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墟切文古尔》是苏联文学大师普拉东诺夫的代表作，但该书在作者生前仅以片段形式发表于多本杂志，俄文版全本在作家逝世三十多年后才得以问世。
小说以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为背景，以父子两代人的视角分别展现了人们如何从崩塌的旧时代中重生并在新时代中努力寻找构建新世界的路径。一群幻想家在切文古尔重新开天辟地，构建了一个磨灭差异的新天地，他们取消私产，毁林拆房，风餐露宿，不事劳动，完全依靠太阳的能量生存，又接来一批外人在此安家落户，期望在此发展出美丽新世界。然而切文古尔人的一腔热忱，却不能改变现实世界运行的法则，没有生产创造，此地的生活日益凋敝。当敌人来袭时，缺少物质支持的切文古尔人完全无法抵抗敌人的进攻，最终切文古尔沦为一座人墟。

《人墟切文古尔》是一部写给未来的作品，时至今日这部作品似乎依然是超前的。普拉东诺夫以近乎先知的姿态苦苦思索着一个可能没有答案的问题：理想世界与现实生活能否合二为一，其中巨大落差在何处又因何而起。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导致了普拉东诺夫的作品难以阅读，因为现实生活是如此复杂，理想世界又是如此遥远，两者之间的联系，总是让人对存在产生无解的质疑。同时普拉东诺夫的作品更加难以翻译，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正是普拉东诺夫本人，在他的世界里，文字成了一个大型试验场，试验的内容不仅仅是小说的内容他总在尝试将精神物质化同时再将物质精神化；同时更在于语言本身，且不论普拉东诺夫造句用词之怪诞，方言、土语、生造词等等大量出现，单说在语义上，他尽可能在每一个句子里都把语言赶入语义学绝路，句子的结构是普通的、正常的，但是句子背后的逻辑确实荒诞的、无解的……这些特点集中体现于《人墟切文古尔》中，从不可译的意义上而言，《人墟切文古尔》便是俄语版的《尤利西斯》，而且由于种种原因，《人墟切文古尔》还要更加令人无所适从。尽管翻译难度和阅读门槛一涨再涨，但是却吸引着译者前赴后继地试图做成这件不可能的事，也吸引着我想出版这本难以阅读的天书。布罗茨基曾对普拉东诺夫和《人墟切文古尔》表达过无数的赞誉，这些绝非溢美之词甚至我觉得还远远不够，因为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之后，人类对物质与精神之间关系的思索依然毫无进展，甚至还没有超过普拉东诺夫一百年前就试图让人们理解的东西。尽管《人墟切文古尔》至今可能仍是一部未来之书，我扔希望它以现在的方式存在。

【前言/序言】：译后记
打开赤诚的心窗去远方
现在来看，无论从思想内容的深度，还是从美学形式的厚度上讲，安德烈·普拉东诺夫的长篇小说《人墟切文古尔》无疑属于史诗性巨著的行列，但它却非英雄拯救世界的史诗，而是人民寻找未来的史诗。这部作品创作于1926至1928年间（一说是到1929年），其问世却是断断续续颇为艰难。小说第一部分曾以中篇小说的样式发表在《红色处女地》1928年第4期，取名为《能人的来历》；第二部分的个别片段曾以《渔夫的后裔》和《传奇故事》为篇名分别见于同年第6期的《红色处女地》和《新世界》；作家逝世后，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小说的部分篇章在一些杂志或作家作品合集中偶有现身，而整部小说的稿本仅是以地下非法出版物的身份在民间少量流传；在国外，1972年巴黎首次出现了单行本的俄语版，还出了法语版，米兰则发行了意大利语版，但三者均缺少了《能人的来历》部分；足本的英语版于1978年在伦敦问世；完整的俄语版直到1988年才公开跟作家祖国的广大读者见面，刊载于当年的《各民族友谊》杂志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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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第一部分以主人公萨沙·德瓦诺夫的养父扎哈尔·巴甫洛维奇的故事开场，到扎哈尔送萨沙到苏俄革命内战前线办差告一段落。这部分故事以扎哈尔的生存境遇为主线，以萨沙的成长经历为副线，着重展现了革命前俄国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生活极端贫困的苦难情形，反映了三个基本问题，一是革命的动力，二是技术的可能性，三是新人的成长。
