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民还是隐者
陶渊明的思想定位问题
*本文系《隐逸之间》引言，注释从略
人的思想离不开其生活处境。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处境自有其复杂性与艰难性。按照目前多数学者的认知，陶渊明既在桓玄手下干过事，也在刘裕手下干过事；而桓玄与刘裕，先后都成了东晋的篡臣。可以想见，对于注重名节的陶渊明而言，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不降志辱身而保全性命，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江州刺史檀道济去看望陶渊明，发现陶渊明躺在床上，因贫困挨饿已多日。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
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遗以粱肉，麾而去之。
说实话，这则对话看得我心惊肉跳，我甚至试图想象陶渊明回答檀道济时的表情。陶渊明肯定会认为用天下无道来描述他所处的时代非常恰当，而这当然也是他决意归隐的原因所在；不过，当面对由新朝任命的地方官将篡夺而立的新朝称为文明之世，他是无法与其理论一番的。对于地方官给他的馈赠，他表面上接受，等其走后又麾而去之，这正是其态度的鲜明表达。
陶渊明的政治处境如此，他的文化处境又如何呢？魏晋时期玄学大盛，其主题或可概括为课自然以责名教。而名教与自然之争到了西晋一统时期，也逐渐倾向于像裴 、郭象那样的调和立场。到了东晋，尤其是陶渊明生活的时代，一个新的变化是佛学的发展。可以说，经史之学、玄学与佛学，构成陶渊明生活世界中三种最重要的思潮。就这三种思潮对于陶渊明思想的影响而言，我们应当有如下基本认识。首先，陶渊明是在经史之学的浸润中长大的。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这是陶渊明最清楚不过的自我道白。陶集引用《论语》的次数仅少于《庄子》，这是陶渊明游好在六经的显著表现。而《史记》《汉书》中的人物事迹、思想观念不时地出现在陶渊明的笔下，这也表明陶渊明深深浸润于正统经史之学所营造的文化氛围中。其次，陶渊明对《庄子》相当熟稔，其思想观念深受《庄子》的影响。至于魏晋时期的玄学讨论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陶渊明，我们从陶渊明的诗文中无法获得清晰的判断，但不难看到的是，在玄学讨论中出现的一些时代性的思想主题同样也出现在陶渊明的诗文中。最后，陶渊明与慧远、刘遗民、周续之、颜延之等人的交往足以说明佛学在陶渊明的生活世界中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而且，陶渊明受佛学影响极小，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慧远等人从佛学立场上开展出来的一些重要的思想主题也是陶渊明感兴趣或必须面对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晋、宋易代之际复杂而艰难的政治处境，再加上儒、道、佛三教思想交锋、交流的文化处境，使得陶渊明在直面自己所处时代的问题时产生的思想也呈现出复杂的面向。真德秀说：
予闻近世之评诗者曰：渊明之辞甚高，而其指则出自老、庄；康节之辞若卑，而其指则原于六经。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饮酒》末章有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渊明之智及此，是岂玄虚之士所可望耶？虽其遗宠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或者徒知义熙以后不著年号，为耻事二姓之验，而不知其眷眷王室，盖有乃祖长沙公之心，独以力不得为，故肥遁以自绝，食薇饮水之言，衔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顾读者弗之察耳。渊明之志若是，又岂毁彝伦、外名教者可同日语乎？
这是以陶渊明自始至终为名教中人，且理由不限于耻事二姓一事。以渊明之旨出自老、庄，这当然是更为常见的观点，毕竟归隐不肯出仕的行为往往被关联于道家。过去也有人说渊明早会禅，乃至誉渊明为第一达摩，这当然是完全不顾历史而进行的纯粹思想性的解读，与陶渊明自己的心路历程完全无涉。
关于陶渊明的思想该如何定位，让我们先来看朱子的两处说法：
陶渊明，古之逸民。
杜子美暗飞萤自照语只是巧，韦苏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此景色可想，但则是自在说了。因言：《国史补》称韦为人高洁，鲜食寡欲。所至之处，扫地焚香，闭阁而坐。其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气象近道，意当爱之。问：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韦则自在，其诗直有做不着处便倒塌了底。晋、宋间诗多闲淡，杜工部等诗常忙了。陶云身有余劳，心有常闲，乃《礼记》身劳而心闲则为之也。
