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与世界_戴维·汉森_9787576053791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世界在快速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让这个世界看上去越来越小，人类跨地区、跨文化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教师如何与陌生人互动？如何与真实或虚拟的工具互动？如何开展教学？如何培养自主行动能力？还有，在全世界范围内，针对学校教育的自上而下的监管越来越严格，教学标准化，评估日常化，问责制度盛行，教师应该怎么应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戴维·汉森推出了《教师与世界》一书，做出了有针对性的解答。在这部富有开创意义的著作中，汉森激活了“世界主义”这个古老概念，并且围绕这个概念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世界主义教育取向。汉森指出，这种取向的核心理念是，既要对新鲜事物采取审慎开放的态度，又要对已知事物保持审慎忠诚，同时还要追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在他看来，这种教育取向可以在不同环境和不同学科的教学中得到培养。一旦具备这种取向，大中小学教师就能够提升专业能力与职业成就感，以教学为天职，把课程当作“所有人的潜在的和充满活力的遗产”，在日常教学中追求各种可能性，巧妙化解来自社会文化层面、国家制度层面、经济技术层面和个体层面的种种压力。

论人的境遇及其教育挑战正如第二章开头所提到的，作为一种生活艺术的哲学包含了对通常被称为人的境遇的思考。今天，这种境遇本身的一个显著特征迫使它自己走到前台。这个特征就是全球化的绝对速度加快。这种加速（参见哈勒维，1948年；皮尔，1972年；舒尔曼，2004年）实际上开始于大约200年前被称为工业革命的经济动荡，以及同时发生的被称为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地震。它们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至今仍然随处可见。尽管尊重个人和人类文化的独特性等价值观在全球各地受到践踏，但是，它们一直存在。民主实践起起落落，但是民主的冲动从未停歇。无数的经济举措涌现出来，然后崩溃，但是经济创新的精神没有崩溃。文化风格和产品有盛有衰，但是，它们背后的创造激情始终存在。与这些全球化成果并存的是令人困惑和痛苦的损失。200年前的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海啸已经冲走了世界各地曾经存在的许多传统生活模式，留下的经常是令人困惑的状况。“无论这个世界多么混乱，世界主义一直是这个世界中的一种存在方式。”阿克巴尔·阿巴斯（Ackbar Abbas）这样写，并且补充说：正如全球化一词所概括的那样，“没有什么比它更令人困惑了”（2000年，第786页）。当代经济生活的无休无止的需求、人口增长和流动的压力、不断扩大的信息过载、侵入式娱乐模式的传播：对许多人来说，或者看起来是这样，这些现象和相关现象破坏了人类交往的稳定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控制感和方向感。它们似乎使人们分心，无法进行沉思、反省和质疑，也无法领会既有利于富有成效的独处（generative solitude），又益于持续与他人深入交往的价值观。随着全球化的加速，至关重要的人类价值观，正如地球上的许多自然环境一样，有时也会受难和退化。要想讨论当前有关“人类宇宙何去何从”的争论，请参考贝克（2006年）、达尔迈尔（Dallmayr， 2003年）、哈贝马斯（Habermas， 1998年）、麦卡锡（McCarthy， 1999年）、莫林和柯恩（Morin & Kern， 1999年）、帕帕斯蒂法诺（2005年）和萨维奇等人（Savage et al.，2005年）的研究成果。人们自然会对这些变化速度感到不安，并且担心其后果。他们理所当然地想知道如何应对这些情况。尽管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产生于相对平静的环境，但是，表象可能具有欺骗性。前一章提及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我们一样”。面对宇宙中的变化以及变化过程中的不可控制性与不可预测性，他们普遍感到震惊。他们注意到，就像无法控制太阳的运动一样，人类无法控制自己的想象；就像无法预测自然界一定会出现的进化步骤一样，人类无法预测自己的下一步。人类无法阻止自己的改变（change）和转变（transform），因为这样做的努力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变化模式。然而，这些情况并不意味着人们应该把手举到空中，只是蹲下来保护（look after）自己。思想家们认为，生活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方法：把自己的头从沙堆中抽出来，用自己可以支配的所有资源来应对天马行空（an aleatory universe）的事实。这种方法不是对事件的理论解释，而是对期望（hope）、不确定性和绝望情绪做出有效回应的方法。套用柏拉图的比喻，这是灵魂转向的方法：重建一个人对世界的知觉能力（perceptions）以及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方式。