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窗小品（罗孚文集）_罗孚_9787511706966

《西窗小品》一书是以《大地和人》作为开端的。从中州到春城昆明，从草堂到雾都重庆，我们跟作者罗孚先生一道去体验他的游踪。他是一位富有生活情趣的人！他不但赏花，还赏星，甚至赏苔。他对季节的变化异常敏感，写盛夏、秋日以至重阳和冬至。他从吃写到穿。他不但爱草木，爱猫狗，甚至还写流萤。他一边玩赏着，一边在品味着人生的真谛。

　　我行我素我罗孚
　　在网上搜索&"罗孚&"这个词，往往可以搜到的是一个名贵的汽车品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罗孚&"，却是一位文人，一位有名的文人，一位颇有来历的文人。
　　罗孚是他的笔名，他本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
　　他是一位报人。1941年在桂林参加《大公报》，从练习生做起，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的《大公报》馆工作，一共干了41年。徐铸成说他文品皆优，胡政之也说他头脑清楚。他做到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香港《新晚报》（即《大公晚报》）的总编辑，还编过《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和《海光文艺》月刊等。
　　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位报人。
　　1947年，他作为进步知识分子，参与了重庆地下党的理论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反攻》的领导人正是当时还没有被称作江姐的江竹筠。1948年，他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长期在廖承志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廖公称他作&"罗秀才&"。
　　上世纪50年代，叶灵凤寓居香港，在他和朋友们的鼓动和帮助下，为左派报刊撰文，一时间凤兮归来，霜红正晚。70年代末，聂绀弩从沁园回到家，一副病躯，满脑子都是诗。他在香港以野草出版社为名，出版了聂诗《三草》，如今，老聂的诗成了一代人的心灵史。更早一些时候，查良镛还是一位编辑，写了几部电影剧本也没找到感觉，他鼓励这位同事在《新晚报》上开天辟地写武侠小说，以后，我们就看到了&"金色的金庸&"；当然，还有再早一些的梁羽生。再晚一些时候，他在《读书》杂志上写文章介绍香港作家，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桥》，使得这位经济学出身的编辑，更上层楼，名满大江南北……。
　　其实他还是一位作家，首先是一位散文家，他把发表过的文章汇集成册，有《风雷集》（1957）、《西窗小品》（1965）、《繁花集》（1972）和《香港文丛?丝韦卷》（1993）。作为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他不遗余力地为主旋律讴歌，似乎其中也有那么一点&"风花雪月&"。有人称他是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_支健笔&"，他却说，早年的文章不忍猝读，&"四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案如山，无地自容&"。萧乾评论说：&"这是巴金的《真话集》问世以来，我第二次见识到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良知，这样的自我揭露。&"
　　1982年起，由于一个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原因，他在北京蛰居了十年。从此，罗承勋改名为史林安。可是，黄苗子和郁风一定要管他叫&"史临安&"，临安者，南宋偏安之地后来的杭州是也。
　　北京十年，其实不是蛰居，是谪居。走了罗孚，来了&"柳苏&"。柳、苏，当是柳宗元和苏东坡。他说，我安敢自比柳、苏，只是取了其中的贬谪之义罢了。话虽这么说，事实上他成了&"专职&"的作家，也迎来了自己创作的高峰。这期间，他写了介绍香港形形色色的《香港，香港……》（1986）、《香港作家剪影》（1992）、《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1992）和《香港文化漫游》（1987），描绘了一幅九七以前香港文坛的画卷，他肯定香港是有文学的，也有很多好的作家。他写下了二十余万字的散文和随笔，见诸大陆和香港的报刊。他还读诗、写诗、解诗，自己写了许多首旧体诗，编辑了聂绀弩的诗集，写了《燕山诗话》（1997）。柳苏比起罗孚，又多了一点冷峻和老辣，好像还有一点忧伤和无奈。
　　当然，他还不止是写作，还有交游。和他作忘年交的有：沈从文、夏衍、冰心、启功、钟敬文，他的密友还有舒芜、舒趣，和他一起吟诗作赋、唱和作答的有：黄苗子和郁风、丁聪和沈峻、吴祖光和新凤霞、杨宪益和戴乃迭，还有黄永玉、王世襄、范用、邵燕祥……，这些也都成了他的创作题材。他为新组建的三联书店写作并出谋划策，沈昌文曾说：&"柳苏先生熟谙港人港事，许多人、书、事都是他亲历、亲闻。文章不仅生动而富文采，而且具有史料意义。他还帮助我们扩大了自己的出版范围，开辟了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
　　1993年，他回到了香港。他说，我对香港，未免有情，我恋香港。余年无多，&"岛居&"最久。这些年，他又在报刊上以&"岛居杂谈&"和&"岛居新语&"为栏目，写了大量的散文和随笔。年事虽高，笔锋仍健。出版了《文苑缤纷》（1997）、《丝韦随笔》（2007）等书，还编了一个专辑《香港的人和事》（1998）。
　　主持《新晚报》后，他以&"罗孚&"登记了身份证，也不再用其他笔名。几十年来，他用过十几个笔名。也许是留恋家乡的山水，他用过&"石发&"；抗战时崇尚罗斯福，同事们管他叫了这个&"花名&"，他就做了&"史复&"和&"罗孚&"；写革命文章时是&"封建余&"；办报时作&"辛文芷（新闻纸）&"；抗战时期在重庆替宋云彬主编的《民主》周刊写&"无花的蔷薇&"专栏时为&"丝韦&"、上世纪60年代为文时又称&"吴令湄（勿令迷）&"。当然，还有&"柳苏&"。现在，罗孚，既是本名，又是笔名。
　　罗孚&"岛居&"以来，他的作品似乎也被&"岛居&"了起来。今天，我们整理出版罗孚的著作，就好像迎接一位长者的归来，也应了聂绀弩写给罗孚的诗：&"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二O一O年十二月二十日

