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代:1793年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社会学分析_[美]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著，熊俊诚译_9787543236714

本书从社会学的视角对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重要事件旺代之乱进行了分析。本书区分并比较了位于法国西部的莫日地区以及瓦尔和索米卢瓦地区，重点比较它们在政治、经济、宗教和邻里关系上的差异和变化，由此追溯了从1789年到1793年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历程，并将其模式与法国西部地方性社区的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在对大量史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书有力地指出了不同社区对法国大革命持不同态度的根本原因。

旺代之乱是欧洲最后的大规模农村叛乱之一。虽然之后还有很多叛乱，如持续到20世纪的西班牙起义、俄国革命期间兴起的农民运动、法国农村对1851年拿破仑三世政变的大规模抵抗，以及其他地方的叛乱，但在1793年时，旺代这一脉的叛乱已经日趋衰落。农村叛乱曾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在漆黑大厅中的先辈肖像中，好奇的访客会看到1358年法国的扎克雷起义、1381年英国的农民起义、15 世纪20年代波希米亚的胡斯派（Hussite）和塔博尔派（Taborite）的叛乱以及1525年德国的农民战争。可以辨认出这些古人虽然一脉相承，但其服饰的细节往往赋予了他们一种陌生的感觉。虽然这听上去像是一个悖论，但千禧年的愿景、对平等主义的呼吁和对自由的要求，更像是中世纪叛乱而非现代叛乱的特征。
当我们这位虚构的访客继续漫步在这一幅幅17世纪的油画之间时，他能更加清楚地看出旺代之乱与这一家族的相似性。仅在法国的这一分支中，他便会注意到赤足汉（Nu-Pieds）起义、乡巴佬（Croquants）起义和红帽（Bonnets Rouges）起义。在那里，他会看到许多1793年旺代之乱的显著特征：它反对资产者（anti-bourgeois）、反对资本家（anti-capitalist）与反对国家的敌意，它把不同社区动员成为整个社群，它依赖于那些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和领导能力都超越了单个社区层面的贵族、教士和职业人员。所以旺代之乱虽然出现较晚，但并不缺少其渊源谱系。
从表面上看，19世纪的农村叛乱貌似在减少，但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进行了一场洲际迁徙。当农村叛乱在欧洲消失的时候，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农村叛乱却愈演愈烈。这绝非简单的巧合，因为农村叛乱追溯了民族国家、市场和资产阶级所有权的兴起。到了19世纪，民族国家、市场和资产阶级所有权已经战胜了欧洲大部分农村社区的特权和自由。欧洲乡村的抵抗能力已经崩溃。北美的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国家建构和资本主义的扩张依然在飞速进行。当它们遭遇确立已久的农村社区，并且侵犯这些社区的现存权利时，叛乱就会接踵而至。
并非所有的农村叛乱都有相似之处。近年来有关农村历史的研究让我们得到了一个最重要的经验，即引发反叛的不满因素既是具体的，也是多变的。过去，研究者常把农村叛乱描述为对苦难或快速变化的社会无的放矢的反应，但与之相反，近二十年来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揭示了一种对明确侵犯既定权利的普遍反应模式。在欧洲，而且很有可能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即新增的和加剧的税收一直是促使大规模的而非单独某个乡村进行农村反叛的最重要的因素。税收叛乱传递了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是对苦难的直接而简单的反应。有人可能会认为，新增的税收仅仅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细究之后就会发现，这些叛乱的焦点实际上恰恰在于税收：税收不仅侵犯了现有的地方性权利，还对农村社区开展其重要活动的能力造成了威胁。
税收叛乱往往并不会在苦难最为深重、矛盾最为尖锐的时刻最为频繁而迅猛地爆发。因为真正悲惨的人将其绝大部分的精力用在了艰难求存上，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反叛。为了理解为什么在美国革命爆发的前十年，北美的殖民者们被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以抵抗不公正的税收，我们其实无需援引物质的匮乏、巧妙的操控或贪婪的短视这些原因，而是可以直接采纳殖民者们自己的说辞：他们认为英国强加的新税收侵犯了美洲的权利和善政的原则。基于这样的信念，他们抵挡住了英国对美洲权利的侵犯。
这种普遍的观察同样适用于其他典型的农村叛乱形式：粮食暴动、土地占领和反征兵运动。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对侵犯农村权利的特定行为进行纠正。在这些情况中，村庄对当地粮食的生产或储存、对当地的土地以及对其年轻男性劳动力所具有的优先权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当这些权利早已得到了充分的确立，但商人、地主或者官员却想要侵犯这些权利，而这些村庄又有足够的组织和资源去反抗的时候，就会爆发某种形式的叛乱。这些不满因素是具体的、特定的、定义明确的。然而，正如地方性权利和剥削的形式因地而异一样，每场叛乱的具体情况也会有所不同。
上述论断似乎在说农村叛乱总是防御性的，总是对别人破坏既定秩序的行为做出反应。总是这个说法过于绝对了。因为对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欧洲农村而言，防御性的叛乱是一个一般性规则，但并非铁律。我们需要用两个重要的条件加以限定。
