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是20世纪学贯中西的卓越代表，也是中国新史学方法论的前驱。其平生志在通史,在史学方法论和历史哲学上建树卓著。
作为张荫麟晚年拟编但迄今未出版的史学论著，本书原为四篇，现在此基础上，增补其关于历史科学、治史、历史教材编写方面的重要著译论文近20篇。较为系统地反映张荫麟关于通史编撰的重要性、史实的选择、统贯史实的秩序以及表述方式等重要治史思想和方法。
1作为享誉海内外的现代史学家，张荫麟平生志在通史（生前出版《中国史纲》），并对通史编撰的重要性、史实的选择、统贯史实的秩序以及表述方式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阐述。
2本书系张荫麟生前拟编但至今未出版的史学论著，原为四篇，现在此基础上，增补其关于历史哲学、史料观、历史编撰法的其他著译论文。以较为完整体现张荫麟对于历史的认识、历史研究的方法及其史学风格，同时窥见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转型。主要篇目有：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论传统历史哲学、历史科学、近代西洋史学之趋势以及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等。
3本书的编辑整理出版，弥补张氏生前计划但至今未能出版的遗憾，同时也将裨益于众多史学研究者、史学爱好者。
序 言
中国近代史学自从胡适、傅斯年一派占据主流以后，研究趋于专门化和考据化，贺昌群谓为论文写作或专题研究的时代（Age of Monograph History），[1]通史的写作和需求因此无形中被忽略。最明显一例，便是1904－1906年出版的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经过专家评选，在1933年被商务印书馆列为大学丛书，引起钱穆、缪凤林、陈登原等追求博通的学人的广泛批评，[2]激发起一轮撰写新通史的热潮。即便是号称要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傅斯年也认识到通史之作有其现实需要，故而推荐留学生身份的张荫麟撰写通史，以作中小学历史教本。[3]
事实证明，傅氏的选择确有眼光。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最终仅写至东汉，但是甫一出版，就大受好评，至今仍脍炙人口（重印版本至少已超百种）。童书业的书评认为：既有丰富之史学知识，又具通贯之史学眼光；深入浅出，人人能解。在当代通史作品中，允称佳著。[4]金毓黻在日记中也指出：觉其叙述之朴实深刻，殊非并世诸作所能及。[5]然则论者多着眼于荫麟之特具通识或文字优美，对其通史理论的哲学性欠缺深切的讨论。[6]特别是其编纂的《通史原理》一书较为完整地反映出其历史哲学的纲领，却少人加以全面、综合的解析，使其哲学思维批判下的通史理想无法彰明。以下所论，旨在辨析《通史原理》的篇目源流、知识背景和著译争议，并尝试从史、哲互动的角度探讨张荫麟通史写作的理论底蕴。
[1] 贺昌群：《哀张荫麟先生》，《理想与文化》第2期，1943年1月，第3页。
[2] 公沙（钱穆）：《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大公报·图书副刊》第20期，1934年3月31日；缪凤林：《大学丛书本国史两种》，《图书评论》第2卷第8期，1934年4月；陈登原：《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图书评论》第2卷第11期，1934年7月1日。
[3] 傅斯年向陈寅恪提出，修史非留学生不可，同时应是博闻而又有志史学，而又有批评的意觉者，荫麟无疑符合这一条件。见《傅斯年致陈寅恪》（1929年9月9日），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1年，第227页。陈氏后来向傅斯年推荐张荫麟入北大教通史未成，但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的评语相信已给傅氏留下深刻印象。参见李欣荣：《主流与旁支：张荫麟与民国学界》，桑兵、关晓红主编：《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三联书店2007年。
[4] 童书业：《评张荫麟<中国史纲>第一册》，上海《东南日报》（文史版），1949年2月20日。
[5] 金毓黻：《记张荫麟》，陈润成、李欣荣编：《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4页。
[6] 许冠三对于张荫麟的通史方法论评价甚高，所论直探本源。见其《张荫麟：既是科学亦是艺术》，《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第73－76页。另可参林丽月：《张荫麟史学理论评析》，《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6期，1978年5月。杨俊光论析张氏对于各种历史哲学的批判性看法，参其《批判与革新：南粤史家张荫麟历史哲学管窥》，《贵州文史丛刊》2013年第1期。
张荫麟（1905-1942），著名学者、历史学家。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同年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国斯坦福大学，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专任讲师。后在西南联大任教。代表作《中国史纲》》，广受大众及史家赞誉。
其治学规模宏远，约博双精，和梁启超一起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两个开山大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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