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为戊戌启蒙思想家当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康有为的平等思想、孔教思想，以及其在戊戌时期所提出的诸多变法策略，前人都已经有过颇多的著述。然而，对于康有为三世进化的变法理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虚君共和的改革策略，学界却少有涉及。本书将以康有为的变法理论当中所提及的三世进化论作为考察线索，通过概念分析和文本细读等方法，结合当时康有为面对的中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复杂社会结构，就康有为思想当中的三世进化及其虚君共和的变法策略等议题进行梳理、诠释。
康有为变法时所面对的是由独特的宗法制度所构造的一个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制度共同交织而成的中国社会，在这种稳定而复杂的社会结构以及沉重的历史包袱所形成的巨大惯性的作用下，中国的社会改革变得尤为困难。因此，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之下，康有为选择了介于洋务派和革命派之间的一条相对缓和的改革之路一方面，康有为选择了托古改制的方式来包装其变法理论；另一方面，康有为始终坚持其三世进化的理论，主张当时的中国应当暂时保留君主而非直接过渡到民主共和制度。
三世进化论是康有为变法改革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康有为以近代进化论思想为底色，使其与公羊学当中的三世理论以及《礼记·礼运》当中的小康大同思想融合在一起，从而系统地提出了三世说历史进化论。通过对康有为的著述进行 梳理和比对不难发现，康有为的变法理论，其实质来源于西方的启蒙思想，之后又从传统公羊学的三世三统学说中汲取理论资源；在公羊学的启发下，康有为把刘歆（约前5023）伪造的古文经论证为淆乱经学正统的祸源，并通过诠释古史茫昧无稽、诸
子创教改制等命题的方式来烘托孔子改制，以期将孔子改制论证为孔门真义。康有为如此这般的目的在于以托古改制的名目为其变法理论寻求当时话语体系下的合理性。这种运用训诂来对儒学思想进行重新解释的方式使得康有为的变法理论显得既知通，又知本，从而避免了非薄名教的诘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这样的伪装无疑为康有为的理论扫除了不少的障碍，却也难免被人指摘为阳尊孔子、阴祖耶稣。
在变法的具体措施上，康有为选择了虚君共和制并强调政府在改革当中的引导作用。在三世进化论中，康有为提出人类社会是在持续地进化发展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始终沿着从据乱世发展到升平世再发展到太平世的轨道逐步前行，从君主专制进入君主立宪并最终走向民主共和。基于这套理论及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判断，康有为先后提出了君主立宪和虚君共和制的变法策略。康有为虽然尊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清朝或者皇权有着怎样的迷恋，实质上，康有为始终深信共和才是最优良的政体。然而，基于他的三世理论及其对当时中国的判断，康有为坚定地认为皇帝在当时的中国仍有存在的必要当时的中国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精神领袖。这个精神领袖的产生不能依靠选举而只能世袭，这样国家就不会在精神领袖产生和更替时陷入纷乱。至于从康有为 提出的三世学说来看，在康有为的计划当中，即使君主立宪制本身，最终也是要归结于民治的，因而，康有为并不是如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单纯地忠君或者主张君治。此外，这个作为一个国家精神领袖的君主，其领导的强势的政府，可以在民智未开之时教导人民如何正确地实现国家现代化。
本书紧密依托文献对康有为的变法理论进行探讨，以避免将康有为的变法理论简单地贴上政治幌子的标签。同时尽可能地通过史料还原当时的社会环境，以求更好地理解康有为的变法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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