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世界把自己加速推向技术性的未来时，我们还读什么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呢？然而，越是远离过去，我们似乎就越需要过去。从索福克勒斯的（也是我们的）雅典向北飞一个小时，这个世界正目睹着野蛮的暴行，尽管我们曾希望这样的暴行永远不再上演。我们探索邻近的星球，发现宇宙的起源，即将治愈癌症，但同样的技术掌控力却在慢慢侵蚀我们这个星球上可能的生命，并且允许（甚至鼓励了）数百万人死于苦难与暴力。反思和解决这些矛盾的必要性从未如此强烈，也从未如此富于悲剧性。索福克勒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但他的戏剧却可以帮助我们直面叹为观止的技术创造和我们对自身、对世界的毁灭性之间的鸿沟。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有一股深流，它反思这样一种人类境况：人类为了获得秩序与意义而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无论在个体还是在社会总体之中，抵抗难以消除的野蛮与狂乱暴力的威胁。我以为，这些戏剧展现了文明诸要素的宽广视野法律、语言、宗教、社会与政治秩序、婚姻与家庭，同时处于一个由此定义的悲剧性框架之中：一方面是主人公们对于理想中的正义、力量与控制的渴望；另一方面则是一个无意义的宇宙的可能。
按照如今人们熟悉的批评术语，索福克勒斯的主角们是越界者，而悲剧本身则是对越界的表达。神、人、兽之间的界限变得不再稳定可靠，人性和人类文明的基本定义遭到质疑。悲剧上演的一天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一种潜在的生活样式，它摆荡在升扬与沦落的两极之间。自然也处于变化之中，它时而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时而把人类世界与冥府的诅咒联结起来，或者彰显那被践踏和被压制的存在领域带来的报复。
如原序言所承认的，就方法而言，我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所谓巴黎学派（Paris School）的进路。但本书自成一体，尤其关注文学形式问题，并集中对诗句的语言进行分析。我对悲剧的某些超越历史的特征更感兴趣，但我同意让 - 皮埃尔·韦尔南的观点（Jean-Pierre Vernant， 1990）：悲剧并非简单赞同雅典城邦的价值，而是探究这些价值中的矛盾和局限性。我也同意西蒙·戈德希尔的观点（Simon Goldhill， 1990）：这是一种对在仪式和其他公共展示活动中展现观念性意义高度敏感的文化，而悲剧在其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并且，和戈德希尔一样，我认为悲剧在酒神节中的作用是审问与探查，而非简单赞同某种单一的政治观念。
本书的开头是对希腊神话与文学的概观，接下来展开对索福克勒斯七部悲剧的细致讨论。这本来应该是两本书的内容：一本写神话和仪式的模式，作为总体上理解希腊悲剧的背景（前三章的主题）；一本写索福克勒斯。但我想要揭示出每部戏剧的纹理中存在的神话与仪式、诗的语言、表面情节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同时又不想忽视个人、社会和宇宙等相互交织的不同层面的意义。这种对于神话、仪式和潜在的社会概念的广泛关切，取代了注重人物塑造和心理的传统进路，代表着索福克勒斯戏剧研究中的一个新方向。看到希腊悲剧的总体研究已经在这一路向上结出硕果是令人高兴的，其影响甚至波及诸如欧本（J. P. Euben， 1986， 1990）和克里斯托弗·罗柯（Christopher Rocco， 1997）这样的政治理论家。当然，尽管所有这些新的贡献很有价值，每位索福克勒斯的阐释者仍然受惠于前辈学者在文本、语文学和阐释方面的工作，仅举数人为例：鲍勒（Bowra）、杰布（Jebb）、卡默比克（Kamerbeek）、诺 克 斯（Knox）、 劳 埃 德 - 琼 斯（Lloyd-Jones）、 莱 因 哈 特（Reinhardt）、 惠 特 曼（Whitman）、 维 拉 莫 威 兹（Tycho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奉行近来的后结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人可能会对我的普遍化和一般化倾向感到不安。