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晚清新小说概念
目前学界关于晚清新小说的概念说法不一。晚清新小说处于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型期，所以在时间的上限和下限问题上有不同的界定。李欧梵在著作《现代性的追求》中设置了清末文学一个章节，其标题是清末文学（18951911），也就是说李欧梵所指的清末文学是18951911年间发生的文学，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清末小说自然也应当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李欧梵的说法影响很大，尤其是时间下限的定位是很多研究清末或者晚清小说的学者普遍采用的说法。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说：我所谓的晚清文学，指的是太平天国前后，以至宣统逊位的六十年。［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文章认为18981911年是晚清文学发展的高潮，其时间下限和李欧梵的说法一致，但是时间上限却大大提前了。王德威这样划分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19世纪以来的狎邪小说所开拓的情欲主体想象上对其后的文学影响深远。韩南在《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使用了新小说的概念，对新小说的时间上限作了描述：《新小说》从1902年至1903年以连载形式发表了梁启超本人作的《新中国未来记》，该作品被公认为新小说的第一部作品，晚清时期大部分著名小说都是从1903年开始以连载形式刊出的，有几部就发表在梁启超的杂志上。［美］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韩南的这段表述里有两个重要的时间点，一是1902年新小说出现的起点，一是1903年大量新小说开始出现，但是从逻辑上推断新小说的出现时间应当为新小说概念厘定的时间上限。黄锦珠在《甲午之役与晚清小说界》论文中高度评价了1895年傅兰雅举办的时新小说征文活动，认为晚清小说应该从1895年开始算起。夏晓虹在《晚清新小说辨义》中提出了新小说的时间上限具体到1902年《新民丛报》第20号刊发的《〈新小说〉第一号》，其理由是这篇文章所言新小说之意境中的新是形容词，与目前相对于旧小说而言的新小说中的新字同义。在一般的期刊论文和博硕论文中，大部分把新小说的时间界定在19021911年。
1902年11月《新小说》杂志的创办是中国第一份公开向社会征稿的小说专刊，而且在其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影响深远的小说界革命，是中国小说史的里程碑事件，基于此，本书将1902年《新小说》杂志的创办作为晚清新小说的起点。虽然《新小说》杂志在1906年7月停刊，但是由其引领的具有新质特点的小说不断涌现，所以不能把《新小说》杂志的停刊作为新小说的时间下限。本书研究内容是以传伦五伦为视角分析晚清新小说伦叙事特点，晚清新小说是《新小说》杂志创办下的文学产物，积极响应小说界革命的新民号召，表现出针砭时弊、批判旧道德、重建新道德的伦理诉求，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与晚清伦理变革思潮同构互动，共同推动晚清中国伦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这既是国家政体由君主专制向民主共和的转变，也是晚清中国伦理变革的重要成果，在其过程中晚清新小说对君主专制、忠君思想的批判和对民主共和与国家思想的张扬功不可没。1912年2月宣统皇帝宣布退位，君臣之伦走向解体，意味着传统五伦价值体系的坍塌，忠君伦理失去现实的指向性，忠之德也转向了忠于国家和人民的伦理建构。这既是晚清新小说伦理叙事和伦理变革思潮共同作用的重要成效，也促成了其后小说伦理叙事和伦理变革诉求内容的转向。即1912年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以此作为晚清中国新小说伦理叙事研究的时间下限更有利于分析晚清新小说叙事与伦理变革的关系，也有利于客观评价晚清新小说伦理叙事的文学史地位和历史意义。基于此，本书所言晚清新小说是指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办以来所创作和翻译的小说，其时间下限到1912年2月清帝宣统退位。晚清新小说的突出特点是内容上针砭时弊、重塑新民以维新吾国，语言上浅易通俗，叙事不拘于以情节为中心。与传统小说相比，晚清新小说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很大的突破，而且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除了单行本小说外，期刊小说、日报小说也大量涌现，晚清新小说借助于现代传媒的传播力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同时现代传媒的时效性、公共性、大众化等特点也进一步促进了晚清新小说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对民间大众声音的表达。
晚清新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人物性格表现的丰富性和故事叙述的生动性，更注重与当下社会现实、时代舆论导向的互动，有意识承担现代伦理价值的宣传、教化功用，表现出鲜明的时论性特点。晚清印刷业尤其是报刊的发展与繁荣，加速了社会信息在公众的传播，也为小说家提供了丰厚的创作素材。李伯元曾自称其弹词小说《庚子国变弹词》（1901）是是书取材于中西报纸者，十之四五；得诸朋辈传述者，十之三四，其为作书人思想所得，取资辅佐者，不过十之一二耳，并认为小说体裁，自应尔尔李伯元：《庚子国变弹词·例言》，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5页。。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3）中记叙了二百多桩光怪陆离的非常态现状，以批判世风民情日下、伦理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而其所谓目睹者，实际上并不都是作者亲眼目睹，据包天笑回忆说，当他问及吴趼人这个问题时，吴趼人给他瞧一本手钞册子，很象日记一般，里面抄写的，都是每次听得朋友们所谈的怪怪奇奇的故事，也有从笔记上抄下来的，也有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杂乱无章的成了一巨册，并笑说所谓目睹者，都是从这里来的呀，然后将这些搜集而来的材料进行整理，要用一个贯穿之法，大概写社会小说的，都是如此的吧包天笑：《钏影楼笔记》，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页。。李伯元、吴趼人的小说取材方法，是晚清小说家所普遍采用的。这种将报刊新闻与小说的结合，不仅使新小说满足了读者猎奇的审美心理，而且使新小说具有贴近时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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