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序言】：
政治如戏，这话用来形容富兰克林·D. 罗斯福的第一个任期，应该说是再贴切不过了。
第一幕。1932年，罗斯福在美国最严重的大萧条中登上了国家舞台。失业率攀升到25%的恐怖高点。饥饿和苦难正在蔓延。革命低语正在涌动而起。资本主义看来是陷入绝境了。愁云惨雾一时之间笼罩四野。1933年3月，罗斯福宣誓就任总统，就这么赫然开启了自己的白宫生涯。他在就职演说中告诉美国人，他们唯一需要恐惧的东西就是恐惧本身。百日新政所带来的兴奋和立法效率，令这个绝望国度重新焕发生机。第一幕在此等激奋掌声中落幕。
第二幕。国家重新焕发生机，种种能量也就此在整个美利坚大地上释放出来，不过这其中也包括对罗斯福的仇恨以及对新政的敌意。1934年，经济开始恢复元气，同时也开始削弱在国家危机中必然会催生的团结效应，在恢复国家信心的同时，也鼓励了左右两翼激烈的反对派对罗斯福政府展开攻击。总统的魔力遂开始黯淡下去。第二幕在1935年初结束，此时的总统可谓备受挫折，垂头丧气，他的新政锦囊似乎已经用尽。威严的美国最高法院在九元老的引领下，令罗斯福陷入了仇敌环伺的境地中。
第三幕。1935年，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关键性的新政法案。《国家工业复兴法》轰然坍塌之时，罗斯福展开绝地反击。他改变方略，开启了（某些）历史学家们所谓的二次新政，这次新政所产生的立法纪录较之百日新政更令人瞩目。敌人溃败了。1936年，他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连任，此次选战，他拿下了四十八个州中的四十六个。看来，这是一场完胜。
《新政的来临》讲述的就是第一幕的内容。《剧变的政治》则涵盖了第二幕和第三幕的内容，确切地说，就是罗斯福第一任期的最后那段动荡岁月。在此应当明确一点，本书使用的第一次新政和第二次新政之分，并没有得到普遍认肯。当时记者们使用了这样的标签，尽管此一区分的具体意涵究竟是什么，基本上不存在共识。巴兹尔·劳赫的早期作品《新政史》
将这些标签引入学术研究，当然他对两次新政的界定跟本书的界定并不一样。新政老兵们在读了本书的手稿之后，或多或少接受了我就此一区分所作的论述。不过，利昂·凯泽林并不认肯此一区分，他还特意写就了一份强有力的反对意见，我将这份反对意见一并放在本书中；凯泽林在1930年代担任过参议员罗伯特·F. 瓦格纳的助手，后来则成为杜鲁门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
凯泽林的怀疑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史学家们总是希望对史实材料实施归整，从混乱现实当中演证一些模式出来。罗斯福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多元主义者，他在任期内推行了大量的临时举措，此类举措的连续和重叠当然不会是第一次新政第二次新政（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区分了第三次新政）这等僵硬区分能够真正反映出来的。不过，我仍然认为新政在政策、政治和人事方面有着明显的转变，据此至少是可以辨识出第二次新政的。
第一次新政贯注了西奥多·罗斯福和赫伯特·克罗利那种新国家主义精神；第二次新政则注入了伍德罗·威尔逊和路易斯·D. 布兰代斯的新自由精神。第一次新政的新政派将经济集中视为不可避免之事，将国家计划视为可取之事；第二次新政的新政派则是希望恢复竞争性市场。两种信条的理论指向是相反的，但就实践而言，二者倒也并非不可兼容。毕竟，二者共享了一个终极目标，那就是用政府力量抵冲商业力量。正是因此，威尔逊的新自由最终恰恰就采纳了西奥多·罗斯福新国家主义的一些构想。我的这种抽象模式也许太过清晰明确了，对驳杂现实可能进行了过度裁剪。凯泽林以及像威廉·E. 洛伊希滕贝格、安东尼·J. 巴杰和戴维·M. 肯尼迪这般出色的新政史学家，他们的保留意见以及不同意见，应被纳入这场历史评判当中。
至于罗斯福本人，一个铁打的实用主义者，从来都是选择现实而非本质。布兰代斯在原则上当然是百分之百正确的，1936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但是在某些领域，事情在本质上就要求政府出面予以引导或者约束。