作为一名技术专家，普拉东诺夫在专职从事写作前曾是土壤改良技师和电气技术工作者，早年间主持过故乡沃罗涅日省的土壤改良工作，对俄国革命前和革命初期饥荒肆虐俄罗斯大地的悲惨情景深有感触，为此还专门写了不少政论文章对饥荒这一自然的恶力现象予以深刻揭露和痛斥，诸如《修整大地》（1920年）、《帮帮忙，农民们》（1920年）、《生命的尽头》（1921年）和《论同饥荒的后果作斗争》（1923年）等。而在小说中，饥荒恶力带来的破坏情形则描绘得更加触目惊心：

又过得四回寒暑，到第五年上，村子已面目全非，一半沦为矿场和城市，另一半则化作了树林。那年头全然断了收成。……只是今儿这遭旱情再度袭来绵绵不绝，来年怕也未见得好转。村子里家家户户闭门上锁一下子全跑空了，出了两队人马到外面讨生活，一路去向基辅讨口要饭，一路投奔卢甘斯克找活干；再有剩下的竟转回树林和草木丛生的山涧沟谷，径直靠嚼食湿草、泥巴和树皮活命，渐渐沦为野人。有命跑远路的差不多都成了年，没长大的娃子们要么自个儿早早丧了命，要么左近四里八乡要饭去了。更有那奶孩子的娘亲再也给不出一餐饱吸，身子里的奶水所剩无几尽瘪在胸膛焖干了去。面对这样的情景，谋求改变和寻找出路是必然的内在逻辑，这也是那场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并获得俄国农民普遍期待的欲望动力之一，也即首先是出现了一种当局历史的现实场景下，广大农民不堪重负或难以生存的极端环境，他们于死亡线上挣扎之际迫切需要获得拯救，而当着地球全天下的面承诺明天就奔向幸福的革命就成了能改变那一极端环境的手段和出路。只是，若单纯从革命的动力现象出发来解读这部分内容未免有失偏颇，容易忽略作家创作的根本目的替未来新世界的到来作铺垫，也即要与革命前的旧历史和旧世界相切割。其实，小说中有关那场革命的过程几乎没有描写，革命主题也仅是在这部分篇末借助隐喻方式略略予以了交代：革命不过是引发世人走向或接近未来新世界的一种途径，或者说是打开未来新世界大门的众多钥匙中的一把钥匙。如此来看，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能人的来历》涉及两个主题，一为人的积极性，二为人类世代所居的世界的内在性（俄学者达维多娃语）这句评语是很有道理的。所谓人的积极性显然是指革命的积极性或革命的动力问题，而世界的内在性则指的是小说所描绘的旧世界破败景象：经济崩溃、生命凋零、心灵麻木、道德沦丧和幸福感迷失等现象，这些现象如同一颗颗巨大的毒瘤顽固地盘踞在俄罗斯大地上，它们的存在与革命后努力要开创或迎接的未来新世界在内在结构上是那么格格不入，作家之所以把这些旧有的存在元素一一揭示出来，其目的不外乎要警醒革命后的现实世界的主导者们，如若不治愈或抹除这些顽疾，革命前行的道路就难以通达，未来新世界的降临就必定遭遇磨难。而从后面所显示的命运来看，革命之路的确因这些元素的存在而发生了偏转，未来新世界的雏形最终也幻灭于难产。
再来看小说浓墨重彩地描绘的另一把钥匙用科技的力量叩开未来新世界大门的可能性问题，普拉东诺夫在技术中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因此在小说的开头就把技术诗化和拟人化了（达维多娃语）。确切说，是将代表技术的机器这一物质存在形态生命化了。大师傅心里明镜似的，机器车子都是有生命的，它们活着飞驰转动并非出于人的安排和操作，而是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人在这里什么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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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心中有个执念一直纠缠不休，时常令他着迷：那些机器无论尺寸大小还是思想深浅都远胜制造它们的工匠师傅，若是这些家伙激动了，兴奋运转起来，此时人身上藏在血液中的力量贸然闯了进去，会不会给那些家伙瞧得上眼。在作家笔下，甚至可以说在普拉东诺夫所创作的整个艺术世界中，机器具有明显的未来属性，它仿佛已经与未来取得了某种联系，不仅直接指向了未来，并且似乎不需要作出什么改变就能够跳入或跨进未来新世界，甚至，它可能本身就是未来新世界叠合向现实世界之投影的先行者。这一先行者的存在使命及其意义在于为复活祖先的事业提供必要的手段与方法，并且机器在那一事业中因其主体性作用和价值的发挥而具备了存在的主体性显征，也就是说机器在这样的条件下具有了生命意义和特性。因此，在普拉东诺夫的艺术世界中，机器这把钥匙不仅体现了作家所追求的物质的存在意义这一创作理念，而且机器的生命化也增添了其作品书写姿态上的异样感。
