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周官〉与周制：东亚早期的疆域国家》一书的前言，作者俞江阐述了研究周代历史与制度的重要性，指出周史的清晰对于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形态与特征至关重要。文章深入探讨了疆域国家的概念，分析了疆与域在古代中国的含义，以及它们如何与国家制度和鬼神信仰相结合。作者还讨论了制度一词的多重含义，以及它在周代社会中的作用。
编者按
周制解码：《周官》与中国古代疆域国家（前言）
我们研究周史与周制，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抱着自审与自新的决心。
周史已亡，人物、事件俱成传说。近代以来，考古学昌明，又从地下挖出一些。然而，把这些加起来，对于全部的周史来说，仍像是碎缕之于衣裳，让人不禁废叹。周史不明，则华夏文明的起源、形态与特征俱不明。世人喜说文明复兴，原型不明，何来复兴?! 又不止于此，周史不明，读《左传》就有隔膜。《左传》有隔膜，虽然殚精竭虑，春秋战国史终不明。春秋战国是华夏文明的大转型时期，春秋战国史不明，则理解此次转向必有窒碍。
人类世界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有形的器物、建筑等物质世界，另一部分是无形的制度等精神世界。无形的又何止是制度。观念、德性、美感、意境，凡能够定义人的属性和人类社会，往往是无形的。但凡是有形的，不过是人的创造物或生产物，为人所定义，而不能定
义人。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有形的，人文社科却要同时研究有形与无形，而且无形的往往更重要。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强加于人文社科，是自然科学家的狂妄。把自然科学的评价方式用到人文社科，是人文社科的沉沦。
制度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均致力于通过制度来解释世界。制度既是人创造的，又反向规定人，所以，它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制度还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系统性，二是稳定性。一种制度形成之后，可以数百上千年稳定运行。同时，一种制度绝不孤立，而是与其他制度组成系统，在系统中相互牵制，不允许轻易变化。一旦变化，又会引发其他制度随之改变，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转型、巨变、崩溃或重新平衡。制度的系统性，使制度史具有整全的性质。制度史之于历史就像恐龙的骨架化石。若恐龙的血肉已无存，能得到整全的骨架，岂非幸事。制度的稳定性，则使其可以记录，可以执行，可以复述，可以科学研究。利用这个特征，只要有可靠的文献，不但可以辨别史之真伪，还可以顺藤摸瓜，恢复一个时代的制度全貌。
话虽如此，难就难在什么是可靠的文献。顺藤固然可以摸到瓜，却要知道藤在哪里。若藤已不存，瓜也遥不可及。幸好中国是历史文献的大国，有一部专门记录周制的书保留下来，这就是《周官经》（简称《周官》，俗称《周礼》）。《周官》是六经之一，而且是六经中唯一的古文经（不算伪古文《尚书》）。古文经是西汉时期陆续发现的先秦文献，以《周官》为本，以《左传》和《尔雅》为两翼。它们与今文经的区别，只在于今文经在西汉时尚有经师讲说，而古文经已失师说。西汉以下两千余年，很多学者知道《周官》的重要，但有更多人不承认，这是莫大的遗憾。知道它重要的学者，误以为今本《周官》就是入室管钥，不知道真正的钥匙封存于其中，这是更大的遗憾。
本书的任务分两步：第一步，把封存的钥匙取出来；第二步，找到锁孔，把钥匙放进去。全书分为三编:1.序编；2.上编；3.下编。
序编专讲如何打破今本《周官》，把封存的钥匙找出来，所以它的副标题叫《周官》复原。全书还有一篇附录，题为《〈周官〉职文复原》。看名字就知道附录原是序编的一部分，为了查阅方便才放在末尾。我在书中会解释它的用途，阅读本书离不开它，请读者随
时查对。
