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时，恰逢经济日报创刊。这份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一经面世，就在全社会引起了震动，大家争相一睹为快。报纸关注改革开放、关注经济发展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说法，牵动着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敏感神经，经常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很多文章也自然成了我们新闻学课堂上学习和讨论的案例。
还是学生的我就梦想成为一名光荣的经济日报记者，但阴差阳错，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当时的水利电力部工作。每当我看到这张报纸甚至听到任何与之有关的信息时，曾经的梦想都会随之涌动。
在经济日报创刊19周年的那一年，已经担任水利部办公厅宣传信息处处长的我，终于咬牙跺脚放弃了国家机关公务员的待遇，满腔热情地投身到经济日报新闻采编一线工作，总算圆了自己的梦。现在回想起来，那叫一个果断和自豪啊!
在公务员成为热门职业的今天，经常有老同事问我是否后悔当初的决定，我笑而不答，但他们总能从我满脸的笑容中找到答案。因为我热爱，所以我无悔；因为我热爱，所以我投入!我的热爱来自经济日报，来自经济日报的力量。因为感受到了这份媒体的力量，我内心的职业幸福感不断提升，后悔便逃遁得无影无踪了。
媒体的力量有多大?让我感受最深的一个事例就是延安小张沟村的故事。因为经济日报的报道，村子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和帮助，于是，这个地处西北的贫困村脱贫致富成了养猪专业村，这个故事讲起来特别有意思。
2004年，中央发布了21世纪以来关于三农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在当时粮食生产连年滑坡、农民收入持续停滞的背景下，这个文件的出台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是时至今日中央已连续出台21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的开篇之作。因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锁定促进农民增收，为此，时任经济部主任的郑庆东同志召集大家策划了走东西南北话农民增收的大型采访活动，要求记者选择东西南北四个地区的村子蹲点住户，进行调研式深入采访。当时的经济部副主任欧阳方兴、老记者张子臣、瞿长福和我承担了这次采访任务，我们立即分赴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小张沟村、江苏省昆山市大唐村、吉林省公主岭市朝阳坡镇八家子村、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杜步镇旱坑村，住在农民家里，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记得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广东农村的真实情况，我主动选择到贫困的粤北山区采访，并谢绝当地工作人员的陪同，自己坐客货混装的长途车两次到被广东人称为寒极的北部山区采访，在四面透风的土坯屋里与农民欧老伯一家同吃、同住。因为采访深入，感受深刻，写稿时很顺手，还真的有点儿文思泉涌的感觉呢。
当时在家里担任总指挥的郑庆东主任将我们前方记者采写的报道精编成了有通讯、有言论、有图片的四个整版的报道，时任社长武春河同志还为四篇主打稿手书了标题：在沿海的农村里在陕北的窑洞内在粤北的群山中在肥沃的土地上。武社长古朴苍劲的书法为这组报道增色许多。这组图文并茂的报道得到了读者的好评，获得了报社的精品稿奖励。
当两年后第三个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之际，时任经济部主任的欧阳方兴同志又召集大家策划重访这四个村子，进行追踪报道。当我们第二次走进这四个村子时，都受到了村民们的热烈欢迎，令我们十分感动。
这两次采访报道活动虽然辛苦，但至今令我们回味无穷。我们不仅深入、生动地完成了中央一号文件的宣传报道工作，在村子里当了两回中央一号文件的宣讲员，而且这两次报道还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欧阳方兴同志对陕西延安宝塔区小张沟村的第一次报道，就引起了宝塔区和延安市有关部门的关注，很快拨款对泥泞崎岖的进村路进行了修建，还对一座老桥进行了重建。
