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围绕中国古代的请托犯罪与国家治理展开研究，共13个部分，包括绪论、11章内容、结语。请托是以人情为主要交换凭据，通过曲枉法律规章，来自谋私利的违法犯罪行为。中国古代对请托犯罪的治理，非仅立法打击一途，还有事前预防、事中举发等措施。比如历代有为君主都重视从思想意识上教育臣民修身养性、不行请托，要求相关人员、科道官举发请托等。本书在梳理中国古代请托罪立法历程的基础上，对汉、唐、宋、明、清几个主要朝代，特别是明、清的具体治理措施进行了细致总结。
中国古代的请托罪立法比较严密，相关的治理措施也比较丰富，但中国古代的请托虽有被遏制之时，却从未被较全面、有效地杜绝过。本书通过揭示皇帝、官员（中央、地方）、民众（包括绅衿）等不同身份者的相关认识，并结合具体案例，阐述了中国古代请托犯罪治理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1.认识上的公、私不分，不认为请托是与公义全然对立的私心私利。2.官员个人的预防措施没有上升为国家统一的制度。3.对举发请托心怀警惕甚至反感。4.执行不力，极少有官员完全按律条严拒、惩处请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