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一世界_杨澜，朱冰_9787214068828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杨澜入行20年首部传记作品，震撼问世！立体展现杨澜20年非常媒体生涯；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杨澜和杨澜眼中的时代真相！
　　在《一问一世界》这本书中，杨澜将告诉你——
　　她从1990年到2010年的生命跨越和岁月流转；她与基辛格、克林顿、布莱尔、老布什、李光耀、韦尔奇等高端人物的交往秘辛；她如何在人生每个节点自由潇洒地转换；她对“赢”的重新理解和体悟；她的20年非常媒体生涯；她眼中的传媒江湖……
　　个人命运与时代演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杨澜和这个时代的真相。

　　前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
　　2010年是我入行20年，也是《杨澜访谈录》10周年的纪念，有一位媒体朋友不经意当中说，今年正好是你的2010。还真是有这个巧合。
　　10年也好，20年也好，在人生中不长也不短。回头一看，其实一直在匆匆忙忙地赶路，顾不上停下来。借这个机会我停下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再望望前面的天空，是件好事。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我也想成功，我也想证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寻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后去询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我采访了500 多位精英人士，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地赶路，经常撞着这个碰到那个，我们是不是想过把他们扶起来，说声对不起？为了“成功”，我们忽略了路边的风景，忽略身边的人，我们能不能停下脚步给他们一个微笑，给他们一个拥抱？我曾接到一个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者做了多高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这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
　　萧伯纳曾经说过：“一个理智的人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只有那些不理智的人，才会想去改变环境适应自己。但历史是后一种人创造的。”在我看来成功的首要意义在于做自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妄谈创造历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张海迪以残障之身刻苦学习，终有成就的故事固然让我敬佩不已，更让我感动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当有关领导告诫她应该把烫成大波浪的长发夹起来以符合“英雄模范”的标准形象时，她在进入人民大会堂，进入聚光灯中心之前的一瞬间，果断地取下了发夹，让一头秀发瀑布般地披在肩头。她不要做被造型的英雄，她要做真实的自己。
　　有时出身优裕与出身贫困一样容易让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笼。许多富家子弟仅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就放弃自己真正的梦想，成为某种传承的工具。股神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他19 岁时做出决定，不进入父亲呼风唤雨的金融界，而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当他忐忑不安地寻求父亲的意见时，巴菲特说：“儿子，其实我们俩做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热爱的事！”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传书名就叫《做你自己》。
　　我们的社会从要求个体无条件地服从群体，到终于可以让人们理直气壮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进步。如果每个人能够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一起推动社会变得更开放、更公平、更温暖，这是不是一种更了不起的成功？
