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历史密码_王光镐_9787522204574

全书充分汲取历年来有关北京的考古成果，遵循历史学和考古学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从地下考古、纸上文献、地面古建等多维视角出发，对北京城之源都之源等历史密码作出了逐一解析。在此基础上，作者揭示了古都北京的总的图景，挖掘了北京红墙绿瓦深处蕴积的极为丰厚和深刻的东方文明内涵，同时还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特异性做了大视角的横向比较，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概而言之，作为一个老考古人，作者解码北京的成果充分印证了这样一句话北京学不该是地方志，而应是解读中华文明的密钥。

后记
作为一个自小生长在北京的老考古人，借助考古资料来深入探讨北京的历史文化，是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什么是考古？在考古学已然大昌的今天，这仍然是个歧见纷披的问题。事如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所言：究竟什么是考古学，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的。有人说考古就是挖掘和鉴定文物的，如果是这样，就不会成为一门学科。于是，在比较了有关考古的种种中外解读后，严先生作出了一个自己的判断：经过再三考虑，似乎把考古学的定义作如下表述更为贴切一些：考古学是研究如何寻找和获取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以及如何依据这些遗存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在这句话之后他又进一步补充道：（上面）前半句话强调了田野考古学，它是近代考古赖以确立的基础；后半句话强调了研究的目的和主要内容，从而明确了考古学的性质。
严先生前半句话说的田野考古，是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在此无法展开。至于他后半句话强调的如何依据这些遗存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倒是早在一百年前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有人提出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方法，这就是史学研究的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是由史学巨擘王国维先生于1925 年在清华大学讲授《古史新证》时提出的。王国维（1877 ～ 1927 年）字静安，号观堂，清末民初人，有《静安文集》《观堂集林》等存世。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时，王氏上承乾嘉考据学派的国学传统，又借助刚刚传入中国的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援引甲骨文及金文资料与文献对勘，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就。对于自己采用的这种研究方法，王国维称之为二重证据法，即取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相互参证、相互补充的研究方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其实在王国维那个时代，现代意义的考古工作尚未起步，其所倚重的地下实物，无非是传世的甲骨文、金文材料，还很难说是真正意义的二重证明。而今天，当田野考古工作早已漫卷全国，当考古发现早已触目即是，各类地下文物与文献史料的相互参证和相互补充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已成为古史研究方法的不二之选。
从专业角度出发，落实二重证据法的途径无非有二：一是历史学者立足传统史学来结合、运用考古材料；二是考古工作者基于田野考古资料来结合、运用文献史料。历史学与考古学是极具亲缘关系的学科，这种结合看似轻而易举。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两大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有很大的不同，以至不能不把它们并列为国家一级学科。质言之，如果不深入理解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的精髓，历史学者就很难从枯燥乏味的考古资料中读出活的文章来，充其量只能人云亦云。同理，深陷盆盆罐罐的考古工作者想要熟稔掌握历史文献亦非易事，想从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中去伪存真地得出独到见解就更是难上加难，故而对文献的使用也往往有贴标签之嫌。于是，正如人们时常看到的那样，虽然历史学者与考古学者不乏共同话题，常常要坐在一起讨论，但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说各的话。
先秦史学家沈长云先生说：目前不论在考古界，还是在历史学界，大多数学者都赞成历史应当与考古相结合，并且也是努力这么做的。然而从实际效果看，这种结合做得尚不那么理想……这并不是考古学者与历史学者互不买账，而是其距历史研究的要求确有一些距离。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对此说法颇为赞同，他认为这段话确实反映了现实，并且自我检视说：原因恐怕更多是在我们学历史的一方面。其实，这跟学历史出身还是学考古出身并无多大关系，有关系的是，无论立足于考古学还是历史学，都不仅要尽可能地深入考古学文化的堂奥，还要苦心孤诣地研读文献史料，合两专为一专，而这显然是件并不容易的事。