至此，关于小张沟村的采访结束了，但是，关于小张沟村的故事还在继续。
出乎意料的是，两年后，小张沟村又得到了千里之外的江苏省大唐村的帮助。
故事得从另一个策划说起。当时的经济部副主任孟宪江同志牵头，张子臣、瞿长福和我等人共同参与搞了一个策划，在江苏昆山市大唐村这个全国最富裕的村里召开一个新农村建设东西南北四村联谊座谈会，利用经济日报这个平台，将我们在进行走东西南北话农民增收主题报道时采访过的四个不同地区、不同发展程度、不同资源条件的村领导聚集在一起，面对面地共同探讨如何建设新农村。
我们邀请到了陕西延安宝塔区小张沟村的支部书记张瑞祥参会，他在座谈时说：看了你们村里的发展，我们真是很惭愧，我们不仅谈不上发展，现在村里还有两万元的村级债务，十年都没还上呢。没想到老张的这句话却引起了在座的大唐村支部书记陈云明的注意，他悄悄地吩咐了村会计几句话。座谈会结束大家起身时，陈云明拿着会计递来的两万元钱，很真诚地对张瑞祥说：这是我们村里的一点心意，想帮助你们把村里的债务先还清了，你们才好发展啊!张瑞祥和我们大家都十分感动，张瑞祥回去后立即还清了村里的债务。
此后，我们继续牵线搭桥，大唐村又派人到小张沟村考察调研，并与小张沟村结成富帮穷的对子，在村里道路建设、村委会办公房翻新等方面提供了上百万元的支持。
说到这儿，有关小张沟村的故事本该结束了吧，可是，故事还在继续。
我们一直关注着纯朴憨厚的张瑞祥和他的小张沟村，2007年由我主持的《对话》专栏采访，又特别邀请到张瑞祥与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杜鹰同志面对面地交流。杜鹰同志拉着张瑞祥的手听他介绍村里的情况，在认真地分析了当地的资源条件、经济状况后，建议张瑞祥通过发展生猪养殖带领全村脱贫致富，并详细地告诉他发展规模化养殖的路径。
张瑞祥如获至宝，立即行动，专门带队到山东购进了优良仔猪饲养。现在，小张沟村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养猪专业村，村民生活和村容村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瑞祥本人也获得了全省脱贫致富优秀带头人称号。张瑞祥说，他特别感谢经济日报给他们提供的一次又一次脱贫致富的宝贵机会。
《对话》专栏报道不仅帮助了张瑞祥和他的小张沟村，还帮助了更多的人，为基层做了很多好事。这是经济日报自主创新的访谈性专栏，每期围绕一个有关三农的热点话题，邀请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与基层领导和农民代表面对面地交流。这个为三农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受惠者搭建的交流平台，既不乏高端权威性，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多次凸显出本报的力量。
《对话》专栏创刊之初就显现出了这个特点，记得第一次对话访谈是在2006年12月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我们邀请到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同志，与河北省赵县领导、陕西省富平县觅子乡铁佛村农民王民坐在一起接受对话访谈。基层领导和农民提出了很多他们关心的新农村建设中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例如：如何进一步保护和调动粮农和地方政府种粮积极性，如何进一步增加三农投入，如何稳定农田面积，如何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如何提高基层的财政收入和农民收入，等等。牵头起草中央一号文件的陈锡文同志详细介绍了2006年一号文件出台的背景、内涵，解答了他们的一些困惑。这种采访形式既能起到当面为群众释疑解惑的作用，同时也能让基层的声音及时传递到高层。
《对话》专栏对报社对口扶贫的张北县的帮助最为具体。在时任交通部部长李盛霖与湖北省巴东县委书记龙世洪、吉林省珲春市英安镇英安村农民金学奉、河北省张北县张北镇马莲滩村农民孙运武对话过程中，张北县农民代表孙运武提出，因国道有12公里穿县城而过带来交通拥堵和多起车祸，群众怨声载道。在李部长的直接过问和支持下，张北县得到了6600万元的国道改道费用，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为此，张北县委、县政府还给报社发来了感谢信。这次对话过程中，珲春市农民代表金学奉提到的省里拖欠农村公路投资的问题也得到了妥善解决，他们也十分感谢报社。
再如，《对话》专栏在邀请时任水利部部长的汪恕诚同志和来自湖南省湘潭县的领导、来自甘肃省高台县宣化镇贞号村的农民马成兵，就农田水利建设问题进行对话采访时，这位农民代表反映的退耕还林资金迟迟没有拿到手的问题，引起了汪恕诚同志的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相关负责部门的重视和解决。