　　做访谈节目的人是以提问为生的。我们这辈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提问。但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当中有多少环节是在训练我们问问题呢？基本上没有。我们一直受到的训练是回答问题，先把老师教的答案记住，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再还给老师。
　　美国学校的老师特别鼓励学生提问。在中国的学校，老师可能对学生说，这儿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来解答；在美国学校，老师很可能说，你自己编三道方程式让其他的同学解答。这可能是一种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种被学校一步步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对如何提问没什么概念。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时，正好有一节是外教上的宗教课，他讲完了以后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一个大教室里面，100 多个学生，寂静无声，大家都羞涩地低下了头，没有一个人举手。教授非常生气地从兜里掏出了一块美金，说：“谁要是问出一个问题，哪怕是再愚蠢的问题，我就把这一块美金给他。”我们都有一点受屈辱的感觉，作为一个学生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问题吗？记得后来我举手了，至于硬着头皮问了个什么问题，了无印象。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当时选修的一门课是社会学，因为我觉得做传媒的人需要有一些社会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我每天上课都准时到，作业按时完成，老师嘱咐看的参考书都看了，论文也写得还不错，可是到期末我发现所有的课程里面唯有这门课得了一个B，其他功课都是A或A－。怎么会得一个B 呢？我就去找社会学的教授理论，我说你是不是搞错了？她翻看了一下我的记录说：“的确你的作业都交了，完成得也不错，但是我要给你一个惩罚，因为你上课从来不问问题，这就说明你上课的参与度不高。”当然后来我据理力争，申辩说因为刚来美国不久，有时组织语言的速度稍慢，往往刚想说就被其他同学抢了先，等等。老师看来是动了心，最终给了我一个B+。
　　2010年10月，我参加了我的导师赵忠祥先生广播电视50 年的研讨会。他18岁成为中央电视台的第一个男播音员，今年68 岁还在主持《人与自然》和《动物世界》。他讲当时他进入电视台的时候电视台还是用胶片播出的。所以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一切都是现场直播，机器上放着胶片，播音员现场配音。时间紧迫时甚至是一位撰稿人跪在地上写稿子，一边写一边改，而播音员就要字正腔圆、不慌不乱、毫无差错地念出来。当时的电视从业人员文字的功底，播报的功底，现场掌控的功底真的不是我辈一朝一夕比及的。
　　今天的电视技术已经有巨大的进步，但是同时今天的传统媒体还是有很多的困惑。网络是巨大的挑战之一。今年，老字号的美国《新闻周刊》也是因为受不了年年的亏损，开始叫卖，很多历史悠久的大型的报纸已经纷纷倒闭。网络的第一波冲击的可能是平面媒体，第二波则可能是电视媒体。视频网站、网络电视的蓬勃兴起不可阻挡。虽然它尚未找到成熟的收益模型，但是人们接受信息的习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坐在电视机前守候着一个节目开播，到像在网络上自由地摄取各种个人需要的资讯娱乐组合。
　　而我发现电视观众也已经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两大收视群体分别是青少年和退休人群，低龄化的趋势和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而20～50岁左右的社会中间力量、精英力量更多地从网络上获取他们需要的资讯和娱乐，即使是电视节目也常常是在网上搜索收看。在收视率的压力下，电视人必须要满足这两极化的需求，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电视剧和综艺类的节目占据黄金时段。放眼全国的各省级卫星频道，几乎都把新闻压缩到最小，每晚连续播放2～3集的电视剧，再加上原创或引进的综艺类节目，访谈类、专题类节目已经都被移到11 点以后了。这似乎是一个潮流趋势。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或不好，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现实，所有做电视的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
