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研究·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_[美]倪雅梅著，杨简茹译，祝帅校译_9787214287892

颜真卿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书法家之一，他的书体至今仍被当作书法教学的典范。然而，颜真卿的书风似乎并不具有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魅力，古往今来的评论家们，习惯用中正、准确、庄重、严峻、强劲这些词来描述颜真卿的书法，却很少用优雅或美来形容他的风格。本书从这个角度展开研究，探寻书法风格被赋予的重要的道德意义和政治意义。
书中展示了颜真卿不同人生阶段的代表作品，借此勾画出颜真卿书法艺术的生命轨迹，分析颜真卿的书法为何在北宋的士大夫间备受追捧和赞誉，进而探寻什么是书法风格中的政治以及书法如何被用来陈述政治观点。也可以说本书讲述的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微妙、世故而英明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人们对历史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新阐释，并将这种阐释作为达成自己政治意图的手段。

对于研习中国书法的人来说，几乎都无法忽视颜真卿（709-785）的书风。无论是对从事书法史研究的学者，还是拿起毛笔练习书法的人来说，这一点都是公认的真理。今天，颜真卿的书体早已被当做书法教学的典范，在全世界的中文书店中，都能以低廉的价格买到他代表作的影印本。然而,可能会令西方读者感到奇怪的是，颜真卿的书风并不具有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魅力。古往今来的评论家们，习惯用中正、准确、庄重、严峻、强劲这些词来描述颜真卿的书法，但却恰恰很少用优雅或美来形容他的风格。当然，这种将形容人类品格的语汇用于审美批评中的做法由来已久，甚至在颜真卿所处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不过，在对颜真卿的个案研究中，使用这些词语更具有一种特殊的针对性。因为颜真卿的书法之所以流行，既取决于他的个人声望，也取决于他的书风和这种人格魅力之间的统一性。
可是，如果颜真卿的书法并不美，为什么他还可以在书法史上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这正是我在本书中要去回答的问题。概括起来说，颜真卿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是被宋代（960-1279）的文人集团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这个集团包含了当时许多在哲学、文学和艺术方面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精英人士。出于某种特殊的政治需求，他们要将颜真卿的声望传递给子孙后代，因而，作为接近其人格的一种途径，颜真卿的书风也为他们所接受。他们临摹并搜集颜真卿的作品，将他的风格元素整合并为己所用，并且把对于颜真卿声望的称赞同其书风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评价颜真卿艺术时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为了讲述颜真卿的故事，我将第一章作为铺垫，便于读者理解宋代文人是如何通过多种途径来塑造颜真卿的书风和声望的。我将性格学描述为一种古老的伪科学，这种伪科学旨在通过对于美学修养的测试，来评估一个人的性格及其与官方要求之间的适应性。这种测试的内容，既包括他外在的举止和行为，也包括他对于高雅艺术的实践，诸如散文和诗歌的创作，对于棋艺或七弦琴的把玩，以及对于书法的书写能力测试等，这些技能都来自于手部动作对于大脑指令的顺从度，因此可以看作是一个人内在性格的外在显露。性格学的实践起源于汉代（前206-220），是服务于官方的儒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面，哲学思潮受道教和佛教论争的支配；但是到了宋代，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与文化中关系密切的儒家思想得到复兴。11世纪的文化精英们开始对古物学和过去的物品及风格产生兴趣。这样，他们中的儒家统治者们在对过去的文化及艺术模式的选择中将品鉴作为一个显而易见的元素，就不足为奇了。在书法方面，他们选择的典范就是颜真卿，一个既有着正直的性格，也有着正直的书风的人。