上编的标题叫疆域国家。疆域一词不是随便用的，它呈现了古人对国家的理解角度，下文再详。这里要说的是，疆域看上去好像归属于历史地理专业，怎么会成为本书的中心问题呢? 原因很简单，国家就是制度的集合体，所有的国家问题都离不开从制度方面解锁。一个国家的疆域，首先要看它的国境线，而国境线就是制度。其次要看国内的各种政治实体，而政治实体仍然无非是制度。搞不清这些制度，就无法定性各种疆界与区域。定性尚且不准，这个国家的政治地理也不可得。我很喜欢老派史家常用的名物制度一词，四个字道尽了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遗憾的是，在一些人眼中，名物是名物，制度是制度，史学割裂成两个截然不相关的门类，一是名物考订，二是制度梳理。学者们可以各据一门，老死不相往来。这在当今尤其突出。然而，任何东西只要进入人眼所及的范围，就不再是自然物，而且不可避免地被人类重新定义，成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进一步，它一旦进入国家的视野，就不可避免地被国家重新定义，成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所有的自然物都被规定，甚至名字也是制度赋予的。鉴于此，我想大胆地说：山川名物，无非制度。
下编的标题叫周制。该编主要讨论王国的制度，诸如官制、城邑、万民等。从《周官》中得到的信息，已足以把周制从遮蔽和孤立状态中解救出来。这是因为，认识一个时代的制度，最好的方式是利用具有系统性的法典，而《周官》正是一部近似法典的文献。迄
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尚未发现周的法律简牍，估计永远也不会发现了。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对于商制研究是有效的。因为没有商制的传世文献，更别说法典，研究商制只有依靠出土物。对于周制研究却不适用。《周官》的传世，使得周制研究必须以它为主心骨，考古资料只能处于辅助地位。说《周官》是解锁周制的唯一钥匙，丝毫不为过。但需申明的是，《周官》仅仅记载了官制，不及其他。先贤虽尊其为周礼，那只是想突出它在群经中的重要性。周制的范围非常广，比如与器物有关的制度，凡宫殿、玉器、兵器、车
马、符节、墓葬等，在《周官》中虽有记载，但细节不详，对它们的研究，文献与出土实物具有同等重要性。又需指出，器物制度依附于国家制度，尤其依附于等级制与礼制，犹如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换言之，器物制度只是等级制和礼制的一部分，就像
枝叶是树干的一部分，若以为器物制度可以代替国家制度，无异于本末倒置。
疆域，是上古中国的特有概念，类似今天的国家领土。
疆，泛指人工设置的各种边界，通常采用封、沟、树等办法。封是堆垒大型土堆，沟是人工挖掘界沟，封和沟结合称为沟封，通常用于国界或城池。树是立界石，又称树石。沟和树结合称为沟树，用于较小的地域单元，如邻里、县鄙等。古人称周王的国土为王畿。畿是面积方千里的简称，也指国家的形体。但没有边界不成形体，《大司徒职》说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表示王畿是疆界围出来的。封疆树界的王官叫封人，他不但负责在王国边境上设置疆界，还负责为诸侯国、城池等设立疆界。也就是说，疆界不只在王国的边境线上，而是密布于王畿内外。实际上，凡是人工的建筑物，如城郭、宫殿、坟墓、田亩、道途等，皆有疆界。又凡是自然的地理地形，如原野、沼泽、山陵、河川等，也有疆界。周王命令官吏把订立疆界的事情办妥，叫体国经野。《周官》现存五篇《叙官》，开篇都是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可见体国经野是建立王国的首要任务。
体国经野是浩大的土木工程，这一工程完成之后，全国分出不同的地域层级。比如，最低层级的邑坐落在四井之中，井田是邑的次级单元。又如，最高层级是王都，周边方百里以内的城邑，均设为王都的附属单元。在每一层级中又分割出不同的地域单元，每个单元都被冠名，同时定义它们的用途，不但人工筑造的城池、宫殿、道路等如此，自然资源也不例外。河流的某段用于灌溉，某段用于渔猎；森林，或用于狩猎，或用于伐采；山脉，或用于采矿，或用于祭祀，或用于设险防御等。国土的每一部分都被规划，再分界，再根据实际情况定义用途，以便随时利用。体国经野并不仅仅是设置一条条界线，而是规划与定义全部国土。古中国以农为本，土地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既然每一份土地都被定义，可以想象，与这些土地捆绑在一起的人也被定义。随着进一步开疆拓土，不断纳入的土地和人口又按相同办法规划与定义。疆域国家的第一层含义，指国家自建立之初就成了规划和定义的结果。在王国中，没有一块土地是自然的，也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土地和人都是资源。疆界设立妥当之后，才把围出来的各种地域画在地图上，标注名称，这种地图叫做土地之图。疆界和地图完成之后，国家就算造好了。在此意义上，疆域国家是统一规划和整体筑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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