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与叙事艺术--一种陌生的熟悉感_阿卜杜勒法塔赫·基利托著，张贝侯礼颖译_9787208192676

《阿拉伯人与叙事艺术：一种陌生的熟悉感》是阿拉伯经典叙事作品的文学评论和研究文集，基利托从阿拉伯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入手阐明阿拉伯叙事文学的当代意义，这是为了让熟悉西方文学的当代读者更好地进入阿拉伯文学。正如本书副标题所说，在西方文学的参照系中，阿拉伯文学对读者来说从陌生变成了一种陌生的熟悉感。与一般的学院派的论文风格不同，本书充满文学性，将奇闻轶事、文本分析、作者的个人经历等融为一体，读起来趣味横生。书中涉及经典的阿拉伯语叙事作品，如《一千零一夜》《卡里来和笛木乃》《哈义本叶格赞》《玛卡梅集》等，并将这些文本与《神曲》《堂吉诃德》《欧也妮葛朗台》等西方文学经典对照，既提供了进入阿拉伯文学的门径，也为看待西方文学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

长久以来，阿拉伯人都颇为自得地自视为一个诗人的民族，甚至是唯一一个诗人的民族。诗歌是他们的丰功伟绩，是他们的荣耀之名，是他们的秘密花园，也是他们的公共注册簿，各种意义上。如今，当阿拉伯人听到有人在诵读穆太奈比或者麦阿里的诗句时，还是会一如既往地浑身颤抖……
然而，自伊历之初起，人们就认定了阿拉伯诗歌不可译。的确，任何诗歌都抵触翻译。但在阿拉伯人那里，这一问题产生于一种与其他文化角逐、明争暗斗的氛围之中。不论是希腊哲学的拥护者，还是波斯智慧的辩护者（波斯智慧主要围绕着统治法则和礼仪规范）都对阿拉伯诗歌之美心悦诚服。但他们也知道，阿拉伯诗歌正是因为不可译，才使得只有那些懂阿拉伯语的人才能从中受益。不过，他们又略显狡诈且虚情假意地补充道，哲学论著和智慧之书倒是很适合被转译，以造福全人类。一边是自我封闭和特殊主义；另一边是向他者开放和普世主义……
此后，阿拉伯诗歌的地位几乎没有发生过改变。心怀不满的欧洲人认为，叙事才是阿拉伯人的主要贡献。塞万提斯说《堂吉诃德》的作者其实是一位名为熙德·哈梅特·贝内赫里的阿拉伯历史学家，难道这只是个巧合吗？皮埃尔-丹尼尔·于埃在《论小说的起源》中推崇阿拉伯人，说他们深谙令人愉悦的说谎艺术。安托万·加朗则注意到，《一千零一夜》让大家看到了，阿拉伯人在这类文学创作上远超其他民族，并且迄今为止，在这类文学创作中，没有任何一门语言能够像阿拉伯语一样美妙。加朗意味深长地表示，散见于《一千零一夜》中的诗句并不适合翻译，实际上，这些诗句在阿拉伯语里有其美妙之处，但这是法国人所无法领略的4。然而讽刺的是：阿拉伯人自诩诗歌大师，不承想却成了世界上最好的叙事者！
但直到十九世纪中叶，阿拉伯人才猛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发现《一千零一夜》出乎意料地大受欢迎，自加朗首译起，它已被翻译成了各门欧洲语言。
阿拉伯人致力于吸纳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戏剧的文学革新，这些在当时对他们来说还是很陌生的体裁。为了支持这项文学运动并使其合法化，阿拉伯人追随着东方学家的步伐，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学传统。古代叙事文本经历了再发掘、再阐释和再提升，最终让所有人都有所收获。阿拉伯文学因异域的考验而焕发新生，并从此与欧洲文学密不可分。
但两者的亲近必然建立在一种选择性之上：人们一心想要找出与某部欧洲作品有些许关联的阿拉伯叙事作品，并对此大肆夸耀。但如果某个文本没有表现出这种关联，它便会被忽视、被光荣地孤立：贾希兹的《吝人传》便是如此，只因人们不能将其与莫里哀的《吝啬鬼》或者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联系在一起，这部叙事艺术的巅峰之作便有了如此遭遇。反之，那些被认为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欧洲文学的作品却享有盛誉，被捧上了天。比如，和拉·封丹寓言联系在一起的《卡里来和笛木乃》、与流浪汉小说有关的哈梅达尼和哈里里（Har?r?）的《玛卡梅集》以及与《神曲》相关联的麦阿里的《宽恕书简》。再比如，伊本·图斐利的《哈义·本·叶格赞》是《鲁滨逊漂流记》的先声，伊本·哈兹姆的《鸽子的项圈》是《论爱情》的前身。
我接下来的论述，自然会围绕着这些作品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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