知觉和行动（action）的融合构成了一种取向。在这种取向中，正如我们在爱比克泰德和其他作者身上所看到的那样，观看（seeing）与行动（acting）相辅相成。尽管方式笨拙，没有计划，有时还会徒劳无益，但是，它们共同发挥作用。世界主义的罗盘并不提供固定的道德经度和纬度。相反，它只指示人类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上如何应对无穷无尽的人类多样性。前面提到的自我提升的实践是对人类所处的这些无法控制的条件的回应。这种观点提供了另一种理由，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这些乍看上去有些私密的技艺却具有教育和社会意义。它们提供了一种方法，让人们在困境和机遇中逐渐分离，同时又能结成完整的集体。它们也会让人们在逐渐亲密的过程中成为独特的个体，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每个人在说话、倾听、回应以及与生活中的陌生人和熟悉的人互动时的表现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主义者对人类境遇的看法是：（1）相信变化的必然性，并培养对变化的适度回应（a balanced response）能力；（2）批判性地理解人类那难以了解的性格、观点、行为（conduct）。接下来，我将重点介绍关于这些生活艺术思想家在描述这些条件时所采用的语气和范围。这两者，对于当今世界各地的隶属于教育系统不同层级的教师而言，都是工作的基础。我们还会讨论家庭和归属感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工作的相关背景。生活就是变化：培养一种稳定感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人、社区、国家、艺术、技术、树木、岩石、河流，所有的东西都有生有灭。爱默生在他的文章《圆》中总结了大约两千年来的斯多葛派的反思：“永恒不过是一个表示程度的词汇。”（1983年，第403页）爱默生知道蒙田的散文《论忏悔》（1991年），其中有关于自我、人性和世界的可塑性的令人难忘的开场白：“其他人教育人；我则描述人，描绘一个教育不良的个人。如果我必须重新塑造他，我真的会让他与现在截然不同。但是，现在已经完成了。我画肖像画的笔触不会出错，尽管它们确实发生了变化。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永在的跷跷板。其中的一切——土地、高加索山脉、埃及金字塔——都在以一种共同的运动方式和它们自有的运动方式而摇摆不定。恒定本身不过是一种更懒散的来回摇摆。”（蒙田，1991年，第907页）永恒取决于我们暂时采取的时间视角和空间视角。这个关于世界的明显事实令人坐立不安。它似乎破坏甚至削弱了稳定感，没有稳定感就难以形成连贯的人类生活。今天，人们对处于全球化压力之下的当代生活节奏感到焦虑，这个困境，诚如上文所述，经常被提及。似乎任何地方的人都能目睹并体验到全球化加速的后果。两百年来，观察家们一直都能看到，变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在经济、文化、政治、宗教和其他生活方式方面产生了无数的反应（reactions），一些反应还相当激烈。其中的许多反应可以被理解为试图阻止变化，也就是说，试图抓住一些可以提供稳定性的有价值的东西。在关于世界主义和生活艺术的长篇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可见的观点，那就是“选择”稳定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不可能在某一天醒来之后，就像做一场演讲那样宣布：“从今天开始，我的生活将会稳定下来。”一个社区和一个国家也不能选择稳定，尤其是在现在发生大规模变革（change）的情况下，更做不到这一点。然而，即便不是绝大部分人，也似乎有许多人对稳定感、控制感和方向感有着无法根除的需求。 “感觉”（sense）这个词，在世界主义的表述中，是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在面对变化时做出的富有成效的回应（generative response）。“稳定感”（sense of stability）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退款保证并不是一回事，后者可以让心情和精神放松。与此相反，稳定感是一种倾向（disposition）或敏感性（sensibility），促使人们去思考变化（change），包括引发变化的力量，而不只是在面对与常态有别的差异时做出畏缩或撤退的举动。这种区别让人想起一个事实，即无论何时何地，世界各地的人类似乎都受制于对新事物的好奇心以及对稳定生活方式的需求。阿皮亚（2006年）强调，自人类首次迁出非洲之后，人类的流动（movement）与互动就非常普遍。“在我们这个不断迁徙的种类中，隔离或隐居都是反常的方式”，他说，“世界主义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否定它才是。”（第xx页）我从阿皮亚那煽动性的主张中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那就是，无论是个人还是社区，稳定感并不需要自我封闭或作茧自缚。然而，与此同时，这个概念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打开门和百叶窗，让任何可能出现的东西进来。这将造成浪费。