第一个限定条件是，一些最初是防御性的农村叛乱会改变方向，或者通过联合农村地区之外的其他具有不同不满因素的反叛群体，从而与社会或政治变革的主要运动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的农民战争》（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中，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展示了我们时代一些最伟大的农村运动包括俄罗斯、中国、墨西哥和越南如何在最初以纠正当地的不满因素为主要导向，但通过联合与对抗的互动，逐渐发展成为强有力的革命力量。沃尔夫的分析能够解释农村在主要的欧洲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
第二个限定条件是，在一些农村地区确实出现过一些真正具有进攻性和前瞻性的运动，它们主张新的权利而不仅仅是捍卫旧的权利，有时甚至为重要的农村叛乱提供了基础。西班牙农村的无政府主义和意大利农村的社会主义就是例子。在这些案例以及其他类似的案例中，这些运动本身最初是防御性的，但是在叛乱爆发前就已经取得了新的进攻方向。同样，与外部人士，尤其是与有组织的工匠和激进的知识阶层的联盟，在农村反叛从防御性转向进攻性的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旺代之乱中发生了一个相反的过程。一系列的地方性冲突不仅与那些在旧制度中标准的地方性冲突存在许多相似之处，而且逐渐演变并合并成了一场明显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叛乱。本书追溯了从1789 年到1793年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并将其模式与法国西部地方性社区的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意在展现那些类似于长期激起税收叛乱、粮食暴动和反征兵运动的不满因素，如何变成驱动一场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大规模运动的动力。换言之，它揭示了那些在法国农村其他地区为大革命发挥作用的不满因素和行动方式，实际上大力推动了旺代地区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叛乱。
本书对这一矛盾的解答并非那种显而易见的观点，即认为这些不满因素和行动方式的确与农村运动的革命特征或反革命特征毫不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地区的人员将他们特定的不满因素融入了他们已经确立的世界观之中，也可能是因为那些善于摆布他人的领导者利用农民身上的愤怒来达到这些领导者自身的目的。实际上，本书含蓄地援引了一条古老的政治原则：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它描绘了一个由农民、农村工匠、教士和贵族组成的联盟，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期、基于不同的理由而联合起来，去反抗在18世纪就已经获得了经济权力，并且在法国大革命初期迅速掌控地方和区域政治机器的资产阶级。正如在法国其他地方那样，在旺代地区掌权的资产者得到了来自全国的政府中的资产者同僚们的大力支持，但是与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同僚们不同，旺代的资产者在农村缺乏盟友和权力基础，无法镇压他们的敌人、缓和不满者的情绪以及在剩下的人群中获得积极的支持。这种情况为何以及如何发生，便是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
就这一研究领域而言，本书自出版以后经受住了十多年来学术研究和批评的考验。之后的学术研究普遍证实了本书对其主要集中研究的区域安茹南部地区--的结论。例如，珀蒂弗雷尔（C. Petitfrère）对1793年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参与者进行了新的分析，他将大革命后的津贴申请作为新的证据，添加进了我所研究过的1793年的文献之中，并且仔细检验了这两部分的证据。珀蒂弗雷尔得出的有关安茹南部地区参与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结论，与你们在本书中看到的基本一致。
然而，要想简单地将本书的发现推广到其他关于法国西部地区反法国大革命的学术研究中，就相对希望渺茫了。尽管其他研究该主题的学者们也证实了当地反对资产者联盟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指出，那些成群结队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人员基于不同的区域特征而表现得大不相同。例如，勒高夫（T. J. A. LeGoff）和萨瑟兰（D. N. G. Sutherland）发现，在布列塔尼（Brittany），整个农村社区都倾向于反对那些选择投身于大革命的小贵族。
本书的批评者们主要对本书的分析结构和它的不完善颇有微词。我有意将本书定位为一种对社区结构、城市化以及相关政治进程的分析。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书中的定义、类比、模型和反复重申的论点，使原本可以理解的对这场反法国大革命运动的分析变得杂乱无章。许多社会科学家也声称，对城市化的强调扭曲了对现代化、中央集权或其他主要社会进程及其政治影响的有趣描述。
经过多年的反思，我发现自己对第一个指责丝毫没有动摇，但是对第二个指责却感到有些失悔。一方面，要是我今天重新写这本书，我仍会至少像从前一样仔细地去明确描述定义、类比、模型和论点。一位作者需要通过说明问题的性质，界定那些他与该问题的现有研究之间所希望建立的联系，以及列出他认为合适的证据和反证的标准，以帮助他的读者包括该主题的其他研究者们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因此本书对概念的关注是正确的。