朱子一处说他是逸民，一处说他是隐者，其实若以《论语》为依据，则逸民与隐者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论语·微子》记载了楚狂接舆、长沮、桀溺和荷蓧丈人等几位隐者的事迹，然后说到逸民：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此章在理解上有难点，此处我们仅就逸民概念做一说明。对于孔子说自己无可无不可，朱子引用孟子说孔子的话来解释：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所谓无可无不可也。然后引用谢良佐的话来说明七人何以为逸民：七
人隐遁不污则同，其立心造行则异。伯夷、叔齐，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盖已遁世离群矣，下圣人一等，此其最高与！柳下惠、少连，虽降志而不枉己，虽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伦，行能中虑。虞仲、夷逸，隐居放言，则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
而不污也，权而适宜也，与方外之士害义伤教而乱大伦者殊科。是以均谓之逸民。其中乱大伦一语，正来自《论语·微子》中记载的子路对隐者的批评：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由此可见，逸民与隐者的区别在于逸民不废君臣之伦而隐者相反。于是问题就是，既然逸民与隐者一样隐居不仕，那么，何以言其不废君臣之伦？说逸民不废君臣之伦，意思是说，就人类实现其本性的积极生活而言，逸民承认君臣一伦的重要性，认为君臣一伦与父子一伦皆属于自然，皆出于人的本性。而隐者则否认君臣一伦在人类实现其本性的积极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父子一伦属于自然，出于人的本性，君臣一伦则出于人为，不属于自然。对君臣一伦的肯认与否弃正是儒家与道家在人伦问题上的一个重要区别，因此，从基本立场上说，逸民属儒家，隐者属道家，这是区别逸民与隐者的要点所在。由此亦可推知，逸民与隐者虽然在行为上都表现为隐居不仕，但其理由并不相同。逸民选择逃逸于政治之外，仅仅是因为他们想要在一个乱世中保持其品节，或者有激于世无明君而逃逸，或者眷念于旧君之谊而逃逸，其隐含的信念却是承认君臣一伦乃人之大伦，是有君主义。而隐者却认为君臣一伦的存在或相应的人为主义正是世道浇漓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们选择隐居，其隐含的主张其实是无君主义。
那么，陶渊明到底是逸民还是隐者？此一问题的提出显然与过去学术界讨论陶渊明到底是儒家还是道家的问题类似，只不过我们这里对问题的提法更切近陶渊明自己的精神生活。直观地看，无论是像伯夷、叔齐、柳下惠等孔子所说的逸民，还是像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论语》中记载的隐者，以及孔子之后的历史时段中出现的一些隐逸之士，都多次出现在陶渊明的笔下，且对于这两类在基本立场上并不一致的高洁之士，陶渊明都给予了由衷的赞扬。或者，从陶渊明引用最多的两部著作是《庄子》与《论语》这一点上，似乎也能看出，他的思想里既有儒家的面向，又有道家的面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当然需要避免标签化的解读，因为实际的情况正是，陶渊明内在于自身的政治与文化处境，对他所遭遇的一些人生问题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思想探索。虽然他并未写作过我们现在所认为的那种哲学性的议论文，而是通过诗歌和散文表达自己的思想，但这既不意味着他对当时的那些主流的哲学性讨论不了解，也不意味着他通过自己的强力探索所达到的思想境界不深刻。可以说，在玄学早已开辟的儒、道互质与会通的历史背景中，又直面佛学的发展所带来的挑战，陶渊明忠实于自己的实际生活体验，形成了自己具有独特旨趣的深邃思想。
本书从《陶渊明集》中精心挑选了《形影神》《饮酒》《桃花源记并诗》这三篇作品，从哲学的进路展开深入、细致的解读，并将这三篇中蕴含的深邃思想关联于陶渊明的其他作品，充分揭示陶渊明精神世界中的自然、历史与社会。《形影神》组诗的主题是自然，这可以从这首诗简短的序言中明显地看到：面对形、影各自所遭遇的苦，神试图通过辨析何谓自然以开释二者。而贯穿于《饮酒》组诗的一个核心看法是道丧向千载，这是陶渊明历史哲学的一个精炼表达，对于我们理解陶渊明的归隐行动与思想定位至关重要。至于《桃花源记并诗》，王安石一句虽有父子无君臣，准确地道出了桃花源里的社会秩序，而这正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正是从对这三篇作品的深度解读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陶渊明由儒而隐的心路历程；对陶渊明所流连的思想地带和其独特的思想旨趣，我们也能够提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看法。而且，将陶渊明具有独特旨趣的深邃思想关联于原始儒学的核心义理，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儒教隐逸主义的另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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