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人机融合时代的哲学反思

我为什么要写《弗洛伊德机器人：数字时代的哲学批判》？

英文原版The Freudian Robot: Digital Media and the Future of theUnconscious 虽然已经出版了十几年，但是回答起来并不容易。

因为这个问题与我们当代文明所处的深刻困境密切相关。人类历史上一直有大大小小的科技发明，有些发明曾经给社会带来了巨变，但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上，它们都无法和数字媒介给世界带来的冲击相比。在今天，大家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人工智能（AI）？为什么不把电脑、网络、机器人、AI技术这一类事情，都拱手让给专家们和工程师们去讨论，由他们去指点江山、重塑文明？至于其余的人，只管消费、娱乐和应用就好，不必多操心。可是，事情果真这么简单吗？设想一下，如果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是否可以把战争这样的重大问题一律交给军事专家们，然后袖手旁观，听任专家们去决定我们的生死存亡呢？这恐怕没多少人会同意。因为这在逻辑上既说不通，也很危险。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人类社会开始出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在对待数字技术的问题上，袖手旁观的人越来越少了，而社会的关注度则越来越高了。说到底，人工智能毕竟触及了社会神经的深处，因为数字技术正在对文明、社会、人类及其精神进行全面重塑和改造。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不可能不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也不可能不关心人工智能在如何改变我们，又将带我们到何处去。

这正是我当年研究弗氏人偶的最初起点，也由此探索出对数字时代进行哲学批判的途径。

不过，15 年前本书英文原著出版的时候，国内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度普遍不高。相比之下，美国的新媒体研究（New Media Studies）则蒸蒸日上，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多讨论，讨论话题涉及范围极其广泛，如后人类（ posthuman）、控制论有机体（ cyborg，俗称赛博格）、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网络与虚拟空间等。与此同时，科幻小说和五花八门的预言也层出不穷。我从2006 年就开始发表文章探讨信息论创始人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的机识英文，如刊载在理论刊物《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 ）上的iSpace:Printed English After Joyce，Shannon，and Derrida ，此文作为一章被收入英文原著。后来，《批评探索》在2010 年又发表了我研究控制论和拉康的一篇文章，题为The CyberneticUnconscious：Lacan， Poe，and French Theory ，此文后来也被收入英文原著，成为另一章。2012年秋季学期，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开了一门新课，叫作人文中的数字性（The Digital in the Humanities）。这是博士生的研讨班，学生来自不同的科系。在课堂上，我和学生们一起重新梳理新媒体研究的脉络，其中就包括上面提到的领域，以及相关的哲学对话。

在长时间的研究和教学期间，我发现，美国的新媒体研究中有一些致命的误区，这些误区至今还在左右大多数人对数字媒介的看法和判断。如唐娜· 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20 世纪后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控制论有机体的误解和误导，再如后人类研究在数字技术的哲学基础这个问题上的含糊其词，此外，还有如今被遗忘了的现代主义文学诸多实验，以及它们对自动写作和通信技术产生的深刻影响。不过，我认为，更大的误区在于新媒体的智能至上主义，它遮蔽了弗洛伊德、拉康与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机器无意识研究之间的种种联系，把精神分析理论在这方面的基础性贡献（包括对理性主义的深刻怀疑）几乎都掩盖了。

针对这些误区，本书力图提出一些根本的哲学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在当下依旧严重困扰着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思考，比如，机器就是机器，为什么非要机器去复制人、模仿人？人在怎样的精神和社会习性下，才会去制造和使用模仿人的机器？其中的心理逻辑是什么？这些问题显然难以回避，而我的回答是，机器人并不简单是机器对人的模仿，也不仅仅是机器与人的技术合成，即所谓赛博格。我在书中提出的哲学论述是：机器人是人机互为模仿的产物，我将其称为人机拟像，其过程为：机器模仿人，人再模仿机器，机器又模仿人，人再回过头模仿机器，如此等等，循环往复。也就是说，机器人是人机拟像无限循环的必然结果。

如果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当人类越来越离不开机动假体或高科技物件时，当人类的生活越来越被资本主义生产和技术统治所笼罩时，我们的精神世界将发生哪些重大的变化。而且，把这个疑问往前再推进一步，我们最后就不得不问：按照人机拟像无限循环的逻辑，人类是不是面临一个根本的危险所谓自然人会不会也终归演变成我在书中所论述的弗氏人偶（即弗洛伊德机器人）。如今，这些哲学批判似乎愈加紧迫，愈加不容忽略。为了突出这一特点，我在本书中文版出版之际，将英文原著的书名（The Freudian Robot: Digital Media and the Future ofthe Unconscious ）正式修订为《弗洛伊德机器人：数字时代的哲学批判》。

转眼间，本书英文原版竟已面世15 年了。

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首次推出The Freudian Robot：Digital

Med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Unconscious 的时间是2010 年，之后陆续出现过很多书评和热议，在欧美理论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自己也很看重这本书，心中期盼未来会有一个完美的中文译本出现。15年之后，这个愿望终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支持下实现了。

回想我这几十年的学术生涯，虽然写作和出版不算少，但不是每本书都能碰到好运气。本书中文版的幸运之处在于，著名翻译家何道宽先生不但将其纳入他主编的媒介环境学译丛，而且就像对待他丛书里每一本深涩难懂的理论著作那样，亲自动手翻译，打磨修订，最后呵护成书。当代学术圈里的人都知道，何先生是将传播学、新媒体理论和媒介环境学引入国内学界的第一人，他对理论和学术建设的贡献很大，成果丰厚。因此，有机会与何先生合作，自然是我的幸运，也是这本书的幸运。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一再感慨于何先生对原文的深入理解，对中英文的行文和修辞的精准把握，还有他那惊人的工作效率，忍不住问自己，我能不能在四个月内翻译出如此高质量的译著。答案是，不可能的。

我衷心感谢何道宽先生将《弗洛伊德机器人：数字时代的哲学批判》翻译成中文，贡献给国内读者去分享和讨论。

刘禾

2024 年4 月14 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