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帝大传_郭志坤著_9787545824940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明成祖永乐帝是一位有重要功绩同时又有诸多非议的帝王，本书是一部有关永乐帝朱棣的传记，以时间为线索，全面详尽展现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本书上册叙述其发起靖难之役的前因后果及历次战役；下册讲述他统一天下，驱赶残元势力；迁都北京，营建北京城，天子守国门；修筑万里长城，防御外族侵扰；疏浚京杭大运河，便捷南北交通；编纂《永乐大典》，传承中华文化；复通西域，繁荣交流；五次御驾亲征，消除边患；七次郑和下西洋，活跃中西贸易；设贵州省，保领土完整等诸多方面的作为。叙述其功绩之外，全书亦不掩饰永乐帝对建文帝旧臣残忍戮杀的罪恶。书中还对靖难起兵有影响的战役分章标示，详细叙写，以彰其军事才能与兵法思想。

自序

撰写《永乐帝大传》的意念与撰写《秦始皇大传》差不多起于同时，而且对前者更感兴趣。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1979年9月至1980年8月，我被派往北京作为文汇报驻京记者，享有中央级记者待遇，可参加许多重要会议采访，由此进入常人难得进入的重要场馆。听这些场馆介绍，大多为明代永乐帝所营建，一种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亦萌发了撰写《永乐帝大传》的打算。
可很快又搁下了这一计划。1980年3月8日，我编发的《王光美谈刘少奇同志》一文因未经王光美同志审核稿样而引发误会，分管北办工作，时为《文汇报》总编陆灏同志知道后，于1980年3月10日前来看望我们，作了安抚工作。随后，他顺便带我去看望他的丈人谢国桢先生。谢老是明史专家，也是文汇报的老作者，此前采访见面过，他的独生女谢纪青是我就读复旦时的俄语老师，当时也在场，一是领导，一是老师，一是作者，大家很熟悉，相见时分外亲切，无所顾忌。在闲聊时，谢老关切地问我作为驻北京记者有何体会？我满怀激情地说：北京是好地方，永乐帝登基后，决定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平，改为北京，这是了不起的举措，而且在京经营历时二十年，真不容易，永乐帝是一位伟大的帝王。我的直白表达，引起谢老的兴奋，当即要我写永乐帝传记，他真诚地说：永乐帝值得为他作传，你以记者的文笔，以你的史学专业完全可以写一本帝王传记，如有可能我还可以担任永乐帝传记的指导老师。我听了谢老这番热情的话，很是兴奋，深感自己的打算竟然能同谢老所见略同，显得颇为自得，谢老表示当我的指导老师，更是有荣幸之感。这是多么甜润的事，可我当时没有答应，不是我不识抬举，不尊敬老师，而是有所顾虑。尽管当时对永乐帝有作传的兴趣，而且着手准备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可我没有在此场合说我早有准备，只是推托一没水平二没时间。说实话，当时，我不敢说出写永乐帝传的事，因为报社领导在场，我担心领导责怪我不务正业，派我来北京是当记者，而不是干学者的。
其实，当时很想接受个选题，因有谢老的作为指导老师，而且又是在他女儿女婿面前言之殷殷的许诺，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我想当场接受下来，并把近期的打算向老师和盘托出，我欲言又止。我的领导陆灏总编似乎看到了我的纠结心态，他马上给我鼓气说：这道选题好，在北京条件也好，又有明史专家指导，你要珍惜机会。我心里感激老师的一番鼓励，此时此刻，我心怀感激之情，但我没有在谢老面前接受任务。没有接受永乐帝传记这道选题，还有一个原因，当时的业余时间已专注于《秦始皇大传》的撰写，无法分心了。
过了个把月，记得是1980年5月4日，这天星期天，谢老有物带回上海，打电话要我去他家里，晚上在他家里吃饭，在场有他的研究生商传，我们首次见面，又同是历史学的爱好者，他虽比我年轻三岁，可生得高大壮实，身材魁梧，说起话来文雅大方。他是谢老的得意门生，在聚会中，多是谢老和他学生商传的对话，话题多为永乐帝其人其事，有涉我兴趣的专题，特别引我兴致，他们师生间的话儿，让我声声入耳，谢老要求他将永乐帝作为历史传记写出来，可商传迟迟没有落笔。究竟为何？商传先生当时对谢老说了三难：一是资料缺，疑点多，把握难，二是篡位登极又兴文字狱，评说难，三是称帝后活动广，有关民族外交问题广，表述难。商先生所言三难是实际情况，引起我的共鸣，也说出了我的感受，可我默不作声，于我没有马上接受永乐帝传的撰写也是一个庆幸。后来，谢老告诉我，他学生商传接受了他的建议，在进行永乐帝传的写作。我说：他幸福，有你的指导！此时，我正在撰写《秦始皇大传》。我想，对于永乐帝的撰写，人家研究生毕业还有这种为难之感，更何况自己是个本科生。自视没有接受《永乐帝大传》的撰写，是正确的选择，尽管如此，但没有放弃对学界有关对永乐帝研究的关注，也没有中断对有关素材的搜集。
