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所论的江南地区，自唐代后期以来，在中国人心目中已成为备受关注的地区，其地位不亚于汉唐盛世的关中。就政治形势而言，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说：以东南之形势，而能与天下相权衡者，江南而已。就经济而言，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全国的财赋重地。明人李乐《见闻杂记》：天下财赋仰东南，东南财赋多出吴郡。丘濬《大学衍义补》：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又云：扬州富庶，常甲天下，自唐朝及五季，称为扬一益二，今鱼盐谷粟布帛丝絮之饶，商贾百工技艺之众，及陂塘堤堰耕屯种植之宜，于古未有改也。就文化而言，南宋以后，衣冠人物，萃于东南。据何炳棣研究，明清两代五个半世纪中，浙江、江苏两省所产之进士，居全国首二，清一代一甲进士共336人，江苏一省占113人，苏州一府占42人，令人惊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在经济文化诸方面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已为不争之事实。
众所周知，影响一个地区的兴盛和衰落，不外乎自然和人为两大因素。自然因素主要指各种自然灾害以及由此引起的环境恶化；人为因素主要指战争、社会动乱以及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引起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破坏。江南地区虽然自然条件与其他地区相比相对优越，在社会动荡方面也是较中原地区相对要轻，但其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一千多年来同样经历了战争、灾害和改朝换代以及大大小小的社会动乱，人地矛盾、阶级矛盾也是十分尖锐的。例如，这里也曾发生过重大的灾害（太湖流域水灾、海灾）和严重的社会动荡（如明清鼎革、民众反抗、倭乱、太平天国战争）。但事过之后，总能有自身恢复的能力，最终在经济文化方面保持平衡的发展，并在全国占据领先的地位。时至今日，仍然是全国最发达最繁荣的地区之一。江南地区的这种繁荣大致上维持有一千年了。这不禁令人产生疑问，究竟什么机制，能使江南地区有此持续发展的潜力？
由于江南地区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近代以来对明清江南地区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学科中的热门。综观近几十年来对于江南地区的研究成果，其量之丰，其质之高，非其他地区所能企及。大量成果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方面，如江南农业、水利、手工业、商品经济、市镇、近代化、城市化，以及江南社会的影响力量士绅阶层的研究，等等，为我们呈现了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各层次的方方面面。但是江南地区为什么能够长期保持持续发展繁荣？明清以来不少明智之士指出，江南地区赋税最重，为什么这未使其成为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区？这是以往学者未能揭示的问题，也正是本书所要解决的课题。
本书是在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比较新的角度对江南地区社会的长期稳定的内在因素所进行的全面考察，主要从行政管理、地方防护、水利调控、灾害应变机制、宗教和民间信仰意识形态等方面，分析中央、地方政府和民间三大层面，对自然和社会两种环境变化的应对能力，即所谓社会控制，使社会保持长期稳定的秩序和发展势态。
明清江南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首先是自然条件复杂，山地丘陵镶嵌，河湖水网交错，溇港塘浦密布，海陆沙洲相汇；其次产业丰富多样，粮、棉、丝、渔、茶、瓷、纸、竹、木等百业林立，支撑着江南的经济；最后是阶级阶层复杂，官吏、地主、雇农、贫农自不必说，此外，商人地主、士绅、行商坐贾、手工业者、农业兼手工业者、各种出卖劳力的雇工、游民等等，我国封建社会晚期所有的阶级和阶层，可以说在江南地区应有尽有。他们都有自身阶层的利益需要维护。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内，维持长期平稳的发展，必然需要社会各种力量的共同配合。
本书首先从政区的设置角度，探索中央政府对江南地区控制的思路。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的重要手段就是地方分层管理制度，也就是政区的调整。例如明清两代江南地区府州县设置繁多，基本上形成了今天的格局，反映了江南地区赋税繁重、人口众多、地方事务烦冗，中央政府必须强化对江南地区控制，体现了中央政府对稳定地方局势的积极措施。作者又通过对江南地区县级以下乡都区图圩的地方管理系统的实施和复杂变化的细致研究，表明了在江南地区人多地狭的特定地域，土地的重要性远过于人口，因此有效地保证江南地区田亩和赋税的稳定成为政府控制的重要举措。但是这种中央政府对地方统治的强化，必然出现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矛盾。例如嘉兴分出秀水、嘉善二县，出现了县以下乡、都、图、圩嵌错的局面，引起地方上赋税不均的混乱，出现了政府会勘与民间争田问题，暴露了当时地方士绅与中央政府的尖锐矛盾，最后政府采用法制手段控制了社会的动乱。当然这种控制只是暂时的，封建社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难以根本解决。