　　两个月前我到台湾，专访了电视主持人蔡康永。数年前他在做《康熙来了》之前曾经主持一个电视节目《真情指数》。我当时看到这个节目在形式上与《杨澜访谈录》很相像，就主动跟他联系，希望两个人能联手做一个海峡两岸不同领域代表人物的交叉采访，但是后来由于电视台等方面的原因就失之交臂了。在采访中我们俩探讨电视生态对于电视形态包括主持人风格的影响。他说他其实很羡慕我能把高端访谈做10年之久，它不一定是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但是能够影响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就会有高端产品，比如汽车、电脑、酒类品牌，为了维护品牌的定位和影响力来赞助这样的节目。在台湾，电视节目不能有品牌冠名赞助。在一切唯收视率是瞻的情况下，即使是晚间七点档或者八点档的新闻节目也变得更加娱乐化。如果大家更喜欢看一个醉汉跟警察打架，那么它一定会代替伊朗核危机的新闻。加上台湾独特的地缘政治因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比较少，所以台湾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对国际事务不是特别关心，对于大的政治事件也并不是特别的关心，而是专注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中的各种娱乐和八卦新闻。即使电视台的主流新闻节目，也变得碎片化、娱乐化、世俗化。蔡康永说：“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你要想找内涵吗？那就不要到电视上来找。杨澜你如果能把深度访谈节目再做上10年，就太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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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谈话节目主持人拉里·金从业60年。早年他训练采访基本功的方法就是搬把椅子坐在超市门口，随机采访每个进门的人：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职业？买什么东西？干什么用？你最擅长的事？最烦恼的事？他说，一个好的主持人要做到无论面对何时、何地、何人都能有话题、有问题。而简单的问题，好过复杂的问题。一个这么善于沟通的人却以离婚次数多而著称。他说觉得最对不起朋友的事，就是让他们刚记住他上一任妻子的名字，就又要记新一任妻子的名字！看来这就像医生很难自诊，沟通大师也有盲区吧。
　　有时在访谈中难免会问及令对方尴尬的问题，我觉得这时诚意很重要。要让对方知道你并非刻意为难，而是更关心事实真相，这样对方才不会拂袖而去。其次，功课很重要，这样才不会让对方觉得对牛弹琴，影响谈兴。第三，当然是随机应变，灵活以对了。采访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前，导演和制片人都说，杨小姐你一定要问问他莱温斯基的事情。这让我有些为难，即使是一位离任的总统也应得到尊重，怎么去问人家这种难堪的问题？后来我了解到克林顿离任以后建立了克林顿图书馆，并在图书馆里设立展厅，展示了莱温斯基事件始末。所以我就问他说：“通常总统们在自己的图书馆里都会布置那些让自己感到非常骄傲的历史，您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一个展示呢？”克林顿不愧是有涵养的政治家，他直面这个问题，谈及他意在告诉后人美国党派之争的恶性发展。我又问道：“您在自传里说过，在莱温斯基事件初期您一直是过着双重生活，什么时候您才从这种痛苦中解脱的呢？”他说：“当我跟我的妻子陈述了这件事情的真相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可以面对大陪审团了。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父母离异、充满暴力的家庭里，我觉得别人不会理解我，我只有自己来处理自己的痛苦和麻烦，所以我一开始拒绝任何人进入我的空间。但是我最终决定把真相告诉我的妻子，我突然觉得我的痛苦解脱了，可以面对任何人了。”
　　我觉得采访其实像是一次探险，是一种对人心的探险。做专访常常是交浅而言深，一个从未见面的入坐在你面前，短短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希望挖掘出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人家凭什么要告诉你呢？这就好像你进入一个丛林，你只是大概知道一个方向，并不知道你中间会遇到什么河流，什么沟壑，是否会在山穷水尽之际突然柳暗花明，眼前开阔。如果一直能有一份好奇心，访谈就变成一次有趣的旅行。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乐此不疲的原因吧。