回想第一章（请看第31页）提及的甘地的观点，他将对新观念和新文化的审慎开放与拒绝被它们“吹走”结合在一起。杜威在描述为什么思想开放与思想空虚不是一回事时呼应了这一点（1985年，第183页）。打开心灵就像打开一扇门：需要付出努力，以一种有意识的姿态去接触另一边的事情。这种审慎的（reflective）热情正好成为世界主义视野的标志。相比之下，空虚的头脑是一个空虚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出现的一件事与其他任何一件事一样好。即便不是大多数人，也有很多人欣赏这种差异以及它可能带来的挑战。他们要么感觉到（feel），要么凭直觉而知（untuit），要么认识到（learn），每一次新的人际接触都可能令人不安或不稳定，即使这个接触看起来很有趣，甚至引人入胜，但是，它仍然有可能令人不安或带来不稳定。不安定状态的替代方案不是具体的、冻结的、僵化的生活模式。与作为二分条件的稳定或不稳定相反，稳定感可以通过认识无常的永恒性来培养。合乎逻辑的一点是：如果一件事情已经发生，人们可以说，这件事情的发生将永远为真。因此，宇宙可以被视为一种永恒的形式，也就是所有过去的事物都已成为定局，无法触及。说得更明白些，稳定感可以从一种教育中产生。这种教育可以帮助人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的一个核心原则是，世界上所有的知识虽然有助于影响未来变化的方向，但是不能阻止未来的变化。人们所知道的一切不一定能预测未来的轮廓，包括下一刻的轮廓，更不用说保证了。因此，这些轮廓永远是无常的。与此相关的一点是，过去以及对过去的解释并不是同义词。做过的事确实已经完成，但是它的意义并没有结束，人类是凭借意义而生活的生物。们认识到，当爱默生说永恒是一个与程度相关的词汇时，他并没有对人类的境遇发表负面的、更不用说绝望的评论。恰恰相反，关键在于“程度”这个词。尽管我们从地质学中了解到，乞力马扎罗山注定会在将来发生变动（shift），但是，从个人的角度看，它是不朽的。从一个美国公民的个人角度看，尽管我们知道，美国在几个世纪之后可能会有所不同，那时它可能已经成为十几个相关的行政区或更大的构造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国家看起来可能是不朽的。很久以前，人们认为罗马会永远存在，就像今天的民族国家的结构貌似会永远存在一样。与“在变化中保存”和“通过变化而保存”相比，很难想象永久的文化保存意味着什么。在人类历史上，可能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并不符合这种条件。例如，现代法国和西班牙著名的克罗马农人洞穴壁画是在25，000年的时间里完成的。在这段时间里，绘画技术和主题几乎没有变化。一位洞穴艺术的研究者（瑟曼在2008年发表的文章中讨论过）认为，这些传统完好无损地保存了（实际上）四倍于有记载的历史的时间。这意味着这种文化一定令其成员“非常满意”——正如瑟曼（Thurman）补充的那样，“稳定到现代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人们可以推测，这一非凡传统的长寿反映了艺术家们没有遇到其他模式的事实。随着冰河时期（the Ice Age）的结束，文化互动才真正开始。一旦文化互动开始，艺术形式就开始激增。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现在。思考一座山或一个国家的悠久历史，不仅会让个体感受到生命的短暂，而且会让人觉得自己就像微不足道的一粒尘埃，甚至比城市街道上被吹来吹去的砂砾还要飘忽不定。但是，这是个程度问题：尽管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会忽视这个原始事实，认为其理所当然，或者习以为常，但是，的确有一种“物质”充斥着人类生命的每一刻。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句耳熟能详的格言，我们可以将整个世界想象成一个熠熠生辉的人类活动（action）画面——一个空间图景（spatial image）——以及将整个时间描绘成一种有意义的时刻——一个与空间图景互补的时间图景（temporal image）。这种想法让人想起斯多葛派对当下的尊重。从字面意义上讲，尽管要注意到过去的先例和未来的可能性，但是，当下才是人类能够思考、感觉和行动的唯一时间。在前面讨论过的一句引语中，爱比克泰德敦促学生“马上”——也就是说，在当下和接下来的每个当下——“为你自己树立某种性格和模式”（1983年，第22页，第33则）。马可·奥勒留写道：“给自己一份礼物：当下的时刻。”（2003年，第110页，第8卷，第44则）爱默生在他的散文《经验》中声称：“既然我们的职责（office）与时刻有关，那么，就让我们做它们的主宰（husband）吧。今天的五分钟对我来说和下个千年的五分钟同样重要。今天，让我们泰然自若，充满智慧，成为我们自己吧。”（1983年，第479页）尽管这种稳定感很脆弱，而且缺乏保证，但是，它有可能把每时每刻和每一个地方变成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闪而过的虚无。正如伊丽莎白·德·米约拉（Elizabeth De Mijolla）所写（1994年，第62页），空间和时间可以是充实的，而不仅仅是转瞬即逝的。尽管这种成就往往是来之不易的和暂时的，但是，它与任何岩石、树木、河流或山脉一样是真实的或者是实质性的存在。如果考虑到一切都在变化这个事实，那么它们也都是暂时的。人们要么感觉到，要么凭直觉而知，要么认识到，生活中的每一次接触，无论看起来有多么微妙或随意，都可能迫使我们改变观点或习惯。一个人与他人或环境的接触会产生一些影响，有些影响难以察觉，有些却像天气骤变一样引人注目。