江南地区的自然灾害并不少于其他地区，但是江南地区的灾前防灾和灾后补救工作比较成功，地方政府和民间尤其是代表地方精英的士绅阶层的力量和宗族制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和地方密切配合。这当然是因为江南地区对中央政府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反映江南地方绅士阶层希望地方安宁以免过分侵犯他们的利益。与此同时，明清时期太湖水利也由宋代以来单治下游三江转化为上下游区域的综合治理，主要表现在太湖水系中溇港的疏浚和管理过程中，地方士绅阶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对江南地区社会影响最大的动乱，一是倭寇，以明嘉靖年间为最甚。倭寇对东南地区城市居民的骚扰，促使江南地区各级城市大规模修建起城墙，形成以苏州为中心的城市防护体系，对保证江南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城市防护体系的建立过程中，表现了中央、地方和民间三方面力量的联合，而其中民间的社会力量起了重要的作用。二是盗匪问题，当然盗匪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有发生，但在江南地区有其特定的意义。江南地区土地兼并严重，财富集中，贫富悬殊，农业以外的各种产业众多而又不稳定，自然灾害的频发，都是盗匪产生的根源，再则江南水乡河湖港汊密布的地理条件，为盗匪出没活动提供了便利。盗匪的骚扰对富民阶层无疑是很大的威胁，由此影响到中央政府对江南地区赋税的征收。于是有保甲、乡兵、巡检、水栅等措施以防盗匪。其中中央、地方和民间势力三者如何各自发挥作用，以求暂时稳定，这在封建社会说来是一个永恒的问题。
明清江南地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已众所周知。在江南社会中兼营部分行业并占有地产的城乡地主是社会力量的中坚。由这批力量组织建立起来的各种行业在稳定江南社会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清政府施行许多保护行业的法规以维护其正当利益，如果行业有不正当行为，政府也会出面加以禁止。同时行业也需要政府的支持，当然行业与政府间在某些方面会有矛盾，但总的来说是相互依存。地方政府对行业的保障体现了地方行业在发展地方经济、稳定社会方面起的重要作用。本书研究证明，保护行业经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维护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为此，禁止任何侵扰行业生产的行为是政府全力支持的。
对江南地区长期盛行的民间信仰，政府也是尽量控制在国家允许的规范之中。民间信仰是广大人民在不能主动掌握自己命运情况下的一种精神寄托，这种信仰的无序发展也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源头。明清政府对地方淫祠的控制和对正统信仰秩序的营造，无疑对江南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以上种种的研究，本书向我们揭示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长期稳定的内在机制是如何运转的，表明了稳定社会诸要素中，中央、地方和民间的力量三者联手配合起了重要的作用，而民间社会力量（包括士绅、家族、民间自治力量等）在其中具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地位。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之所以能够长期处于稳定发展的状态，正是因为这些力量在社会政治、经济出现不稳定情况时，在妥善处理各阶层利益前提下，相互协调、平衡，不使矛盾激化，保证了社会继续正常运行。正如本书最后结论中所说：可以将一个区域从变动到稳定的期间定为一个周期，除政治、经济方面的变动外，水利失控、灾害发生、战争波及、民众抗争等方面问题的产生，可以为政府组织（或是以士绅为主导）的再次重新调整和聚合社会各阶层力量提供机会。所以新的协调之后，会出现又一个平静繁荣期，这时的控制也最有效，整个社会经济仍能得以持续发展。近年来历史学界对历史时期区域社会的综合研究十分感兴趣，我想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推进这方面研究。
唐宋以来，江南为人们向往的地方。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今天，我们环顾960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何处有似江南？当然，社会制度不同了，经济体制不同了，明清时期社会的各种弊端没有了，但是保护好江南地区，进一步发挥其在全国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当同此理。研究历史，多少有些借鉴的作用。
本书是作者冯贤亮的博士论文。他近几年来一直在进行对江南地区社会变动的研究，其用力极深，成果也是很显著的。希望同行们对本书的不足之处有认真的批评，我想这是作者最希望的。是为序。
邹逸麟
2001年11月14日于复旦12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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