　　一问一世界。在探索世界的同时，我们有机会更好地认识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其实我们每个人自问的问题可能比问他人的问题更重要，简单的问题比复杂的问题更重要。比如“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我快乐吗？”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曾有一句名言：“当我们回首历史，我们要问‘为什么’，当我们面向未来，我们要问‘为什么不’。”生命有无数的可能性，你的梦想还在沉睡，为什么不把它唤醒？
　　杨澜

　　我前后三次采访台湾“云门舞集”现代舞团的创始人林怀民先生。第一次是在1993年，那时我所主持的《正大综艺》是第一个把台湾从北到南“走透透”，系统介绍台湾风土人情的节目。我在台北郊区长满荒草的山上采访林怀民时，他正吩咐舞者们利用排练空隙，采摘练功房旁边池塘里盛开的荷花，运送到香港，作为即将在那里上演《九歌》的舞台布景。第二次是在2003年，还是在台北，那间铁皮屋顶的练功房依然孤独而倔犟地站立在山草中。我正感慨舞团练功条件的简陋，他却像看着自己心爱的宝贝似的述说它的种种好处：安静、接近自然、锻炼舞者的承受力。第三次是2007年他带领舞团来北京保利剧院演出《水月》、《行草》和《红楼梦》。
　　已经60岁的他，眼神依然清澈明亮，说起话来手舞足蹈，容易激动。他说自己年轻时脾气很急，为了排出舞团的第一部舞剧《薪传》，对人对己都到了苛刻的程度。一次他看到两位舞者在应该排练热身的时间还蹲在外面吃面，就冲上去演讲了一番排练的重要性，说你们这样不珍惜自己，那还跳什么舞！说着手掌啪的一下敲碎了旁边的玻璃窗，顿时血流如注，但他还在继续慷慨陈词，说我们要创造自己的现代舞剧需要克服多少困难！场面骇人而悲壮。谈起这些，林怀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曾经由于缺乏资金，舞团几近破产，他也心灰意冷放弃过。一次坐出租车，司机无意中提到自己看过他们的舞蹈，很喜欢，要林先生加油。林怀民就因这样一句话呆住了，泪流满面，当下决定从头再来。
　　如今云门已有160多个舞蹈作品，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舞团，林怀民也因成功地将中国文化转化为能与世界沟通的身体语言而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编舞家之一。如果说他早期的作品更多地表现了祖先不屈不挠的奋斗史，而后10年的作品则更多地在追求一个“静”字。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静，成为人们的向往。为了演绎中华传统文化的神韵，让“静”成为心灵与身体的一种自然状态，他让演员们放低重心，练习太极、吐纳、书法、静坐。为了体验天人合一的境界，他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就是让舞者们在河边被水冲刷得光溜溜的大石头上躺下来，放松身体，看谁能先睡着！你一定要完全放松身心，让肌肉顺应石头的弧度，把石头变成一张天底下最舒服的床。居然，舞者们做到了，他们先后安然入睡，也许是因为林怀民的这一番催眠，更大的一种可能是：他们真的累坏了！如果你看过《草书》或《水月》，你会被那其中充满动感的静谧氛围感动，仿佛自己的呼吸也随着舞者的吐纳变得深沉悠长，或随着他们的腾转挪移动静相宜。
　　艺术家大多有流浪者的内心，无法忍受按部就班的生活，即使身体安顿了，精神还是需要漫游，永远在寻找什么。因为这样寻找是劳筋骨、苦心智的，所以总有那么一些阶段，他们让自己和周围的人很不舒服。按作家刘震云的说法，就是“拧巴”。他们与命运的关系这就像林怀民的那个实验：躺在石头上睡觉。看起来光滑的大石头实际上并不平坦，何况生硬，先是怎么躺着也不得劲儿，后来发现，你没法改变石头，也不需要改变自己，你只需要找到两者相适宜的角度。
　　有时，大时代会把人逼人生存的死角。画家黄永玉把自己称为“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并以此为题写自传体小说。不知是他记忆力太好还是经历的趣事太多，他写啊写，好几年才写到自己小学毕业那时候，而文稿已达30多万字。出生于湘西凤凰的黄永玉中学没有毕业就随剧团四处奔波，靠木刻赚点小钱，不料因此而成名。20世纪40年代末，他在上海参加左翼运动，为避免迫害，去了香港。可他一心想着北京，终于1953年如愿成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那时他还不到30岁。他天陛活泼风趣，屡次在政治运动中被指“不沉重”。不沉重哪行！“文革”中他被批斗，背上被打得鲜血直流，经常被倒拎着双手做“喷气式”。可是脾气不改。甚至发展到他自己在家里也练习“喷气式”，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精神，锻炼身体柔韧性以更好适应批斗。在劳动改造期间，他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为妻子张梅溪写下长诗《老婆呀，不要哭》：“中年是满足的季节啊，让我们欣慰于心灵的朴素和善良。我吻你，吻你稚弱但满是裂痕的手，吻你寂寞而勇敢的心，吻你的永远的美丽。因为你，世上将流传我和孩子们幸福的故事。”
