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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价值目的性判断，贯穿司法裁判活动全过程，指示司法裁判的目标和方向。只是案件类型不同，司法裁判者着力的程度会略有差异。在审判新类型疑难复杂案件时，由于缺少现成规范，法律价值目的性和法律方法论往往成为法律适用统一性的主要支撑力量。检验司法裁判效果，法律价值目的性也是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孙海波教授不避疑难，针对这一主观性较强的命题展开深入研究，阐发内涵、解析机理、论证实现路径，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值得悉心研读。
黄祥青 上海市政协社法委副主任、全国法院首届审判业务专家
每个国家或者地区司法疑难复杂案件与常规简易案件的占比大体符合二八定律，孙海波教授较长时间内聚焦于疑难案件与司法裁判这一兼具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的领域，先后推出三部曲即《裁判对法律的背离与回归：疑难案件的裁判方法新论》《疑难案件与司法推理》《择法而从：司法中的价值判断》，无疑是当下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法学院校教育培养机制的重要践行与最佳示范。
刘树德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审判员
价值判断问题永远是司法裁判的阿喀琉斯之踵。孙海波教授的新著向我们揭明，司法中的价值判断既要符合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也需社会科学的辅助判断，在后果考量的方法论框架内展开，并受到各层面的理性限制。方法的倡导与价值的回归应当并行不悖。
雷磊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部人类法律文明史，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一部驯服价值主观性、追求更高程度客观性的历史。《择法而从：司法中的价值判断》一书直面这一宏大主题，以生动细腻的笔触透彻阐析了司法中的后果导向、道德关切等诸多重要议题，反映了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力图钳制裁判恣意、实践司法理性正义的求索与创见。
易军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或应用性的学问，实在法的归宿在于指引人们的行为和提供纠纷解决标准。在某种意义上，司法是法律体系的核心，而司法活动的中心内容在于法官如何作出裁判。个案判决具有眼前和长远意义，就眼前而言，它能直接解决现实争议、定分止争。从长远看，个案判决又具有超越当下案件的重要意义，判决中所蕴含的法律解释或适用方案，会指引法官在未来类似案件中作出大体类似的判决。
司法裁判形式上表现为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的对应，它似乎是一种依靠形式逻辑推理的活动。实际上，判决的背后是复杂的，往往是多种因素或多种力量在支配法官作决定。有时候，我们习惯将这背后的东西称为司法理论或者司法哲学。
想要客观、准确地呈现法官思维过程，绝非一件容易之事。法官的某些思考，研究者通常从外界很难察知，因为具有主观性色彩或高度个人化的评价既无法量化，又无法统一嵌套到某种模式之下。尽管如此，学者们仍然努力用不同的模式或理论解释法官的裁判行为。比如，波斯纳曾将司法行为描述为态度理论、战略理论、社会学理论、心理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组织理论、实用主义理论、现象学理论以及法条主义理论九种模型。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2页。 我国学者对法官决策理论也做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涉猎主题包括法条主义、实用主义、法教义学、社科法学、后果考量，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及法律论证的理论探讨。
尽管理论研究十分丰富，但远远不足以揭示法官裁判背后的真实画面。有时候就连法官本人对于自己为何这样裁判也说不清楚。卡多佐法官在研究美国司法裁判的性质时，曾一度为法官断案过程的复杂性所困惑：
当我决定一个案件时，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我用什么样的信息资源来作为指导？我允许这些信息在多大比重上对结果起了作用？它们又应当在多大比重上发挥作用？如果可以适用某个司法的先例，在什么时候我会拒绝遵循这一先例？当没有可以适用的先例时，我又如何获得一个规则同时又为未来制定一个先例？如果我寻求的是逻辑上的前后一致，寻求法律结构上的对称，这种寻求又应走多远？在哪一点上，这种追求应当在某些与之不一致的习惯的面前、在某些关于社会福利的考虑因素的面前以及在我个人的或共同的关于正义和道德的标准面前止步？
