态理论，对《科学》的传播活动进行立体的、多角度的全面分析，这在以往的研究中还没有看到。三是在传播内容上，对《科学》的传播内容做全面梳理考察，细致统计各卷内容，认真梳理各个传播时期科学本质观念变迁与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社会历程，并指出其不同阶段呈现的传播特征。特别是对大量传播内容的梳理、分类、简单评述，目前还未发现其他人做过，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四是在传播理念上，通过对《科学》的传播理念的具体分析，指出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和融合的必然性，体现在现实世界中就是科学传播中传播与科学二律背反的逻辑悖论。为此，提出科学传播活动应坚持科学理念和传播理念并重的原则，走科学与人文相互融合的传播道路。
本书主要的不足：在资料整理方面，虽然做了大量的史料搜集工作，但由于《科学》传播内容涉及面宽广且较分散，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总感觉对其进行的梳理研究相对比较粗浅，对其传播的科学思想和内容的研究可能还存在不足之处。在理论运用方面，本书涉及传播学、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中国古代科学、中国近代思想史等多个学科领域，特别是在科学传播理论深度和科学社会学的方法运用上会有不足之处，期望各位读者指正，以待在日后的研究中弥补。
王 伟
2025年1月11日于浙江湖州西塞山下

王 伟
1977年生，河南南阳人，哲学博士，副教授，现为浙江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学院副院长，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科学传播、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学等。公开发表学术性研究性论文10多篇和专题性研究报告20多篇，2篇获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正面肯定性批示。在国家级报刊公开发表各类评论性文章9篇，2篇被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国家级媒体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