以北京历史文化之悠长，以其享誉中外的历史名城地位，探讨并阐述北京历史文化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正如我们看到的，出发于历史学的著述虽多，不但有各种版本的通史类著作，还有探讨北京历史地理、北京城市发展、北京都城建设乃至北京稗官野史的专著，甚至有集数十位专家通力合作的洋洋330余万言的大部头《北京通史》，但它们都几乎和考古资料不沾边。即使其中对某些考古发现不能不有所涉及，也只是简简单单地一语带过，远远谈不上藉考古成果来复原和发掘历史。至于出发于考古学的，积累近一个世纪的北京考古发现，陆续问世的不仅有各种考古资料汇编和考古发掘报告，还有集大成的《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考古五十年》《北京考古志》等，更有多人合力撰写的大部头《北京考古史》《北京考古发现与研究》等，亦不可谓不丰。但纵观这些考古学著作，除了必须借鉴的历史年代、历史地名、历史事件外，鲜有结合文献史料深入开展研究者。
总之，客观事实是，虽然北京各博物馆、各高校、各科研机构的历史、考古人才济济一堂，但不能不说，百年前王国维倡导的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仍是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随着考古学从小众走向大众，随着它越来越被公众所关注，北京的考古人也开始写一些普及性读物，开始结合历史文献来挖掘考古资料中蕴藏的故事。这给枯燥的考古事业增添了不少生趣，是件令人欣喜的大好事。但这却不是二重证据法的初衷，更不是考古学的终极目的。正如考古学大师夏鼐所言，考古学的终极目的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规律。即其根本目的在于发掘与发现历史，揭示历史文化的总体特征与规律。
因此，实实在在地融历史与考古于一体，切实秉承考古学科的根本目的，深入探索北京历史文化内在的基本属性和基本规律，就是我们应当为之努力的方向，也是本书的宗旨。
努力的方向有了，那么本书的写作应该遵循一个什么原则呢？这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幸得华夏出版社人文历史编辑中心主任杜晓宇先生和编辑刘伟先生的指点，给出了轻学术三字真经。这三个字的意思是，学术性还是要的，否则便会沦为人云亦云的通俗读物，从而丧失自身的特点。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学术性却不宜过重，要尽可能轻一些，轻得让非专业人士也能读懂，甚至能让所有对北京历史文化感兴趣的人都能读懂，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扪心自问，拙作的学术二字还是当得起的，主要表现在：
一是书中保留了必要的原始史料和考古资料，保留了这些核心史料的原始出处，以此尽可能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据。
二是全书从始至终都认真遵循了二重证据法的原则，综合运用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史料来探讨北京的历史文化，而这本身就是一种学术性探索，是一种纯学术行为。
三是拙作不乏学术新论，道出了许多前人未曾道的创新之见。其中最核心的是，全书各章对隐藏在古都北京深处的历史密码做了逐一解析，而由于它们的一一揭示，北京历史文化的种种奥秘得以剖解，北京历史文化的独特性也得以展现。总之，全书从头到尾新见迭出，而且所论诸事皆与北京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基本属性和总体特征有关，由此把古都北京的面貌更加准确、鲜明、生动地呈现到人们面前。
那么，怎样才能在确保学术性的基础上，实现轻学术的轻呢？
2014 年底，拙作《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初版问世，不期然于2015 年5 月被大名鼎鼎的北京人大附中列为向全校推荐的经典图书。在人大附中这次推荐的九本图书中，拙作不但忝列胡适、梁漱溟、余秋雨等人的传世之作中，还在不经意中被排在了首位。坦白地说，《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是一部纯学术著作，洋洋洒洒70 余万字完全是由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的考据堆砌起来的。人大附中之所以推荐此书，想必是被它的创新性见解所吸引，而且认定这些新见都是翔实有据的。此事引起了《中国教育报》的关注，为此特意刊发了一篇《知名中学的学生都在看些什么书》的文章，文称：各位爸爸妈妈们，你们是否在苦恼，除了一些世界名著之外，实在不知该给孩子看什么书？而且看过的书籍的类别单一，怎样才能给孩子丰富多元的阅读体验？别担心，小编专门对症下药，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人大附中学生们的精品书单。此书单可谓古今中外，各有涉猎，乃良心推荐，各位看官还不快快推荐给孩子？而《中国教育报》在此文中推荐的第一本书，也是《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
比较之下，在被北京人大附中和《中国教育报》看好的《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的基础上，本书除了在内容上转为以城为重点外，还在写作上遵循了如下原则：
一是尽可能剔除了繁琐的考据性内容，裁减了晦涩难懂的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
二是避开了一切尚待商榷的疑点难点问题。
三是挖掘了一些鲜活的考古故事，增添了一些平实易懂的考古史料。
四是在行文时尽量注意语言的通俗易懂，避免采纳过多的专业术语或复杂的逻辑结构，以求深入浅出。
有了上述各项措施，无异于在《人类文明的圣殿：北京》一书的基础上逐次降低了四级难度，或许算是比较轻了吧？
当然，如果要降低到小学生或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阅读，本书显然还轻得不够。然而，那已经超出了轻学术的范围，而应当纳入童书的范畴了。
以上就是在创作本书时所作的思考，特赘述于此，以为后记。
最后，衷心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刘伟先生，正是他对北京历史文化的深入理解，以及对编辑工作的一丝不苟，才使本书得以顺利面世。

王光镐
2025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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