杜威通过暗示一个人从事一项活动然后转向另一项活动来表达这一点：当一个人开始做某个动作然后转向另一个动作时，他会不断地失去当下的自我，找到另一个自我。他并没有说一个人的整个存在被不断地颠覆。如同俗语所说的那样，这种情况只发生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杜威的意思是，没有人不受生活中的接触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多么微小，它都实际存在（1985年，第133、361—362页）。对于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的传统而言，教育的一项任务就是关注这种存在状态，并且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努力使人与世界的接触富有成效。自我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总是存在问题，解决之道就体现在对逝去时刻的回应（respond）之上。换言之，尽管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永远不稳定，但是有可能培养一种行为模式或网络（pattern or web of conduct）。这种模式或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一种稳定感驱动的。教师完全有能力本着这种精神与年轻人一起工作。他们现在处于或可能处于众所周知的指导学生如何与世界相遇的前线。例如，有一个陈词滥调，认为当今的年轻人在知道如何使用不断变化的通信技术方面往往超过了他们的长辈。此外，这项技术带来的速度有着不可否认的刺激性和诱惑力，因此，谈论稳定听起来可能很奇怪。然而，正如希腊人所辨析的那样，“techne”并不是“phronesis”的同义词。前者指熟练的技术或技能（technical or skilled knowhow），后者指实践的智慧和对技术与技能带来的后果的洞察能力。教师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帮助学生理解为什么让人感觉到自由的技术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击败甚至破坏他们的审美、道德和智力的敏感性。教师可以模拟这些技术的使用，并告诉学生，这些技术不能代替自发性、想象力和思考力，但是可以为它们提供适当的支持。这里讨论的生活艺术之所以发挥作用，是因为它需要的不是“不加批判”的开放性，而是“反思”，以使技术服务于独特的人类目的，而不是为技术本身随意提出的目的服务。在这些随意提出的目的中，有些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教育。技术的积极和消极后果都处于紧张状态，很难判断有利因素是否大于不利因素。再次，教育系统内各个层级的教师都能很好地帮助学生思考特定的情境、用途和后果（参见格林达·赫尔等人，2010年，关于在线技术的创造性的、秉持世界主义精神而使用技术的案例）。考虑到人类长期以来的习惯，即，无论好坏都把每项发明出来的技术推向极限，那么，这样做似乎是明智的。论人类多样性：不陌生，但高深莫测是否每一个曾经在这个星球上行走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疑问：我为什么在这里？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研究生活艺术的哲学家因为提出这样的问题而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但是，真的是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感受到了这个问题吗？也许是在抬头看见彩虹时，也许是在看到自己的庄稼被暴晒枯萎时，也许是听到爱人的大笑时，也许是跪在垂死的朋友或同志身边时，也许是在雨中欢快地奔跑时，也许是目睹一座城市的毁灭时，人们会想到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这一切的意义何在？即使不是绝大多数人，也会有许多人感觉到、凭直觉而知道或者认识到，生活高深莫测，对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的质疑永无止境，因为快乐和痛苦的经历是没有尽头的。从一个角度看，这种说法与说生活就是变化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高深莫测的理念强调了新鲜事物的存在，这正如希腊早期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声称的那样，生活从不只是简单的重复。在某种意义上，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物，因为无论其新颖性是很微小还是不太大，所有事物都是新的，以至于连“新奇”这个概念本身都是多余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信从爱默生的说法，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这个观点让人想起在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的悠久传统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多样性”，它与永恒无常的观念并存。