虽然描述的是美国法官同行在日常司法审判工作中的困惑，中国的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面临类似的处境，他们有时难以确定法律在特定个案中应具备何种含义，有时在适用法律与发展法律之间犹豫不决，还有时会徘徊于依法裁判与个案正义之间而不知做何选择。
依照笔者对司法裁判过程的观察，法官做出的所有努力旨在寻求一个公正的个案判决，同时又要确保该判决结果符合法治原则。言外之意，他要努力兼顾依法裁判与个案正义这两项根本的司法要求。在简单或常规案件中，这二者基本是一致的，法官依法断案便会同时实现个案正义。只不过，一旦遭遇疑难案件，依法裁判与个案正义的张力才会突显出来。
针对这一难题，无论是法教义学还是与之对应的社科法学，均尝试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法教义学秉持规范法学的立场，着眼于对实在法规范的解释与遵守，法官在既有法体系的框架秩序内通过行使价值判断，给出符合法治要求的公正判决。当然，这种教义性的思维有其自身内在的局限，法官并不是总能完满地兼顾依法裁判与个案正义，价值判断亦会有失灵的场合，此时将特别考验法官的断案能力。
社会科学进路的司法理论，取向于实用主义或后果主义，并不是特别重视规范法学思维。它倡导，在裁判过程中，法官不必拘泥或固守法律文本，而是要重视案件的背景与语境，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必要时对实在法文本可采取一种轻视甚至怀疑的态度，注重办案的社会效果或实效。这种判断，也被学者称为社会科学判断，本书第二章会检讨这一理论。在事实认定方面，社会科学会影响法官对证据的判断和采纳。在法律适用方面，法官遵循先做后果判断再找法条解释的过程。参见侯猛：《司法中的社会科学判断》，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6期。 这种司法理论的代表就是后果取向的裁判思维，它采取一种不同于法教义学的方式来处理价值判断。
在中国法学界持续已久有关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争论，表面上看似是法官到底要考虑规范还是注重后果，实质上背后隐含的是司法如何处理价值判断的问题。人们对此有一个基本共识，会认为价值判断对于司法来说是必要的和重要的，尤其是有助于法官妥善处理疑难案件。大家的分歧在于，彼此眼中的价值判断有很大差异，法教义学视野下的价值判断更多是一种基于法规范的价值判断，而社科法学提倡的价值判断更多是一种带有浓厚实用主义色彩的后果判断甚至超越法律的判断。
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一项严肃的司法议题，我们必须要思考：什么是价值？价值来自何处？法律中有哪些基本价值？什么是价值判断？价值如何判断？司法能离开价值判断吗？价值判断是泛在的还是有限存在的？价值判断一定是后果或结果导向的吗？价值判断会对依法裁判产生威胁吗？价值判断是否需要遵循一定的论证规则？法官的价值判断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价值判断的客观性意味着什么？如何确保价值判断走向理性化？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每一个问题都不好回答。
学界对于司法方法或司法裁判主题形成了相当丰硕的研究，但对价值判断这个主题的论述相当薄弱，呈现出了较为严重的碎片化现状。个别部门法领域虽有零星关于价值判断的讨论，但仍然缺乏体系化、深入性的研究成果。法学理论界也欠缺对此一主题的研究，尚有相当大的挖掘空间。本书尝试以价值判断为直接讨论的问题，从法律理论、司法实践等视角对该议题做深入的、体系化的阐释。
从具体写作安排上看，本书共有八章内容。
第一章，法教义学视野下的司法价值判断。
尝试探讨司法中的价值有哪些，价值如何判断，以及法官拥有多大的价值判断空间。摆正价值判断在司法裁判中的位置，应认识到价值判断既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应在合适的场合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价值的来源有法律内价值与法律外价值之别，价值判断包含根据价值的判断和对价值本身的判断。价值判断固然重要但并不能直接作为裁判的根据，而应借助于其他方法来影响判决。价值判断具有鲜明的后果主义导向，基于法外价值所进行的后果推理会侵蚀裁判的法律性，极易走向依法裁判的对立面。唯有坚持一种整体的法体系观，才能较好地协调价值判断与依法裁判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价值判断更好地促进依法裁判。
第二章，司法中的社会科学判断。
与法教义学着眼于从内部视角探讨法律的规范含义不同，社科法学倡导法律之理乃在于法律外，以一种外部视角分析法律现象、提供解决法律问题的独特方案。这一章实质上对外部视角的司法判断方法进行反思，试图指出其面临的困难及局限。伴随着法律与社会科学交叉性研究的进展,法学研究与司法实践都不断对社会科学开放。社会科学主要在案件事实论证领域发挥作用，通常被用以确认裁判性事实，除此之外还可以被用以形成立法性事实或提供社会框架背景。从方法论上来说，司法裁判的社会科学化至少面临三个层面的批判：在法概念论上，坚持一种还原论立场，以外部描述性方法消解法律规范性；在功能属性上，以对专业性和权威性知识经验的垄断，实际上发挥着一种修辞性的功能；在思维方式上，依循一种后果导向的推理思路，极易导向一种超越法律的法外裁判立场。在承认司法裁判社会科学化合理性的同时，也要注重其应有的限度。司法应坚持教义性规则对案件裁判的根本决定作用，维护依法裁判的基本立场。