显然，抛开人的主体性来谈机器的主体性是唯心的也是荒谬的，高明的普拉东诺夫不可能犯下这样的错误。他在其艺术世界中自然而罕见地建立起了二者之间的有机伴随性和固有共生性。想我那会儿，车子动起来只一丝杂响听着不对头，那大机器随便一呻吟，我拇指尖尖立马便察觉到了，同样在痛啊，整个人浑身哆嗦，嘴巴子刚一贴上去毛病就找着了，再舔几圈吸几口抹上点鲜血，哪敢瞎着眼睛乱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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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大师傅心里最清楚，倘若工人们丢失了对机器的热爱追求，他们的劳动付出不再出于本能的无私奉献，而是变成单纯的钱物交换，那么这个世界也就走到头了，甚至比走到头还可怕……在这里，作家就提出了一个人的主体性与机器的主体性如何相适配的问题，也即他在思考，什么样的人，要具备怎样的情感和心灵，才能与机器相伴随和共生？这样的人当然首先是对机器有深厚情感，视机器的生命力胜过人的生命力的旧人，他们生长于也成熟于旧世界，他们对机器的爱是出于他们看见了机器对推动生活和世界运转的可能性，确切说是看见了机器战胜饥荒和贫困的可能性，所以他们才努力工作，意图将这种可能性变成一种现实性。但他们却受制于旧世界规则的束缚，受制于旧有的生活惯性，所以当革命这驾更加庞然、动力更加强大的新机器在打破和摧毁旧世界之际，他们那颗对机器向来赤诚的心灵能张开的幅度就过于狭窄了，可容纳革命这架机器的心灵空间也极为有限，革命来临时，他们虽则有期盼和寄望，但更多的是徘徊、犹豫和观望。小说这一篇章的主人公扎哈尔·巴甫洛维奇就是这类人的典型。
那么必然还有另一类人，他们的心灵相对于旧人来说受旧世界规则和生活惯性的束缚明显要少得多也轻得多，毕竟他们还在成长过程中，心灵空间更加纯粹和开阔，也更加易于接受新事物，甚至是在积极准备着接受整个世界，包括有可能降临的未来新世界。这类人的代表就是萨沙·德瓦诺夫，他身上具备了长出未来新世界、蜕变为新人的基本属性，至少在心灵结构上的属性是如此。他觉着光知道还不够，得亲自感受那些事物，体会它们过的日子。……萨沙行事不甘形单影只的寡然：事儿来了，先瞅瞅左近有无类似情形，然后再行动，倒非缘于事情非干不可，而是出于跟某物或某人牵扯上了同命相连的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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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瓦诺夫这小伙17岁上头了心思仍单纯如初，全无一点防备架势：既不信上帝，竖把神仙保佑的盾牌；也不藏什么高明道理，披层生人勿近的铠甲；他硬是舍不得把眼前这方敞敞亮亮的无主世界寄养在别人名下。当然，他同样也不愿意这世界老无名无姓没家归属，一心想它跟自己姓，它嘴里呼唤的永远都是自己，而非那些没安好心凭空捏造的乱七八糟名字。以上情形表明，作家笔下的准新人在心灵品质上至少须具备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得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二是要足够纯粹，不沾染旧世界规则的尘埃，包括信仰上的尘埃；三是当足够宽阔，宽阔得足以容纳下整个世界。只是，光具备这样的心灵还不够，离最终的蜕变仍有一段较长距离要走，所以小说这一篇章才安排了几处学习情节，学习技术，包括革命的技术。而这一点，正是我们能够看出萨沙·德瓦诺夫是一名知识分子－ 布尔什维克，一名幻想家和献身者（达维多娃语）的原由，同时也是小说这一部分曾命名为《能人的来历》的原由。只是，仅有学习显然也是不够的，长不成完整的新人，所以接下来作家才安排了游历情节，以便这新人的胚芽在增长见闻、认识世界和寻找真理过程中接续成长。

安德烈·普拉东诺维奇·普拉东诺夫（1899－1951），为数不多迄今仍在世界文坛享有崇高声誉的俄苏作家之一。二十世纪初期，苏联社会建设方兴未艾，普拉东诺夫以近乎先知的姿态表达了对激进思想的担忧，他认为除了物质的飞速发展，应更多地关注民族内在的精神发展，寻找未来新世界的精神力量，避免被物质繁荣的假象所吞噬。普拉东诺夫独特的语言风格与当时的主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相去甚远，因此他遭到了当局的排斥，许多作品在创作完成后都未能及时与读者见面。随着时代的发展，作家的担忧逐一成真，人们开始惊异于作家的超前意识和他前卫的艺术风格。俄罗斯文学研究界将普拉东诺夫反叛的艺术思维和异样的书写姿态定义为一种难以企及的美学权威，他也因此确立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