在报社工作的这些年里，让我切身感受到党报力量的事例还有很多。依靠经济日报这个平台，我曾帮助辽宁省彰武县后秋镇永安村一位叫安宁的农民工维护了权益。安宁名叫安宁但实在是不安宁，这位30岁的小伙子在大连一家日资企业打工时被砸断了腰椎，尽管此前已经由企业统一为工人们购买了工伤保险，但企业不肯为安宁支付医疗费，保险金赔付也迟迟不能到位，安宁把家里的房子卖了也治不起病，他只好躺在医院冰凉的水泥地上。无奈之下，他给北京的多家媒体打电话求助，当打通经济日报社的电话时，安宁说他的心都怦怦直跳。那天恰巧他把电话打到了我的办公电话上，接到这个陌生的电话后，出于党报记者的责任感和同情心，在核实情况属实后，我多次不厌其烦地联系这家工厂、大连市政府有关部门、保险公司、银行等各方面协商解决问题。开始联系企业时，那位负责人态度十分恶劣，但当他知道是经济日报记者在关注这一事件后，他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表现出了一些诚意。其他相关单位的负责人也表示，既然经济日报已经在关注这起农民工维权事件，他们会尽量配合解决这个问题。
在反复协商的同时，我们充分发挥新闻报道的力量，在相关的新闻报道《到明天，让我们再举杯相祝》等文章中，以安宁维权为例，积极为伤残农民工呼吁。在报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此次伤残农民工维权事件得到了妥善解决，安宁最终获得了30多万元的工伤赔偿金。没想到他激动之余还在2005年2月14日给报社邮寄来一束鲜花，并托人给我寄来了一副30公斤重的不锈钢匾，上书：赠：经济日报李力记者人民的好记者农民工的好大姐，落款是：辽宁省农民工安宁二〇〇五年十二月。我告诉安宁，这是我们党报记者出于责任应该做的，也是我们党报因有权威性才能够做到的，我只是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而已。
我们的报道不只维护了一位农民工的权益，报社一直重视农民工群体的维权报道工作。在报社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和支持下，我为河北某建筑公司几百名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所写的内参，获得了时任北京市主要领导的批示，但昌平区这家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单位依仗承包的是政府工程，竟然跑到报社来闹事，扬言知道记者的车牌号和住址。当时内参部的领导和同事们为了保护我，不让我出面，由他们应对和解决了此事。在此，我再次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有人说，选择了一种职业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记者是时代的瞭望者，即便在今天这个被描述为人人都是记者的自媒体时代，记者仍然必须冲在所有人的前面，以专业的眼光和能力，为公众获取最及时、最准确、最全面的信息。正如在一个因遭遇风浪而颠簸不已的船上，每一个乘客都可以躲在船舱内相互安慰、传递感受，但站在船头时刻观察着风浪变化的，一定是那个瞭望者。因为热爱，我甘愿做一名瞭望者，无怨无悔。
有人说，在什么样的平台工作，决定你的职业生涯能走多远。我倍感幸运的是经济日报这个平台接纳了我、哺育了我、成全了我。通过这个平台，我个人的命运就和党的事业、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我生命的年轮里，深深地刻印上了经济日报人这五个大字，且将伴随我的一生。
一直记得在我主持《对话》专栏期间，时任经济日报社社长徐如俊同志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他曾几次转达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等《对话》嘉宾对这个专栏的肯定，并鼓励我将《对话》报道结集成书，进行延伸宣传。
本书共收录了《对话》专栏里的61期报道，这些报道都是在报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各跑口记者的辛勤努力下才得以完成的，在此对报社领导和同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衷心感谢中国经济网对每期《对话》所做的视频报道!
李力
2024年6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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