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史是历史的一部分，研究货币史，目的是帮助理解历史。中国的货币史，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因为中国的货币有悠久的历史，并发展成一种独立的货币文化。世界上真正独立发展出来而长期保持其独立性的货币文化是极少见的。
本书从上古时代使用的贝币写起，以近代银元、纸币为结点，清晰、详细地梳理了中国自有交换、买卖以来，钱币变更的历史，其中也大量提及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历史。
货币史是历史的一部分，研究货币史，总的目的是为帮助我们理解历史。
中国的货币史，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因为中国的货币，有悠久的历史，它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货币文化，而且同其他一些国家和民族也有相互影响。
有些国家，如巴比伦和埃及，其文化是比中国早，可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远古的货币。近百年来，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考古家，曾不断在那些地区挖掘，把各种各样的古物都挖出来了，盗劫了出土的古物，并运回他们本国，在不列颠博物馆和罗浮宫博物馆陈列出来，只是没有挖到远古的货币，没有挖到公元前8世纪以前的钱币。而钱币之为物，和其他古物不同：第一它必定是坚固不易毁灭的，这是金属货币的一个优点；第二它必定是数量很多的，因为人人要用它；第三它必定是散布很广的，因为各地都要用它。所以只要古代使用过钱币，一定会被发现。反过来说，如果这么多年来没有发现巴比伦和埃及古代的钱币，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它们在公元前8世纪以前还不曾铸造钱币。西方最早的钱币，是公元前7、8世纪时小亚细亚的里底亚所发行的。这是中国周定王的时候，当时中国已经有钱币了。
按照中国的传说，中国货币的起源，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管子》说：汤以庄山之金铸币，禹以历山之金铸币。司马迁说：高辛氏以前就有龟贝金钱刀布。班固说：神农氏的时候，就有金刀龟贝。郑樵甚至进一步说：太昊氏、高阳氏谓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谓之货，陶唐氏谓之泉，商人、周人谓之布，齐人、莒人谓之刀。这些人虽然言之凿凿，却是没有根据的。近代的发掘，使我们知道：在传说中的黄帝和高辛氏的时代，我们的祖先还不会使用金属，哪里会有金属货币？中国最早的货币，的确是贝。这点由中国文字的结构上可以看出来：凡是同价值有关的字汇，绝大部分是从贝：如贫贱等。分贝成贫，贝少为贱。可见在中国文字形成的时候，贝壳已是体现价值的东西。后来由于真贝的数量不够，人们就用仿制品：用蚌壳仿制，用软石仿制，用兽骨仿制，最后用铜来铸造，这种铜贝就可以说是一种金属货币了。用真贝的时候，以朋为单位，一朋原是一串，后来大概是指一个固定的数目。古诗中有既见君子，锡我百朋的句子。但铜贝出现以后，可能就不再称朋，而称寽了。近年商墓中有铜贝出土，而且西周彝铭中常有取若干寽的句子，如果这字或字是指铜贝，那就证明中国在公元前10世纪以前就有铸造货币的雏形了。
贝壳在古代是装饰品，也可以说是一种奢侈品，而且常见于记载，大概后来发展成为统治阶级之间的货币。当时的劳动人民，可能是使用主要的生产工具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如铲、刀、纺轮等。这几种用具，似乎分别在各地区或各部族中取得一般等价物的资格，而且逐渐脱离了商品世界，形状也逐渐缩小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演变成为正式的布币、刀币和环钱。布币中有一种没有文字的大型空首布，应当是西周的东西。无论如何，中国铸造货币的起源，并不晚于外国，可能是世界最早的。
中国的货币，不但产生得早，而且货币的魔力，也发生得早。外国有些人说，中国货币虽然产生得早，可是在社会上不产生多大作用，因为流通不广。这是不正确的。当刘邦做泗水亭长的时候，想到上司家里去，撒谎说以万钱为见面礼，吓得他的上司迎到门口来。萧何因为早年多送了刘邦两个钱，后来竟加封二千户。东汉赵壹说：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
两晋是货币经济比较衰落的一个时代，可是鲁褒的《钱神论》，其措辞的激愤，不亚于千多年后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悌蒙》（Timom of Athens）中的黄金颂。南朝时周文郁问卜，卜者告诉他南下可以做到公侯，文郁说，钱足便可，谁望公侯？有些人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可见货币的拜物教，在中国老早就有其根源。外国学者之所以有那种误解，是由于近代中国史家，在写中国史的时候，只写政治史，忽略经济史，更忽略货币史。古代史家不是这样的。但外国学者很少能直接利用中国的旧史料。
中国的货币，不但产生得早，而且独立发展成为一种货币文化。货币的产生，是具有自发性质的；当交换发展到某种阶段，必然会产生货币。所以货币的起源，原则上都是独立的。但这只限于极原始的阶段。后来生产和交换进一步扩展，当两种文化水平不同的民族发生接触的时候，文化较低的民族，就要受到文化高的民族的影响。我们只要看一看古代和近代各国的货币史，就可以知道：各国的货币很少是独立发展出来的，而是相互采用别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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