但这种普遍化乃是索福克勒斯戏剧的一个重要特征，亦是其持久生命力的原因之一。这么说并非要否认历史时刻的重要性，但那一时刻也强烈地驱动人们透过特殊看到一般，而一般就寓于特殊之中。仅需想想修昔底德在他对战事一季季的记述中努力寻找人性，to anthropinon（属人的）这一点就够了。像其他悲剧家一样，索福克勒斯亦有其一般性的论断，但他混用一般与特殊的典型特征嵌于诗句的语言中。我希望在我对这些剧作的分析中，这一特征能够显现出来。
索福克勒斯每部作品的结尾都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开放性，但他没有索性让一切都悬而未决。批评家们不可避免地对于有几分开放、几分完结意见不一。如我在此处和他处所表明的，索福克勒斯的戏剧同时具有完结性和非完结性的要素（Segal，1996）。大部分剧作以某种仪式结尾《埃阿斯》（Ajax）中的葬礼、《特拉基斯少女》（Trachiniae）中的婚礼、三部忒拜剧（The Theban Plays）和《埃勒克特拉》（Electra）中的污染与净化问题而这些仪式的不圆满或紧张使我们能够体会到某些方面的损害和不正义无法完全得到解决。
《特拉基斯少女》和《菲罗克忒忒斯》（Philoctetes）中的情形或许最难解决。赫拉克勒斯（Heracles）成神（apotheosis）的暗示笼罩着《特拉基斯少女》的结尾。而《菲罗克忒忒斯》事实上的第二个结尾虽然使剧情与神话协调起来，但菲罗克忒忒斯对于阿特柔斯后裔（the Atreids）以及奥德修斯（Odysseus）的恨、他们三人过去对待菲罗克忒忒斯的方式，这些问题仍然没有了结。我在第四章中断言，《特拉基斯少女》的确暗示了赫拉克勒斯的成神，但这并没有为他凶残的色欲和暴力开脱，成神也并未被当作一种解决方式（本书边码第 98105 页）。然而，这一意象最后出现在我们的头脑当中影响了戏剧对两位主角的最终评判。
《菲罗克忒忒斯》中，一方面是主人公生理上和精神上的伤口，另一方面则是来自神圣的必然性重新融入社会的要求，两者之间的鸿沟被强烈地戏剧化了，但这一鸿沟似乎在圆满的结局中被抹平。该剧的双结尾虽然实现了社会和神灵的更大目标，但也为菲罗克忒忒斯未被治愈的部分留下了空间。本剧在公元前 411 年寡头政变之后不久写成，索福克勒斯完全意识到了和解的紧迫需要。但这也是一部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获得了新含义的戏剧。实际上，其政治意涵在冷战结束而种族仇恨复萌的今天比起 1981 年更令人感同身受。《菲罗克忒忒斯》让我们感受到了拒绝被治愈的仇恨伤口，但同时也要求我们承认，主人公悲愤的呐喊必须被历史和进步的需要所压倒，这体现为特洛伊战争必须结束。联想到最近发生在爱尔兰、中南美洲、南非、卢旺达以及前南斯拉夫的事件，这些地方的苦难和愤怒仍然需要表达，尽管这些地方的社会可能正在费力地遗忘或熬过从前的可怕罪恶。这部关于苦痛人生的戏剧在倾听治愈与和解的强烈呼声，这一点在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的《特洛伊的疗救》（Cure at Troy， 1991）中得到了感人至深的再现，这是对索福克勒斯作品多义性的致敬，是我们的时代对希腊悲剧最为精妙的诗体改写之一。
我希望我所采取的细读文本的方法仍然有用，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简单谈一下近来学术侧重点的某些变化。最显著的变化出现在性别领域。我在《安提戈涅》（Antigone）和《埃勒克特拉》两章中简短地讨论了女性哀悼的强烈危险性，但这一问题应当得到更详尽的讨论（参 Segal，1995，119-37）。R. P. 温宁顿 - 英格拉姆（R. P. Winnington-Ingram）所著的《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1980）在本书付梓之际已然面世，它强调了剧作的古风宗教背景，在很多方面补充了本书的不足。