第三、四、五章，司法中后果导向的判断。
与常规的从法规范出发的推理思维不同，后果论则反其道以后果评价作为逻辑论证前提。这种思维方式着眼于预测和评价后果，较为贴近常人的直觉判断，故而在实践中较受欢迎，以至被广泛运用于法律发现、法律解释以及裁判说理等法律适用活动的多个环节中，并取得了不同于单纯形式逻辑推演的良好收效。然而，后果论思维自身面临后果不确定、评价标准缺位、不具有独立性和终局性等问题，对其在实践中的误用和滥用现象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为此，裁判者需要秉持一种谦抑适用的态度，在迫不得已时才能启用该最后手段，严格限定后果的种类及范围，坚持教义规则和法体系内论断优先的原则，当试图借助后果考量逾越法体系或向法外逃逸时，则须承担起更加严格的论证负担。后果考量作为一种有益的法律补充方式，必须在既有的法律框架秩序内运作。
后果论思维背后暴露了表面证立与虚假证立的问题，需要接受教义学的改造和限制。为此，需要从形式与实质两个层面构建限制的标准。在形式层面上，后果论思维应严格依法进行，不得任意摆脱法律的拘束。在实质层面上，后果论思维要接受合理性的检验，对后果的选择、评价及考量要考虑对未来类似案件的一般性影响，也要使后果考量在实质理由层面实现融贯，不得与法律的价值、基本原则及整体法秩序相互冲突，确保后果主义裁判能够契合于依法裁判的基本立场。
第六、七章，司法裁判中的道德考量及道德判断。
法律与情理交融，法理与情理相互渗透，在司法中时常会以道德形式显现出来。司法审判活动的独特性体现在法官应基于法律作出裁判，依法裁判相应地成为拘束法律推理的基本要求。法律推理是否因此可以完全不考虑道德性因素，学界对此有过不少争辩，这涉及我们如何理解法律推理活动的性质。道德议题在很多时候与法律问题交织在一起，实践中存在立法与司法这两种应对道德议题的进路，各具特色且各有局限。以司法场域作为讨论背景，法官不得不承担起解决道德议题的重任。道德主要以三种方式进入法律推理活动，即通过考量道德因素来主导裁判结果，以法伦理原则为根据裁判，以及以道德理由强化释法说理。但是，应警惕直接将道德作为法源、以粗糙的道德判断直接取代法律判断的做法，从而严格地坚持道德裁判与依法裁判之间的界限。
司法的一个重要职能在于弥合法律与社会发展之间的鸿沟，社会事实的复杂性和利益分化的严重性对司法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转型时期频繁映入公众视线的系列热案、要案，突显出了司法与社会民意或道德关切的紧张关系。在此背景下，为应对形形色色的道德压力，中国司法从传统审判型司法迈向了一种回应型司法，其运作依循自身特定的法理逻辑。由此催生了道德回应型司法解释、司法政策、调判结合机制、案例治理、司法修辞和论证，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道德回应体系。在坚持司法被动性原则的基础上，司法回应道德关切彰显了中国特色审判制度的优越性。然而，司法回应并不意味着任意而为，它应尊重客观司法规律，在司法的应有边界内活动，坚持以必要为前提，理性、客观、精准、适度回应社会道德关切，以谨防各种风险的出现。
第八章，司法价值判断的理性限制。
法官价值判断对司法裁判而言具有构成性意义，实践中对它的误用或滥用将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长久以来，如何实现法官价值判断的客观性，以确保其在理性化的框架下接受批评和验证，成为现代法学方法论的核心议题。法官价值判断的理性化应受到实体性、程序性和伦理性三个方面的限制，由此可相应地建构出实体性论证规则、程序性论证规则以及伦理性论证规则，它们共同型构法官价值判断的理性限制体系。在现代法治视野下，法官价值判断的理性化既非虚幻也非遥不可及，其存在及实现有着浓厚的实践基础和制度保障。
与个人信息、数据治理、生成式人工智能甚至人形机器人等热点话题相比，司法中的价值判断是一个老掉牙的传统问题。尽管如此，它依然是法律方法论的好望角，也是当代司法面临的现实难题。这项议题十分宏大，所牵涉的内容较为广泛，研究难度可想而知。本书用简短的几个章节，充其量只是揭开了它复杂面目的冰山一角。未来有待更多对此议题感兴趣的同行，一起对它展开更深入、多元的研究。
笔者再次重申本书立场，司法价值判断对法官判案而言必不可少，妥善运用价值判断是法官最重要的品质和能力之一。司法中价值判断是泛在的，只不过在简单案件中它彰而不显，以一种隐性或默示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在疑难案件中，方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施展拳脚。价值判断无论是以后果判断还是道德判断的形式出现，均应严格在依法的框架下运行，接受形式法治和法教学义学规范立场的拘束。总之，本书所论的价值判断，确切地说是依法进行价值判断。所有论证和论述，归结为一句话，当法官行使价值判断时，时刻都要遵循依法裁判的要求。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本书的理论旨趣的话，那就是为依法裁判辩护。
孙海波
2024年5月12日
于京郊昌平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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