　　他的好朋友中也不乏这样天真而乐观的人。黄苗子、郁风夫妇在“文革”中日子也不好过。黄苗子被下放到东北去劳改，寄了一张明信片回来，说自己如何翻过山，遇到大雪，眼前一片苍茫，还要在这一片苍茫中搭窝棚。郁风看了哈哈大笑：“哈，好一个北国风光啊！”黄永玉回忆说：“她一定在背后哭。”眼看那些老友先后辞世，黄永玉称自己是晚上八九点钟的月亮，静静地看待人间的事情。他把自己的墓志铭也想好了，五个字：爱，怜悯，感恩。他爱荷花，把乡村别墅称为“万荷堂”。近90岁高龄的他依然在画大幅的作品。他说自己在牛棚里错过了人生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现在不能再错过。而他画的荷花于生动中透露着张扬与隐忍的混合气质。
　　我在纽约认识谭盾时第一印象就是他很狂，这个靠少一根弦的小提琴考人中央音乐学院，20岁写出一部交响乐《离骚》的天才，他的口才一流，介绍起他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音乐理念更是眉飞色舞，没完没了。对我这样的门外汉来说，要想从那些几乎没有旋律的先锋作品中找到多大享受是徒劳的。但是出于对艺术家和创新的尊重，我总是尽可能地出席他的音乐会，还资助过他把交响乐与原生态歌曲结合的作品《地图》，并且在他的各种发明：改良的埙、水的琴、纸的鼓中听出些神秘诡异的味道。
　　给谭盾带来音乐启蒙的正是楚文化中乡村音乐，祭神的、结婚的、哭丧的，仿佛可以连接人间与天堂。这应该就是时下最时髦的“穿越”了。而他事业上的最大转折是与李安合作的《卧虎藏龙》，他的音乐因此进入了大众视野，更因此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他跟李安说：“我要借助中国戏曲里的打击乐，把中国文化的魂打出来。再用马友友的大提琴把神秘与伤感拉出来。”他用一个比喻形容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的结合：辣椒巧克力。原来谭盾的母亲是湖南人，吃什么都要加辣椒。一次他给妈妈送去一盘巧克力蛋糕，老太太拿出一包辣椒酱佐餐，吃得津津有味！后来谭盾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上真的吃到了当地名产辣椒味巧克力，印证了妈妈的“前卫意识”。这种跨界的灵感让他左右逢源，于是帕尔曼的小提琴拉出了马头琴的悲凉，日本的大鼓呼应着《越人歌》的凄美，上亿年的顽石敲出了禅宗的意境，创意无法阻挡。他说艺术创作的魅力就是让你在孤独中痛苦，也在孤独中找到一线无法比拟的光芒，成就你生命的意义。他应该已经找到了在石头上睡觉的姿势了。
　　电影《梅兰芳》中邱如白有一句台词：“谁要是毁了这份孤独，谁就毁了梅兰芳。”编剧严歌苓写的是她对梅兰芳的理解，也是自己对写作的体验。她发现孤独的奇妙之处在于，你可以用头脑构筑一个世界，可以自由地设计每个人物的命运，让每个人物说出你要说的话。这给她带来快感。老天给了她发达的创造力，也让她的大脑由于过于兴奋而失眠。她最高纪录是连续30天睡不着觉。那种经历痛苦不堪，她在煎熬中无语流泪，整天在家里穿一件宽大的睡衣，老公上班时她如此，下班回家时发现她还是如此。
　　在她脑海中时而想起的，是自己12岁去了西藏当兵，闻到的高原草场的芳香；是19岁在中越自卫反击战的包扎所里无法逃避的空气中鲜血的腥味。这些强烈的刺激让她感受个体生命的可贵与脆弱，也让她从一名文艺兵成为一名作家。她也想起30岁那年离婚，经历了情感上的一次死亡，决定抛开国内的一切只身去到美国，几乎从零开始学习英文乃至用英文写作。还有与她相爱的美国外交官莱瑞，在严歌苓遭遇FBI几近侮辱性的调查中，毅然用辞职捍卫自己与未婚妻的尊严，给她一份温馨平和的生活。
　　严歌苓的经历实在太丰富了，想象力也太丰富了，一个个女性的生命在她的笔下鲜活起来：《少女小渔》、《天浴》、《扶桑》、《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金陵十三钗》。这些女人各有各的不幸，却都有一份天真与倔犟，一如扶桑，19世纪60年代生活在旧金山的中国妓女，接受白人男子的爱，却拒绝他的拯救：“你可以爱我，但请不要来救赎我，因为这样我们永远不可能平等。”严歌苓就这样为她们营造着一个个世界，她去那儿生活，跟她们聊天，听她们苦笑，看她们生死。通过孤独而自由的写作，一个小女子终于拥有了一个大宇宙。而现实中的她，要趁着精力旺盛的几年多写一些，让酒在最佳的发酵期内成为佳酿。写作让她平静，让她与孤独找到对话的姿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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