我写忒拜剧的三章尤其是《奥狄浦斯在科洛诺斯》（Oedipus at Colonus）侧重于雅典和忒拜之间的对比，如今，弗洛玛·泽特林（Froma Zeitlin， 1990）和皮埃尔·维达尔 - 纳凯（Pierre Vidal-Naquet， 1990）已经就这一主题的政治和心理意涵进行了研究；亦参 Segal， 1994，xxiv-xxviii。《悲剧与文明》以及我的某些其他作品促成了索福克勒斯研究中的另一主要趋向，即索福克勒斯对悲剧自身的反思（pp. 204-6， 287-8， 376， 389， 406-8； 亦 参 Segal， 1993， 148-57； 以 及 Ringer， 1998）。这样的反身性或元悲剧（metatragedy）讨论看上去更适用于欧里庇得斯（Euripides）而不是索福克勒斯，但这两位悲剧家之间既存在着鲜明的差异，也存在着显著的重合。
我的隐含观点是：索福克勒斯既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和悲剧家，又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西方的科学理性继承了索福克勒斯既赞颂又批判的那种文化，所以，今天的人类困境仍然刻写在安提戈涅（Antigone）、克瑞昂（Creon）和奥狄浦斯（Oedipus）这些人物的悲剧性境况中。这些戏剧通过探索我们与自身之内或超出自身的那些无法控制的力量之间的关系，借助从自然世界的节律提取而来的密集而诗性的意象创造出一种对宇宙的觉察意识。《特拉基斯少女》的进场歌所描绘的太阳死亡和再生的每日循环，将一个强大而暴烈的英雄葬身于火的结局置于有关生成与逝去的广阔框架中。《安提戈涅》中的盲先知特瑞西阿斯（Teiresias）从飞鸟的聒噪声中体察世界秩序紊乱的征兆；很快，歌队就看到夜晚的星斗像由致人迷醉的狄奥尼索斯（Dionysus）所率领的狂女们一样在天宇间舞蹈。《埃勒克特拉》则在更静默和暧昧的气氛中，以活力和退隐的并置引入其情节：太阳唤醒了鸟儿的歌唱，而星光淡去的拂晓失落了夜晚黑色的宁静（pp. 252-3）。
索福克勒斯的最后一部戏剧刻画了年迈的奥狄浦斯，在众多寓意中，他代表努力超越我们自身的盲目，以目睹我们的人生本可获致的某些基本真相，一生的苦难中某个光亮的时刻可能揭示的真相。在《特拉基斯少女》的结尾处，甚至残酷无情的赫拉克勒斯也在号哭中清醒片刻，鼓起最后一腔英雄气，呼求自己坚强的灵魂忍住毒袍带来的剧痛（pp. 104-5）。
但正如许洛斯最后的台词所表明的，此处的寓意颇为黑暗；相比之下，在《奥狄浦斯在科洛诺斯》的结尾处，年迈的奥狄浦斯不仅得到了对一生苦难的报偿，而且获得了一种新的光亮，他呼告那不是阳光的阳光，然后凭借着某种内在视觉，走向自己的神秘失踪之地（《奥狄浦斯在科洛诺斯》1549-50，1586-666）。当然，年届九旬的诗人此刻也想到了他自己。几年前上演的《菲罗克忒忒斯》同样如此，神的礼物带来了最后的光亮，但当主人公决意像埃阿斯那样沉溺于仇恨的黑暗之中时，又令人疑惑地突然坠入了悲剧世界。
在这些后期戏剧的结局中，索福克勒斯超越了在早期作品中相当强烈的基于差异与对立的结构。在《奥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中，天空之神与地下之神的合作使主人公获得了 来自下面的关照或（按照抄本的释读）地下神祇的恩惠 ，他们禁止悲悼，而这本是悲剧的标志和自然结局（《奥狄浦斯在科洛诺斯》1751-3；参 pp. 381，402-3）。几乎同时代的喜剧诗人弗律尼克斯（Phrynichus）为索福克勒斯所作的悼词称他是幸福的或美满的，因为他具有创作众多优美悲剧的才能并且生活全无痛苦。但他的幸福可能还有其他来源，从生理角度难于辨识，但我们或许可以从最后几部悲剧中窥见端倪。《奥狄浦斯王》中的奥狄浦斯最终在他生理性的目盲中发现了人性中忍耐的力量；而在约 20 或 25 年后的《奥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中，奥狄浦斯最终获得了精神性的力量和超自然的视觉。但英雄的视象在索福克勒斯那里从来都不是自主的，在奥狄浦斯的忒拜，悲剧仍然在上演，尽管他自己的生命轨迹最终超越了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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