本书的其余部分以颜真卿的个人艺术传记为主体。每个章节对应他人生中的一个独立阶段，开头部分从他显赫的家庭背景和短暂辉煌的早期生涯说起，最后以他被任命为国家高级官员且作为忠臣殉难为结束。在每个章节中，我也都会关注他在这一时间段中的一件具体的书法作品。我会阐释它的具体内容，并把这件作品放在他的个体生命和唐代（618-907）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来加以解读，同时将其风格放在颜真卿毕生创作及8世纪书法风格的发展历程中来加以探讨。然后，我会转向对于宋代文人对颜真卿的这件具体作品及其整体风格的回应。
第二章将颜真卿的早年生涯描述为一个在首都长安（今西安）及周边地区活跃着的成功的青年文人。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写于公元754年的《东方朔画赞碑》。在这件作品中，那种颜体风格的典型面貌已经初步形成。由于苏轼（1037-1101）这位宋代儒学复兴代表人物认为颜真卿的《东方朔画赞碑》契合了书圣王羲之（303－361）的早期风格，受到这种评论的激发，我研究了两人作品之间的真正关联，以及构成颜真卿书法基础训练的多种风格来源，包括书风受到宫廷偏爱的狂草草圣张旭（675-759），以及颜真卿的男性亲属的影响。
第三章通过颜氏家族的视角，叙述了安史之乱（755-762）的全过程，由于这场战争，颜氏家族已经支离破碎。在这段时期里，颜真卿写了《祭侄季明文稿》，这是流传至今唯一可靠的颜真卿墨迹。美国观众曾经有幸于1997年初在国家艺术画廊举办的《古代中国的辉煌：台北故宫艺术珍品》展览中目睹这件作品。许多宋代文人，尤其是诗人和书法家黄庭坚（1045-1105）对这件作品的即时书写的文稿形式、朴素的书写方式、其中所描述的既伟大但却非常私人的事件，以及颜真卿字里行间流露的情感做出过回应。《祭侄文稿》里所体现出的苍劲的特性和真情流露，恰好符合了黄庭坚对于叛乱时期艺术和文学的想象，而这也正是在他在自己的诗歌和书法中所追寻的。
第四章，我们一起跟随颜真卿进入他被降职流放、远离京城之后的生活。重返朝廷之前，他身陷党派政治斗争之中，给仆射郭英乂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谏信，即后人所熟知的《争座位帖》。在1080年代至1090年间，苏轼、黄庭坚和米芾（1052-1107）都曾仔细研究过这篇檄文：他们一致认为这是颜真卿最出色的作品，并对它的朴素、自然和变化莫测的风格称羡不已。苏轼曾多次临摹此帖，其中一幅以拓片的形式保留了下来。在该临本的题跋中，苏轼表达了他对颜字的正直、中正的特点及其书写技巧的钦佩。然而在这个临本里，他自己的书写方式却并不是中锋，而是侧锋，在笔画动作上创造了更多视觉上的刺激。我仅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苏轼追随他的老师、儒家改革者欧阳修（1007-1072）的批评进路，即认为颜真卿的中正之笔对于文人士大夫来说是最合适的模式，但是在书写实践中，他仍然继续运用他早年推崇的王羲之的侧锋。苏轼与颜真卿书风的关系揭示出，政治认同的最高表现，并不是对于理想风格亦步亦趋的忠实再现，而是在他们的批评理论中,尽力展现自己与其所属政治集团公认领袖之间的关联。
第五章追溯了颜真卿被流放至南方的足迹，并解释了他写《麻姑仙坛记》的环境和背景。在译读了这篇游览道教圣地之后而写的文章后，我为道教成为9世纪和10世纪的普遍信仰，并且颜真卿临终之前皈依道教提供了证据。12世纪，服务于宋徽宗的鉴赏家和收藏家米芾，用颜体风格誊写了一遍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我认为，米芾这样做，是为了将颜真卿从儒家改革者所拥护的狭隘的卫道士形象，重塑为被道家阵营奉为偶像的超凡仙人。
