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本逐末--美国社会科学对国家安全的政策影响力何以式微_[美]迈克尔?C.德施著，同子怡译_9787208193086

为了调动智力资源来应对9·11事件给美国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原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认为：我们必须再次拥抱学者和他们的智慧。然而，从实际来看，国家安全政策制定者与国际关系学者之间的距离已经变成了鸿沟。
圣母大学国家安全中心创始主任、Packey J. Dee 国际关系讲席教授迈克尔·德施追溯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的历史，考察在这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决策者与学者（书中也称之为环形道与象牙塔）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他的新作《舍本逐末》中，德施指出，在战争或社会危机期间，社会科学研究更关注实际问题的解决，托马斯·谢林与沃尔特·罗斯托就是典型的例子；而在和平时期，学者又回到了与现实不太相关的研究议题。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鼓励方法复杂、逻辑严谨的学术工作，而非那些涉及国家安全政策与现实的议题，因而，学术文化愈发偏离解决实际问题的最终目标。
本书是一部丰富的思想史，也是防止学术研究迷失方向的重要警醒，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文版序言

引言
我的《舍本逐末美国社会科学对国家安全的政策影响力何以式微》一书被翻译成中文,并由优秀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对此感到十分荣幸和兴奋。我也非常感谢北京大学的同子怡女士担任本书的译者。
距本书出版已有五年的时间,所以此次机会不仅使我能够庆祝这一成就，还让我得以反思其初期反响，突出后续的研究成果，并试图为那些希望打破象牙塔壁垒、弥合政一学鸿沟的年轻学者指明未来还需要做些什么。但在开始这些任务之前,请允许我做一些自传式的思考，以便将这些问题置于更清晰的背景中。

我从舍本逐末中出走
我是成长于冷战时期的孩子。我最早的一些政治记忆是关于越南战争、美苏缓和、尼克松和基辛格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冷战后期和里根政府。高中时，我因阅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巨著《古拉格群岛》以及包括《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内的相关小说,爱上了政治史与文学。我来到了位于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马凯特大学求学,这是一所耶稣会学校,顺便一提,这所学校是多位重要的世界政治人物的母校，比如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我选择了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专业,因为世界政治和美国对外政策非常吸引我,而且在那时我就已经知道我想以某种方式将这个专业作为我一生的志业。
当然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当我前往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时，我最初并没有进入政治科学系的博士项目就读,而是进入了芝加哥大学的国际关系委员会,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硕士项目。国际关系委员会是一个让我能够决定如何追求自己热爱的学术事业的理想场所，在那里,我选修了许多政治科学博士生所学的课程,因此我很快就体验到了作为大学教授的生活。但同时,我也很欣慰地了解到，如果我认为长年坐冷板凳的生活方式以及找到一份日益稀缺的学术职位实在过于艰难的话，我可以先以一个职业学位毕业,以此作为前往华盛顿特区工作的跳板。就这样，我在国会、国务院和国会图书馆的多个岗位上任过职,来体验政策界内部的生活,看看自己是否患上了波托马克热*。
在华盛顿工作的前期，我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因我知道自己始终希望以某种方式参与政策相关的工作。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时，我发现我也喜欢从厚重的历史和系统的理论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在芝加哥大学有几位始终鼓舞着我的榜样,他们让我知道同时步入学术与政治世界不但是可能的,而且还会令政策与学术研究相得益彰。政治理论家内森·塔尔科夫(Nathan Tarcov)就是其中之一,此前一年他在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国务卿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任职，重返芝加哥大学校园后，他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原则和审慎态度方面的研究显得更加深刻。南亚研究专家苏珊娜·鲁道夫(Suzanne Ru- dolph)为我打开了了解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大门。韦伯，这位 20世纪社会科学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十分自如地在非常应用型的话题(如易北河东部地区土地问题和魏玛宪法)与深奥晦涩但至关重要的理论和伦理反思(如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客观性问题)之间来回切换。韦伯曾写过两篇著名的关于志业的论文--一篇关于政治,一篇关于学术我花了30年才明白，我试图做的是将它们结合起来。
有两位关键人物令我相信我可以得偿所愿。第一位是当时一位年轻的、颇具声望的助理教授,他从西点军校毕业后，曾担任空军导弹专家，之后回到研究生院读博，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常规威慑理论与实践的。在前往芝加哥大学任教前,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曾先后在布鲁金斯学会和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任博士后研究人员，师从另一位后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虽然他在芝加哥大学的最初几年还不太出名,但那时我就已看到他终将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著名的现实主义思想家之一的曙光。米尔斯海默倡导和实践的,是清晰而系统地思考具体的战略和世界政治问题。尽管米尔斯海默更类似于他的芝加哥大学前辈汉斯·摩根索(Hans Mor- genthau),是一位入世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那样典型的在政一学旋转门中进出的人,他最终也获得了全球性的声誉。
米尔斯海默也是我与我的第二位重要榜样--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之间的联系人。在米尔斯海默的推荐下,亨廷顿邀请我去哈佛大学著名的国际事务中心任博士后研究人员。国际事务中心正是我渴望的智识环境,那里有许多像亨廷顿这样的杰出学者。他写出了界定学术研究范式的书籍，比如至今仍具有权威性的《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和关于政治发展的巨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与米尔斯海默一样,亨廷顿也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是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在拒绝亨廷顿在哈佛大学的第一次终身教职申请时写下的)。亨廷顿在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了几年,帮助他的老朋友布热津斯基处理一些具体的政策问题，比如《第59号总统令》等。米尔斯海默和亨廷顿的职业生涯是我所渴望的，但我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现它，而且我会走一条比他们更加迂回曲折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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