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的社会学邀请_[以色列]摩西·赫希著，林惠玲等译_9787208192607

国际法深深植根于各种社会因素和以及社会过程中，许多国际法律规则反映和影响社会因素及其进程，如规则、社会化、身份和集体记忆。国际法的政治、经济维度与社会学维度都有所重合，但国际法文献习惯上很少将注意力集中在其社会文化层面。鉴于国际法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内在相互关系，该书向读者介绍一些重要的社会学因素和主要的理论方法，并展示它们对国际法律研究的价值。该书希望国际法专家能在更宽泛的社会背景下分析国际法规则，并将研究社会学的工具应用于主流的国际法学术研究中。

21世纪最初的几年，在阅读了一些对社会现象进行理性选择和社会学分析的比较研究后，我对国际法社会学产生了兴趣。我对理性选择模型和国际法进行了一些研究，关于社会人（homo sociologicus）丰富而深入的阐述开始激发我对国际法社会学维度的探讨。我在这一领域的早期研究工作充分表明，国际法主体不是在社会真空中运作的，社会文化因素对国际法的形成、解释和实施有重大影响。这些早期的研究、同行反馈，以及现有文献中对这方面相对较少的关注，使我相信社会学研究可以成为非常有意义的国际法分析工具。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研究也暴露了国际法律规则的社会局限性。我发表了相关期刊文章和会议论文，探讨国际法和社会文化因素及社会进程之间的相互作用，2012年我决定开始撰写一本专门研究国际法社会学的书。
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许多人以各种方式为本书的出版作出贡献。我特别感谢我的同事和研究助理，前者对本书早期的草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后者则在本研究的各个阶段提供了帮助。第二章主要借鉴了本人于2008年发表在《欧洲国际法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得到了匿名审稿人和杂志编辑的帮助。我特别感谢纽约大学法学院的约瑟夫·韦勒（Joseph Weiler）、本尼迪克特·金斯伯里（Benedict Kingsbury）和罗伯特·豪斯（Robert Howse），我与他们讨论了本书早期草稿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第三章极大地受益于维里德·维尼茨基塞鲁西、奥里特·加齐特和尼尔·罗特姆（Vered VinitzkySeroussi、 Orit Gazit、 Nir Rotem，希伯来大学社会学系），罗恩·利维（Ron Levi，多伦多大学全球事务学院）和赵成俊（Sungjoon Cho， IIT芝加哥肯特法学院）提供的有益评论。本章第五节阐述了阿根廷对投资裁决的态度，我感谢奥斯卡·加里波第（Oscar Garibaldi，仲裁员，Covington & Burling LLP的退休合伙人）和豪尔赫·维阿莱斯（Jorge Viuales，剑桥大学法学院）对本节的有益评论。奥里特·加齐特（希伯来大学社会学系）和盖伊·哈帕兹（Guy Harpaz，希伯来大学法学院）对第四章的早期草稿做出了很好的评论，我也感谢尤瓦尔·夏娜（Yuval Shany，希伯来大学法学院）对本章第四节第二部分的评论。第五章的基础是收录于尤瓦尔·夏娜和托默·布劳德（Tomer Broude，希伯来大学法学院）主编的《多源等效规范》一书中的一章，收入本书时对该章进行了扩展，两位学者也提供了自己的意见。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匿名审稿人也发表了评论，非常感谢他们。
非常感谢希伯来大学法学院的优秀研究助理，他们在准备本书的各个阶段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奥哈德·亚伯拉罕（Ohad Abrahami）在本研究的几个阶段（特别是在最后阶段）对本书的书目来源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提出了合理的编辑建议，对于本书付梓成稿至关重要。希拉·列维（Hila Levi）、安娜·莱彻曼（Anna Lechermann）、巴勃罗·罗伯斯（Pablo Robles）、奥斯卡·韦勒（Oscar Weller）、沙尼·弗里德曼（Shani Friedman）、雅各布·乔丹（Jacob Jordan）和多伦·佩尔（Doron Peer）出色地协助了第四章的研究，在研究工作的不同阶段也协助着我。纪念埃米利奥·冯·霍夫曼施塔尔（Emilio Von Hofmannsthal）的玛丽亚·冯·霍夫曼斯塔尔基金会（Maria Von Hofmannsthal Fund）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资金支持，非常感谢基金会的支持。我还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约翰·劳斯（John Louth）、梅雷尔·阿尔斯坦（Merel Alstein）和艾玛·恩丁（Emma Endean），他们支持了这个项目。还要感谢基尔萨纳·克里斯托弗（Keerthana Christopher）和塞普里亚·卡南（Saipriya Kannan）以及制作团队准备出版稿件。最重要的是，感谢我挚爱的妻子伊迪特（Idit），一路走来，她以各种方式陪伴和帮助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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