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寅答客问：为学四十年_梁治平_9787100245234

《壬寅答客问：为学四十年》是当代著名法学家梁治平教授于2022年（也即壬寅年）对自己四十年（自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读书治学生涯的回首与整理。书稿以问答形式展开，以时间为序，针对治学生涯不同阶段有重要影响的经历与事件细论原由，重思得失。此种回溯，以作者个人治学理路为线索，但思考与回应则不局限于个人经历与专业，更涉及对近四十年来人文社科学科建设、学人互动、学术思潮与社会文化兴替的洞察。作者作为改革开放之后有重要影响的法政学人，其学术研究与实践，发端早、起步高、涉猎广，这一回溯从个体视角展开，撕去若干大而无当的标签，补白诸多学术史的细节，名为问答录，实则一部学人心史，相当具有可读性，也适足启发。

自序

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是由两种机缘共同促成的。

去年 2 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汪晖教授来信，说他们主办的一份刊物《区域》想组织一期专号，邀请一些代表性的人文学者谈他们的治学道路和思想变化，因为这一代经历过文革、改革和此后变迁的学人的道路或许对于新一代人会有启发。这是促使我动笔的直接契机。而我之所以爽快地接受了汪晖教授的邀约，还有一个间接的原因，那就是在过去许多年里，在一些公开（主要是访谈）和私下场合，总有人（多是一些年轻朋友）问起一些与我学术经历和思想变化有关的问题，一些我身在其中自觉平常但在外人、后人看来值得记取却无由得知或知之不详的大小事项，其中有些还涉及当下的某些学术史记述，这让我觉得，有机会把这些东西写下来，或许对后来者会有一点参考价值。事实上，读者在这里看到的对话，有许多就是当初聊天的内容。本书最后采取答问形式，自然也与此有关。

不久前与一些年轻朋友闲话，有人提到扬之水的《〈读书〉十年》，对书中记述的人与事不胜艳羡，觉得那个时代的种种统统只有不可思议。我们这代人便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经历了许多后来者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正在退出历史的一代人，他们的经历，在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看来，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充满戏剧性，这为他们后来的表现，尤其是其中佼佼者的那些不凡的成就，增加了一些传奇甚至神秘的色彩。其实，对于亲历那段历史（首先是《读书》前史）的人来说，当时的生活并无浪漫可言。单从教育角度讲，这一代人先天不足，年长一点的学业中断，年少者则干脆无所学，青春尽付蹉跎，尽管后来有少数幸运者抓住了重新受教育的宝贵机遇，但在那个劫后余生、百废待兴的年代，即便上了大学，也谈不上有何种正规的学术训练。在那种情况下，有志于学者，若非天赋异禀，聪明过人，或幸遇名师，学有传承，便只能各自摸索，靠刻苦勤奋，也靠偶然机遇，或能有所成就。我既不属于前两种人，亦非特别勤奋者，为学只凭兴趣，既不固守某个领域，也不勉强去做自视为辛苦的事情，故难为专精之学，亦不以此为追求。如果说，像我这样的人最后也能做出一点为读者所认可的成绩，除了幸运，可能只是因为自己还保有一点自知之明，尚能诚实对己，做事也不失认真的缘故吧。

谈治学道路和思想变化，在我这不是第一次，但以这一次时间跨度最大，内容也最完整。我不敢说这些记述究竟有什么价值，或对后来者会有什么启发，我只能说，通过讲述自己数十年的所学、所思、所为，它确实记录了一个经历过文革、改革和此后变迁的学人 [ 走过 ] 的道路。不过这条为学之路，即使放在当时，更不用说现在，并不典型。就在最近，一位年轻学人问我：您八十年代就已成名，当时您对自己的未来有怎样的抱负和规划？坦白说，这问题让我有点困窘，因为他带有歉意的问话方式表明，如果我回答说当时没什么想法，似乎就有故作清高之嫌。但事实上我确实没有那种称得上抱负的人生规划或学术规划。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大概自从过早地发现并且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一种书斋式的生活方式之后，我的人生规划也就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跟着自己的兴趣，循着问题，读书、做研究。这时的规划，也无非是下一个研究。若这下一个研究不是在二三年之内，而是在几年之后，那也就是个想法，最后能不能实现，并无一定。在此过程中，一切行止，进退取舍，只要无害于个人的独立与自主，也都是随机缘而定。总之，我在这条路上就像一个独行的旅人，没有同众人一道，沿惯常的路线，跟随导览行走观光，而是为这里或那里不知名的风景所吸引，兴之所至，走上一条又一条僻静小路。但是无论如何，这也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我在这里或那里的经历，也是这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当我把途中所见向旁人讲述，也会引发他们的兴趣。

有朋友读了《答客问》初稿，对书中涉及他人时着墨太少感到不满足，他希望我能像德鲁克作《旁观者》那样，多写一点我认识和接触的新、老学人，他觉得那一定很精彩。但我不是德鲁克，没有他那样的经历，也没有他观察与刻画人物的本领。事实上，我不但不擅社交之事，对于学术交往也缺少热情。因为这个缘故，过去数十年里，我虽不乏结识硕学前辈的机会，却没有去利用，而于已相识者，也总是疏于问候。同辈之间也大抵如此。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要写的并不是《旁观者》那样的书。德鲁克说他写那本书的目的是要刻画一些特别的人，我却相反，有意把讲述范围限制于个人的为学经历，涉及所参与的事业或机构，也限于与己有关的部分；提及他人，则能简就简，以叙述合乎自然为满足。有意思的是，在做了这样的说明之后，我发现，尽管《答客问》与《旁观者》的写作策略相反，但其立意却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它们都反对集权之下的整齐划一，都推重多样性和多元化。德鲁克强调第三部门的重要性，我讲求民间机构的意义，二者具体指向不同，表达的却是同一种关切。

在结束这篇序言之前，还想提到一位前辈学人，他就是几年前故去的何兆武先生。我知道何先生的大名很早，念大学时读何先生与李约瑟二人合译的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对其深厚的学养印象深刻。以后自己也走上学术一途，又身在北京，对他了解更多，也略知其行止，下意识里感觉与他相去不远，事实上也是如此，但我从未想到要去结识他。钱锺书先生曾有一个妙喻，说有那样一种人，吃了鸡蛋觉得味美，就想知道下蛋的母鸡长什么样子。我显然不属于这一类人。不过，写这本小书的时候，我却不止一次想到何先生，想到他的两本书，《上学记》和《上班记》，以及那里所讲述的他的人生遭际与态度。还记得我读此二书时甚为感慨，竟有一种冲动，想要写写这个与世无争的一介书生所经历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特别是令他感觉困惑的这二者间的悖谬关系。但是此刻，我想到的是《上班记》结尾的最后一句话，他说：

我不是一个建功立业的人，一生满足于旁观者的角色，不过是浮生中一个匆匆的过客。这就像演戏一样，何必人人都上台表演，做个观众不也很好？正如《浮士德》中灯塔守望者一边唱一边说的两句话：To see I was born, to look is my call.（我的一生就是来观看的。）

如果能够做一个纯粹的观者，能够在思想里找到安慰，我以为，就足够了。

我以为，我们是真正的同道。

2023 年 9 月 29 日写于燕山忘言庐

10 月 15 日改定于之江月轮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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