若干年后，特别引我瞩目的是1989年3月北京出版社出了商传先生著《永乐皇帝》，同年同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我著《秦始皇大传》，我暗中作了比较，商著有二十七万字，我著有三十五万字，商著首印4800册，我著首印11000册。我暗自作喜。后来又见谢老，想听听对《秦始皇大传》的意见，他是严谨而又不太轻易评说人家的学者，可这次就不一样，他同时收到两本帝王传记，于是作了这样的评说：一个有学术，一个有文学。其意是把我的著作与他的学生著作进行比较，听得出，似乎说我的著述缺了学术，我显得不是很高兴，谢老又进一步说，你的传记有文学味，并非说缺了学术，是相对比较而言。有此评价，我亦心满意足了。当问我下一部传记时，我直白说，想撰《永乐帝大传》，谢老直截了当地说：不要再作重复课题，再写有抄冷饭，拾人牙慧之感！此话，显然于我当头一棒，我想，明史专门家的意见是对的，他主张，为何要盯着永乐帝呢？他又怕打击我，又以西方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的谚语勉励说，记者会捕捉特写镜头，你再写永乐帝，也许会更形象生动。谢老否定再肯定的一番劝导，是论证的说辞，更富真情实况，他的话予我极大的鼓舞。当时，我没有马上投入永乐帝的撰写，而集中业余时间钻研隋炀帝其人其事，又经五年努力后完稿了《隋炀帝大传》，在此过程中，永乐帝的形象不时呈现在我面前。我给其摆了十大功业：
统一天下，驱赶残元势力。
迁都北京，历二十年之久。
营建北京城，天子守国门。
修筑万里长城，防御外族侵扰。
疏浚京杭大运河，便捷南北交通。
编纂《永乐大典》，传承中华文化。
复通西域，繁荣交流。
五次御驾亲征，消除边患。
七次郑和下西洋，活跃中西贸易。
设贵州省，以保领土完整。
在《隋炀帝大传》出版后，便着手搜集永乐帝的资料，特别是退休之后，以为时间富裕了，不料《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主编挑在肩上，加之其他诸如自己的回忆录的撰写等，不堪负重，又搁了几年。直到《成语里的中国通史》完稿后，才得以有暇，此时人过七十有五了。人生已处倒计时了，面对案头上有关永乐帝的资料，心存紧迫感，且有一种退避三舍的情绪，我的好友陈广蛟知道后，便一再鼓励我说：其他编审工作可以不接，但永乐帝大传可不能不写，不然，会对你自己原先许下写三大传的宏愿留下遗憾。他还专事致函鼓励说：秦始皇、隋炀帝和永乐帝三位帝王在民间传说中多有非议、背负骂名，而史实却揭示这三位帝王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崛起和发展建功至伟，利显千秋。你既已发过宏愿，又已经先后著述出版了《秦始皇大传》和《隋炀帝大传》，就应该继续坚持著述《永乐帝大传》。对此三位帝王的史料进一步发掘和梳理，也是一件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分有益的事。是啊，此三帝皆有统一中国之伟功，如今都留下了遗产：万里长城、南北大运河、北京故宫。前两帝的传记出版后，尽管自感不太满意，但一版再版，有一定的发行量，多少获得读者的认可，在众友的一再鼓动下，利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旷日持久完成了《永乐帝大传》。初稿完成后，进入修改校正阶段，正遇疫情期间，外出活动少了，显得特别的安静，安静也有安静的力量，能够强迫自己冷静思考，集中精力，举一反三，把问题看得更透彻。我抱着这种心态重新审读初稿，发现了诸多问题，原先自视得意篇章，再读之后，虽感生动，但不合情理，于是重新改写。对其历史功绩作了强化的同时，亦不掩饰其对建文帝旧臣残忍戮杀的罪恶。还对靖难起兵有影响的战役，分章标示，以彰其军事才能与兵法思想。虽经几易其稿，实因才疏，只得至此搁笔，成此拙作。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尚在此书稿撰写进行时，刘旦宅先生听了我的介绍后，欣然同意为《永乐帝大传》配画，也绘了初稿，因考虑与秦始皇、隋炀帝的绘画风格相一致，刘旦宅先生当时教务繁忙，恐无力再续，便当面展示初稿，将创作心得交待傅惟本先生继续完成，应该说此次用于封面的传世之画实为两位画家天作之合。

郭志坤
2025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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