不过另一方面，我对城市化是最佳的分析重心这一点丧失了一些信心。毫无疑问，城市不断增长和变化的影响力在塑造法国西部对大革命的反应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我现在认为，对城市化的强调掩盖了另外两个过程对旺代地区所施加的影响，那就是资本主义的扩张和民族国家的集权，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世界中农村叛乱的发展。尽管城市和城市化在这两个过程中也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但是对城市化的过分关注（或对城市化的定义过于宽泛）会使人们忽视资本主义和国家建构的独立影响。在旺代这个地方，了解城市以及以城市为基础的商人在家庭纺织业发展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而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发展起来的财产关系并不是城市或乡村的财产关系，而是典型的商业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
至于本书的不完善性，我是第一个对此表示惋惜的人。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你们都能发现我对此表达的歉意，因为我未能对18世纪安茹地区不断变化的财产关系、教会地产的革命性出售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主题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现在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本书没有更充分地讨论旺代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理解整个法国大革命进程的意义。如果它能包含更多对同一时期法国其他地区反大革命运动的持续分析，那么我会更高兴。然而，任何一项上述的改进工作，都将会使我这本已经花了八年工夫准备的书，要再过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才能真正面世。而为这样的改进工作投入更多的时间是否合情合理，也是不确定的。
自本书问世之后，一些有关农村历史和叛乱的研究也相继出版了。有鉴于这些出色的研究，现在还应该关注本书所忽略的其他一些问题。我仅提及两例。
第一个问题是，农村的无产阶级从何而来，以及在叛乱爆发前的几年，他们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本书不仅用了大量篇幅记录农村纺织工匠在旺代人口和反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性，还顺便指出了大约1/10的成年男性人口基本上是没有土地的农业劳动者。然而，对欧洲其他地区农村人口中无产阶级不断深化的研究越发表明，我的处理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并且错失了一次好机会。这些失地的工作者究竟从何而来？是因为人口的快速增长，还是因为土地集中在了贵族和拥有产权的资产者手中，从而迫使农民的子女们在移民、单独留在他们的家庭农场以及充当纺织工或日薪劳工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本书能够对这个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在法国大革命初期农村人口所面临的压力，以及农民和工匠在反革命运动中的合作。
另一个问题是，本书忽略了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们从1791 年到1793年试图完成的对中央政府的大胆扩张。他们不仅将天主教会的结构整合进了法国政府的结构之中（书中确实详细讨论了这一狂风暴雨般的过程），而且前无古人地将国家政府的权限扩展到了地方性的日常生活之中。尽管路易十四曾赢得国家缔造者（state-builder）的盛名，而他的继任者们也在继续中央集权的工作，但他们向地方社区渗透的努力是局部性的、试探性的，而且往往是失败的。他们主要在税收领域取得了成功，然而即便在税收领域，其主要税收的征收方式也只是向整个社区分配定额，然后由地方议会进行征纳和收缴。至于在其他领域，则是通过当地的地主、教士和职业人员施行的一种间接统治，以使农村社区从属于君主。
自1789年以来，以直接统治取代间接的地方统治，这在许多地方屡见不鲜。在欧洲殖民地独立前后，这一过程也引发了许多冲突。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是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这种尝试的西方大国。尽管本书描述了这一努力对地方选举、宗教行为、日常活动的记录与保存以及其他一些活动的影响，但是没有认真分析这一努力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技术和政治条件。例如，对恐怖统治时期法国其他地区的研究，揭示了两种临时方案的广泛运用（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其一是动员地方人员去反对少数大革命的假想敌；其二是用可信赖的资产者的地方性网络去取代由教士和贵族施行的间接统治。
无产阶级化和国家集权是本书所涉及的重要问题，但本书也仅是涉及而已。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问题有待讨论，比如革命领导权的性质、暴力的根源、镇压的影响以及政治权利的兴衰。的确，本书遗留了大量未完成的议题，然而请允许我借用一句自卖自夸的老话：一本好书开启诸妙法门，使人皆欲入乎其内。如果本书开辟了通往其他人想要探索的地方的道路，那这就足以成为它被写就的理由。
查尔斯蒂利
197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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