19341936年间的那场梦想当中，罗斯福当然是那个主角，不过，配角也都表现得极为生动、鲜明。他们之间的对话堪称华彩，且极具力道。在1930年代，有多少巧舌如簧的艺术家!休伊·朗、休·约翰逊、哈罗德·伊克斯、约翰·L. 刘易斯、弗兰克·诺克斯、杰拉尔德·L. K. 史密斯。其中很多人都跟伊克斯和诺克斯一样，都是在1912年进入政坛，都是在西奥多·罗斯福及其公麋党Bull Moose Party，正式名称为进步党，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输给保守派竞争对手威廉·塔夫脱后，于1912年成立的美国第三党。1912年6月，罗斯福在芝加哥大会上输掉共和党提名后吹嘘自己像公麋一样坚强，因此进步党又称为公麋党。的夸张修辞集会之上历练起来的，依据此等夸张修辞，任何事情都要用最高嗓门呈现出来。而且，这些人都擅长创造新词，用来嘲弄别人。相形之下，21世纪（迄今为止）的合众国政治对话则都只能说是温文尔雅、平和宁静。
新政在这些年间究竟遭遇了何等严重的挑战呢?尖刻如赫伯特·胡佛和阿尔·史密斯这般人物发起的攻击浪潮，实际上对民主党反而是有好处的。1928年选战当中，此二人针锋相对，而今则一致认定罗斯福就是个恶棍，他们的反对声浪，就其实际效果而言，就跟美国自由联盟American Liberty League，成立于1934年的美国政治组织。其成员主要由富有的商业精英和杰出的政治人物组成，他们大多是保守派，反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一样。1936年，共和党遂相当明智地否决了胡佛再获提名的机会，并将这个机会给了堪萨斯州州长阿尔弗雷德·M. 兰登，兰登一度是公麋党的成员，此时则秉持温和的新政倾向。
这也就引发了我历史学家生涯当中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1959年的春天，我致信兰登州长，询问他是否愿意接受采访，当然我也想借此机会接触到他的文件。他回信表示同意，当年4月，我便前往托皮卡。兰登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请我吃了午餐，接受了长时间的坦诚采访，兰登还向我公开了他的文件。我说，但凡征引他的信件，我都会跟他先行确认。他说：不用那么麻烦，这些信件你随便用就是了。
我们之间的长久友谊便也由此开启。兰登毕生都是一个坚定的进步主义者（1936年选战将近结束的那几个星期除外）。我不喜欢被人称作堪萨斯的柯立芝，他跟威廉·艾伦·怀特说，……柯立芝家族从来都是主流派，这是很显然的，我的家族却从来都是抵抗派。后来的岁月里，他是第一个呼吁承认新中国的重量级政治人物。1960年12月，兰登还特意写信提醒我要对约翰·伯奇协会有所防范，那还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邪恶的右翼团体。
1962年春天，兰登来到华盛顿，我安排了他跟肯尼迪总统会面。我们的谈话天南地北，无所不包，兰登后来告诉我说，简直就是喷云吐雾，无拘无束。我询问他肯尼迪总统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是否有相像之处。他说：没有。肯尼迪十分率直。罗斯福则总是在表演，让人总觉得是在舞台上。接着，兰登还谈到了杜鲁门：前两年，他显然太过谦逊了。但后来有变得过于傲慢了。肯尼迪则是二者皆无。（后来我也问过肯尼迪总统对这次谈话的印象，总统说：我喜欢他。十足的杜鲁门风范。）
左派对新政的挑战要更难对付一些，也更让人恼火。休伊·朗，路易斯安那州的王者Kingfish，休伊·朗的外号，他曾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此人是当时的大煽动家。他不是法西斯主义者（美国要是有了法西斯主义，这个国家会将它称为反法西斯主义。有人说他说过此话，但实际上他没有。）当时的路易斯安那已然是半殖民地地区，休伊·朗则更像是拉丁美洲的Caudillo西班牙语，
军政领袖、 专政元首。多出现于拉美独立战争期间，此后长期存在。，一位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19851974），阿根廷总统（19461955、19731974在任）。或者瓦加斯Get
úlio Dornelles Vargas（18831954），巴西总统（19301945、19511954在任）。式的人物。他兼具权力野心和十足的政治讽刺天赋（比如他在《初入白宫》一书中记录，将罗斯福派任到了海军部部长的位置上），他将这样的才能同对社会、经济寡头的刻骨仇恨融合起来。
作为煽动家，查尔斯·E. 库格林是休伊·朗的竞争者。库格林是一位电台神父，他每周的嘹亮广播激起了数百万基督教各派信徒的共鸣。休伊·朗和库格林有各自的计划和野心。休伊·朗于1935年9月遭到暗杀的时候，他一手策动的财富分享Share Our Wealth，美国大萧条期间的一场运动。运动便落入杰拉尔德·L. K. 史密斯手中，史密斯曾是传教士，也是一位颇有鼓动性的演说家。1936年，库格林、史密斯同弗朗西斯·汤森医生联手，建立了同盟党Union Party，美国政党，1935年建立，1936年解散。，汤森是宅心仁厚之人，此时正在倡导一个养老金项目。他们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是北达科他州的议员威廉·莱姆基。同盟党最终失败了，该党收获的票仓比四年前诺曼·托马斯领导的社会党还少。
