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音乐审美要求不得听闻音乐，音乐感知应向内获取，用已有的儒道音乐精神去理解佛教音乐，等等，都是由生命之“有”的感知延展到音乐审美领域里的思想。这影响了早期的梵呗创作风格，如“清通深亮，远谷流响”。两晋时期佛教音乐的“无”之审美，受“涅槃”影响，建立在现世音乐之上，反对人因音乐产生情感依赖，却未否认音乐的客观存在。重视音乐能否与文辞匹配，音乐的礼义功用，音乐的梵汉转化，音乐的审美况味——这影响了高僧的音乐活动，如道安确立的唱导三科制度。南北朝时期的“缘起性空”中，音乐“神不灭”；在无分别的佛心之下，音乐一如众生；佛性之美不染“声尘”，法音“苦空”。转读与唱导形成了多元化的审美，如“优游”与“小缓”等。梁武帝“法乐童子伎”亦是“空”之显现。“空”是佛教音乐美学继“有”与“无”之后一次“本我”的展现与突破。它逐渐超越对传统儒学、玄学的依附，走向了独立的道路，是超验的音乐审美观，是绝对自由的纯粹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