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打破了传统犯罪记录制度研究中的一元国家立场，试图论证犯罪记录首先应当是作为个人信息的一种特殊类型，本质上应当是犯罪人个人信息的一部分。只是基于国家现代化管理的需要将其部分让渡给了国家，国家的使用应存有边界。提出了犯罪记录制度的功能应当设定为预防犯罪与权利保护二元论。并进一步提出要以权利制衡权力，在犯罪记录制度的功能当中注入权利保护理念，在犯罪记录的具体研究当中引入个人信息权理论。以权利制衡权力，以犯罪人对于自身犯罪记录的个人信息权，来平衡国家基于管理与预防犯罪的需要对于犯罪记录这一重要资源的过度使用，实现对犯罪人伤害的最小化与犯罪预防效果的最大化，促成权利保护与犯罪预防的利益平衡。本书意图有二，直接的想法是批判犯罪记录制度的种种异象，检讨当前的犯罪记录制度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反思未来的犯罪记录制度又该承载何种功能，从而推动犯罪记录制度的理论革新，构建基于预防犯罪和权利保护利益平衡的犯罪记录制度。间接的想法则是尝试从个人信息中的一项具体而又敏感的信息，即犯罪记录切入，一方面借助个人信息与个人信息权理论改造与革新传统的制度设计，另一方面也是从一个中观的制度视角深化对个人信息理论的研究，以具体的犯罪记录这个点反哺对整体的个人信息这个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