　　到重庆的时候正是抗战中最黑暗的那一段日子。中原大败之后接着是湘桂的一泻千里，最可耻的湘桂大撤退开始了，于是凄然地和故乡作别，加人西去的洪流，我逃难到了重庆。那时候朋友们中间还很有一些人欢喜弄弄旧诗，一个朋友替我作诗送行说：&"湖湘兵事似山颓，蒿目东南倍可哀，此去都门应一问，满途涕泪为谁来？&"
　　满途涕泪？实际上是不止于涕泪的，如今回想起来，还不由得令人悲愤而颤栗，那其实是满路死亡了。
　　一个西方的哲人说：&"当你生存时且思索那死。&"那满路的死亡真是多种多棒的：有的在火车上被挤死了；有的在车厢上面坐着，穿过隧道时给山石压榨成肉浆了；有的在车厢下面用绳子挂一块木板躺着的，不小心给摔在铁轨上，车轮过处，而一命呜呼了。我们曾经开玩笑叫这火车为五等客车，从最下层算起，车厢下面的木板是一等，车厢的地板是一等，座位上是一等，搁行李的架子又是一等，而车顶上也可自成一等的。
　　这只是发生在火车上的死亡，走在路上的人死亡可更多了：死于劳累，死于疫病，死于劫夺，死于饥饿……甚至于还死于糊里糊涂的&"盟友&"手里，在一个叫做六甲的黔桂路的小站上，便曾有美国飞机找错了对象，炸死了上万的人。
　　后来还从成都的一份小报上看到了一个凄婉动人的故事：一个人把他相依为命的一架钢琴从广西搬到贵州的边境上便无法再搬运过去，那时许多人都是出走无车的，许多人则为了坐车而被敲诈得囊空如洗了。前无车坐，后有追兵，那架钢琴的主人便只好和他的所爱告别，在一个月光之夜，于树下草中坐弹了一个通宵，便弃琴而去了。
　　这也许是一个传闻失实的故事吧，然而在我们听了，却不禁低徊欲绝，有一种焚琴煮鹤，或者&"广陵散从此绝矣&"的凄凉的味道。
　　我就是在这样的场景里到了重庆。由于走得比较早，只是在五等车厢里挤过一阵而已，还不能算狼狈而逃。其实&"逃难&"这个词儿也只有草野之民才肯用它，衙门里的官腔是只有&"疏散&"而并无&"逃难&"的，大概是为了力求雅驯的缘故。记得《东方的撤退》（一本记述缅甸沦陷前后发生的一些混乱情形的通讯集）里说到，有一个在缅甸的英国小姐当时从仰光飞到了印度，有人和她谈起逃难这回事，她板起面孔冷冷地回答：&"我不是逃难，我是疏散。&"这位&"疏散&"的小姐的身份我是记不清了，不过总是系出那些骑在殖民地人民头上的白色老爷之门的。&"上帝的归于上帝，撒旦的归于撒旦&"，东方和西方，黄色和白色，这其问是多么相同啊！不是&"逃难&"，只是&"疏散&"！
　　也许是大家都有满腹的牢骚吧，到了重庆，我们一些混得熟的人便常常爱聚众喝酒了。这使我开始注意到重庆的酒店之多，那些多半是冷酒店，所谓冷酒店者，便是只卖冷酒，不炒热菜的，就连热酒也没有。这些小店称之为酒店实在是未免僭越了，如果比起在同一城市里的那些大酒店来。最本色的冷酒店还有小到只有三两张桌子的，临窗或者靠壁而放。桌子下面，往往塞有一个酒坛，桌子不大，而酒坛却不小，坐下来这一双脚简直叫你不晓得如何安顿才是，所以有&"黄泥脚杆&"的朋友走来，便一只脚落地，一只脚缩在凳子而坐，一杯在手，那样子倒真是&"安逸&"的。不过我们却并不这样，还保持着一份知识分子的矜持，对于古代文人的放浪形骸，当然更是&"敬谢不敏&"了。而那些酒杯，其实是一种比较小的酒碗了，粗瓷烧成的，对于我们也是不很合适。这些冷酒店里卖的不是柑酒便是曲酒，都是性子很大的，平日既非贪杯之徒，相对举杯，其意当然不在酒，杯大量小，往往弄得面红耳赤，不能喝而偏要喝，我们应该面有愧色的吧。不能吃酒，但却很能吃下酒之物，而所有的下酒之物，也不过豆子、花生、豆腐干之类而已。&"黄泥脚杆&"们就恰和我们相反了，酒是能吃的，下酒之物却用不着什么，二碟干豇豆送二三杯酒是常事，他们是省俭得很的。相传有这么一个笑话：几个本地人一起来喝酒，临走大家都争着开钱，有的人做出掏钱又做出拦住别人付钱的样子，叫&"么师&"（川语堂倌、伙计之意）说：&"不收，我的。！不收！我的！&"意思是不收别人的，但连起来便成为&"不收我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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