第六章讲述了颜真卿于773年担任湖州刺史的经历。他在湖州遇见了意气相投的同道，与诗僧皎然（约724-799）、茶圣陆羽（733-804）及其他人长期共同讨论编纂《韵海镜源》。759年，颜真卿撰写了《乞御书天下放生池碑铭》，记述了唐肃宗置天下放生池放生鱼、龟的虔诚的佛教徒行为。由于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颜真卿是一个佛教徒，苏轼形成了这么一个观点，即颜真卿写此文最初的目的是批评唐肃宗对已退位的唐玄宗的不孝行为。这是个极有可能的推论，但是从颜真卿后来立的碑文来看，或许可以被视为在唐肃宗身后与他的和解，及其对身居统治地位的唐代宗的态度，而这两位皇帝都是佛教徒。这篇铭文仅存于出身于儒学世家的高级官员留元刚于1215年编纂的颜真卿墨迹摹勒上石的刻帖《忠义堂帖》中。在宋代，刻帖的历史体现出士大夫阶层和皇权之间的政治张力。从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刻帖中，可以看出对皇家所推崇的六朝书法经典的普遍接受。一开始，文人和皇家所选择的刻帖最显著的不同是，只有前者收纳了颜真卿的作品。到了11世纪中叶，文人的刻帖包括碑刻和其他非经典书法，可是皇家刻帖仍然将这些排除在外。直到1185年，颜真卿的一件作品终于为皇家刻帖所收录。这不啻是皇室开始接受儒家改革者立场的一个信号，即文化典范的确立必须建筑于他们的人品这一前提之上。
第七章，我们会看到颜真卿在777年重返朝廷，官复原职。780年，他创作了叙述其家族成就的《颜氏家庙碑》。在此碑中，颜真卿结字宽博、平整、方正的风格开始为人熟知，并在宋代被广泛仿效，后世称之为颜体。当然，这并不是个偶然事件，而是将颜真卿的书法风格与宫廷推崇的王羲之书体加以深思熟虑的比较后，进行推广发扬的结果。颜真卿书风的复兴是从11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这种复兴先是在儒家改革者韩琦（1008-1075）和范仲淹（989-1052）的圈子内部，但是，对颜真卿最后十年的楷书进行最狂热的宣传，并将之命名为颜体的则是欧阳修。在他收集的上千幅书法拓本中，包括二十幅颜真卿的作品，而只有一、两件是王羲之的。欧阳修对颜真卿书法的评价，反映出他对其稳重、平正的楷书的钦佩，在极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是颜真卿正直的人格的体现。欧阳修将颜体字确定为儒家推崇的书法标准。在文化领域中，他将颜体字作为攻击宫廷艺术风格的一把利剑；而在宫廷官场上，他则将颜真卿的名望作为一把盾牌，来抵抗种种关于自己不忠于朝廷的指责。
将颜真卿风格付诸实践，并使其成为临摹典范的艺术家是儒家的政治人物蔡襄（1012-1067）。作为欧阳修多年的老友，蔡襄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研摹欧阳修收藏的拓片，其中包括多幅颜真卿的作品。蔡襄将颜真卿树立为儒教中流行的道德模范，并且，他还宣称颜真卿的书法建立在人格与书法高度一致的基础上。作为一个杰出的书法家，蔡襄并不仅仅直接模仿颜真卿书风，还将之与自己的风格结合在一起。他模仿的颜真卿的书法，主要来自在欧阳修的收藏中占主导地位的那些颜真卿后期已定型的风格。蔡襄书风自成一格，综合了颜真卿和王羲之的风格，结字如颜真卿般坚实规矩，同时又调和了王羲之流动的用笔。在提供了一种解释颜真卿书法的可能性的同时，蔡襄和欧阳修共同担负起一种责任，他们将对于颜体的学习设定为后代学者的标准课程的一部分。在南宋末期，欧阳修的理论和蔡襄的创作实践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他们关于颜真卿的观点盛极一时。在这些可见的和关键的评论背后，起到支配作用的是他们所建构出的一位人品正直，并且写得一手端正规范字迹的儒家殉道者的形象。并且，这种形象一直流传至今日。
最后一章讲述了颜真卿由于对唐王朝的忠诚而最终殉难的辛酸往事。由于他拒绝效忠反叛的首领，被处以绞刑身亡，得年76岁。颜真卿的自我牺牲成为他生命之中的一个路标，他因此被视为道德楷模。还好有了性格学的信念，在宋代儒家改革者为获得和统治者同等的政治权利和文化地位的斗争中，颜真卿的生与死的方式，恰好使得他的书法最终成为一种理想的标准。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正在于揭示出一种机制，这种机制使得艺术含纳并且呈现出哲学、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张力。事实上，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古老的艺术都被政治手段进行了创造性的再解读，而宋代围绕颜真卿的艺术及其声望之间的争论，不过只是其中的一小段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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