一些学者援引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认为这些煽动家至少对政策是能够产生影响的。汤森计划就被认为是社会保障项目。事实上，社会保障计划在1934年6月便已开启，当时这位善良的医生还名不见经传，汤森俱乐部一家都还没建立。不过，这倒也并不是说汤森运动在将社会保障计划转变成法律的过程中就没有做出贡献。
第二次新政的另一部重要法律乃是国会的贡献《瓦格纳法》，它保障了劳工的集体谈判权。罗斯福本人是乡绅出身，因此，相对于工业劳工问题，他对于农村问题的感受更加深刻，例如农业收入、农业保护、农林再造以及农业电力化等问题。他同农民和自然环境保护主义者打交道似乎要比跟工会支持者打交道来得更轻松自然一些。1930年，美国农业雇用了30%的劳动力，跟制造业基本持平。因此，农业政策同样是重大优先事项。总统一开始对参议员瓦格纳的提案保持了审慎中立立场，但是当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保护有组织劳工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时，他姗姗来迟地支持了该法，并很快将其转化为他的政治优势。很显然，无论是社会保障还是《瓦格纳法》，都不能贴上第二次新政的标签。与著名的公共事业振兴署一样，二者早在几年前就打下了根基。
第一次新政承诺了复兴和改革。第二次新政本身则并没有为刺激经济提供一套系统理据。但是有一个理由就在眼前赤字支出。梅纳德·凯恩斯直到1936年才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但凯恩斯主义的思想在当时已非常流行，并激发了新一代经济学家。但是话又说回来，赤字支出的最初推动力却植根于美国本土。1920年代，美国的两个经济学异端人物，威廉·特鲁芬特·福斯特和瓦迪尔·卡钦斯联手写就了包括《丰裕之路》在内的一系列作品，攻击萨伊市场定律。据该定律，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资本主义会自动调节均衡。福斯特和卡钦斯将他们的反萧条政策归纳为这样一句简单格训：一旦经济疲软，便增加公共支出。
福斯特和卡钦斯的理论触动了不少人，这其中就包括犹他州的一位名叫马里纳·埃克尔斯的银行家。埃克尔斯的非正统观念引起了新政派的注意，1934年，罗斯福任命他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埃克尔斯在这个位置上同劳克林·柯里结成了同盟，后者是年轻的凯恩斯主义者，相当干练，二人合力倡导补偿性财政政策，这项工作做得很有说服力，由此填补了第二次新政中的一个关键空白。
罗斯福素来以花钱大手大脚出名，但是他从未在和平时期运作起足够规模的财政赤字来消除失业，这是新政派的大麻烦所在。他受到限制，一方面是因为国会反对社会支出，另一方面是罗斯福在骨子里也许就是个预算平衡主义者。战前年代，他经手的最大规模赤字也就是1936年的四十六亿美元。不过，对于军事开支，国会自然是会接受的，因此，也就是随着战争的迫近，罗斯福才把赤字扩大到足以消除失业，并为福斯特、卡钦斯和凯恩斯正名。
这些年间，对外政策并不是大议题，除非相关政策激起反对声浪。此时的国会乃奉行彻头彻尾的孤立主义路线，甚至拒绝了罗斯福要让美国加入国际法院的提议。僵化的中立法自然也禁止总统区别对待入侵者和受害者，由此也就否决了美国在维持和平方面扮演任何角色的可能性。
此时，法西斯主义正在欧洲崛起，军国主义也在日本涌动，罗斯福对此充满忧虑，而且也颇具先见之明。他预见，民主制度将在整个世界遭遇威胁，遂不辞辛劳，展开教育说服工作，尝试借此转变国民思想。1936年1月3日的国情咨文当中，罗斯福一开始便提请人们注意自他发表就职演说以来，国际形势发生的衰变，当时他只用了一段话来谈论外交事务。他说，若是让他在这个时候发表就职演说，那么外交政策将毫无疑问地成为主要议题。他告诫国人，要警惕那些由独裁和压迫这对孪生精神主宰的国家……此等情形之下，民主国家人民的首要关切就应当是阻止独裁制度的延续或者兴起，否则就会迎来内部奴役和外部侵略的时代。
1936年6月，他在费城接受连任提名时，再次表达了这种看法。他说，已经恢复元气的美利坚民主制度正在推进一场伟大且成功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仅是对抗贫穷、匮乏和经济萧条。可没这么简单，因为这也将是一场民主制度的生死战。
这场战争旨在拯救一种伟大且可贵的政体，为我们自己，也为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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