存在于这个星球的多样性首先产生了世界主义的理念。世界主义对多样性的理解并没有假定在群体或个体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价值论、本体论或认识论鸿沟。相互理解并不容易，也不可靠，但是没有任何障碍可以让这种理解永远无法实现。此外，正如蒙田巧妙地说明的那样，世界主义观点表明，任何社区内部的多样性或可变性都可能与任何两个社区之间的多样性与可变性一样大，任何一个人内在的多样性或可变性都可能与任何两个人之间的多样性与可变性一样大。（1991年，第380页，第2卷第1章；第887页，第2卷第37章；第1207页，第3卷第13章；第1220页，第3卷第13章等等）。蒙田的见解让人想起罗马诗人和剧作家泰伦提乌斯（Terence，约公元前190年—公元前159年）的一句名言：“我是一个人，我对人类的一切都不感到陌生。”泰伦提乌斯断言（我将在第五章回到这个论题展开讨论），因为我自己就是人，所以，人类的一切对我来说都不是陌生的，包括我内在的任何东西对我来说也都不是陌生的。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我必须赞同我的发现。但是，内在的一切都是人自己的。这就是蒙田在多次再版随笔集时很少删掉以前的单词或短语的原因之一。这种做法与他激烈排斥忏悔（尽管不是后悔）的态度相吻合。忏悔被理解为将自己部分地视作异类或次等人并驱逐出去。蒙田开始相信，认真对待一个人的所有特征，很快就会发现他的不足。他展示了如何运用同样的方法或迟或早地暴露某个社区的缺陷，但却认为不必从道德上排斥这些特征，而只需要对它们进行深思熟虑地重构。蒙田还阐释了人类如何通过批判性地拥抱自身具有的多重的人性，以便最充实地生活（most richly inhabit life），同时与人进行最谦逊的互动。蒙田证明，个人内在的可变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可变性，与人类行为的不稳定性有关。人类行为的不稳定性是普遍存在的，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反而是相当惊人的现象。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可以提供她或他对蒙田的自我描述的不同看法：（下列）每一对矛盾都可以在我身上找到，这取决于某些扭曲或属性（some twist or attribute）：羞怯、傲慢；忠贞、淫荡；健谈，沉默；强壮、柔弱；聪明、愚钝；幽怨、和蔼；虚伪、诚实；博学、无知；慷慨、吝啬，还有挥霍——这一切，我在自己的身上都能看到。能看到什么，取决于我的观察角度。任何专心研究自己的人都会在自己的身上以及自己的判断中发现这种混乱（this whirring）与不一致的地方。作为一个整体，我无法简单而完整地介绍自己，不能保证无混杂（Intermingling）与无添加（admixture）。（蒙田，1991年，第377页，第二卷第1章）蒙田基于几十年来对人的意义的思考，总结道：“我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学有所成的人，——我不知道，即便是他们，也能否在一个如此混乱、复杂和偶然的事情上取得成功——由他们把这种无限多样的特征分组，找出我们的自相矛盾之处，让它们变得井井有条。我发现，很难将我们的不同行动彼此联系起来；我还发现，每一种行动本身，也很难根据某些主要品质进行适当的命名。它们是如此模糊，如同各种不同的颜色在不同的灯光下相互重叠。”（蒙田，1991年，第1222页，第三卷第13章）这种明显的不稳定性，既是文化的特征，又是个人的特征，与蒙田所认为的人类倾向相互交融。这种倾向就是，人类经常借用、吸收、尝试、模仿和思考其他个人和社区的能够体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事物。当与新事物的接触改变了人们与熟悉事物的关系时，差异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些特征反过来又与同一集体中的个人和亚群体（subgroups）记忆过去事件的显著不同的方式相一致。并不是只有历史学家才会对历史做出截然不同的解释。这个特点在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和维度上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在家庭、友谊、学校和其他机构中也普遍存在，并为人类图景的多样性增添了一层色彩（参见哈布瓦赫等人，1992年；温伯格等人，2007年）。再想想今天，来自同一个集体的个人可以发展出具有高度独特性的关系网。剔除其他因素，这要归功于互联网和其他媒体。这个过程实际上开始于五百年前，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人类表达兴趣、风格和基调的日益多样化。沃尔特·范伯格（Walter Feinberg）从这些事实中汲取了一个教训：我对人属于文化的观点感到不舒服，因为这个观点认为，文化决定了人类的价值观和理解力的视野。我自己的观点是，人类参与了意义网络的建构，我们每个人在这些网络中形成特定节点的各条链接线都有所不同。对于任何两个人来说，有的链接线可能相对较粗，只需要有限的解释；有的可能相对较细，需要大量的解释或手势。我怀疑，一种不是从认识论或价值论的受限制的角度而是从意义和价值的网络的角度来看待文化的方法，可能会使人们采取更有力的对话的方法来处理文化差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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