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會典》是清朝官修典章制度的彙編，詳細地纂輯了清王朝中央文武衙門的編制、職掌、官員品級、統屬關係以及各項辦事制度，是當時國家機構及其職官處理公務的法律依據，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完備的具有大經大法性質的法典。
《大清會典》於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光緒五朝凡五修，故又總稱其爲五朝會典。
《會典》名之爲典，源於先秦時期的《周禮》。《周禮》又名《周官》，專載西周設官分職制度，采用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康熙《大清會典》書首御製序）編纂體例。沿及唐、宋、元，仿爲《唐六典》，輯爲諸《會要》，修成《經世大典》。明初參照《唐六典》，頒《諸司職掌》，其後因之，編纂《明會典》。以會典命名始於明代。清朝承之，繼有《清會典》之編，而會典事例另成專書，則是清代的獨創。
康熙《會典》是清朝編纂的首bu會典。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五月，康熙皇帝鑒於條例、事宜多散見於卷牘，在百司既艱於考衷，而兆姓亦無由通曉（康熙《大清會典》書首《皇帝敕諭内閣》），敕命纂修《會典》。二十九年（一六九〇）成書，共一百六十二卷，載崇德元年（一六三六）至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中央五十個文武衙門現行的典章制度，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孝莊文皇后喪禮以特例附載禮部。此書仿明萬曆重修《會典》體例，以官統事，以事隸官，典例合一；因事分類，因類分年。每一事類，略叙數語，以見大意（雍正《大清會典》書首《凡例》）。
雍正《會典》續修始於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十年（一七三二）完成，共二百五十卷。與康熙《會典》比較，編纂體例無新的變化，主要是續入了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至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典章制度，並對舊典的一些内容進行了考訂和增補。
乾隆《會典》是清五部《會典》中編纂體例、内容變化最大的一部。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清高宗以典例無辨，始命區會典則例各爲之部（清崑岡等修、吴樹海等纂修光緒《大清會典》書首《凡例》），命續修典，二十九年（一七六四）成書。乾隆《會典》采用以典爲綱，以則例爲目的編纂體例，把原附在《會典》之後的事例與《會典》分編，計有《會典》一百卷，《會典則例》一百八十卷，接續雍正六年（一七二八）至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典章制度，典章制度不可通融改變，有較强的穩定性；《會典則例》專輯《會典》中所載各項典制的沿革損益的諭旨、奏章及具體事例，事例可因時因地根據情况通權達變。這種典、例分編的做法，爲嘉慶、光緒年間修典所傚法。
嘉慶《會典》始修於嘉慶六年（一八〇一），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告成，分爲三部編輯，即會典八十卷，事例九百二十卷，圖一百三十二卷，接續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至嘉慶十七年（一八一二）典章制度。該書將會典則例改稱會典事例，將乾隆《會典》後附圖分離出來，另行成書，名曰《大清會典圖》，開創了清代《會典》有典、有例、有圖編纂體例之先河。
光緒《會典》始修於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二十五年（一八九九）成書，其中會典一百卷，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圖二百七十卷，接續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至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典章制度。該書增加了神機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一些典制、禮制的内容，是五朝會典中規模最大，内容最完善的一部。
雍正、乾隆、嘉慶、光緒四部《會典》雖然在名義上是對康熙《會典》的續修或增修，但各朝《會典》相對獨立成書，獨立行世，是典章制度的獨立記述。
《大清會典》的資料來源主要有四大類，一是朝廷頒行的各有關典章制度的官修書，如《品級考》《賦役全書》《學政全書》《中樞政考》《大清律例》及各部院寺監則例等；二是各衙門的檔案文牘；三是《清實録》中有關典制的資料；四是其他記載清代典制的書籍。就事例的來源講，主要是選自皇帝的諭旨、中央各衙門和督撫等的條陳、歷年的成案。
關於《大清會典》的性質，學界長期存在争議。有些學者認爲《會典》是典章制度史料彙編，其性質爲官修史書；有些學者認爲皇帝明令照依會典、永遠遵守，其性質爲行政法典。筆者以爲，五朝《會典》的内容雖多寡不一，但實際上都是由國家典章制度和累朝事例構成，其事例又有遠年事例和現行事例之分。現行的國家典章和事例無疑具有法律效力，史籍中有關行用《會典》的記載比比皆是，而遠年事例屬於前朝舊例，非經皇帝欽准不得援引，其價值是以備後世查考。另外，五朝《會典》的編纂體例、收入《大清律》的情况前後也有變化。康熙、雍正《會典》典、例未分，將《大清律》全文收入；乾隆《會典》及《會典則例》按照已刊刻頒行諸書只備參考，無庸復載的編纂原則，未收入《大清律》（乾隆《會典》書首《凡例》）；嘉慶、光緒《會典》典文只載經久可行的現行典章，而把《大清律》律文及附例收入《會典事例》。因此，關於《大清會典》的性質，應在全面、認真研讀五朝《會典》《會典圖》及《會典事例》的基礎上，根據編纂的宗旨、内容和該書有無法律效力、是否行用等綜合加以判斷，不可只憑某一朝《會典》，或僅據光緒《會典》典文而不及其他就下結論。官修史書説忽視了《會典》與其他政書不同，它是通過立法活動修成，所載必經久可行之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行政法典説忽視了康熙、雍正《會典》收有《大清律》，忽視了嘉慶、光緒《會典》典文收有刑法基本制度和原則，且《大清律》作爲典文之目收入《會典事例》，故還是按照清代統治者對《會典》性質的表述，稱其爲大經大法爲妥。用現代法律語言則可表述爲：《大清會典》是全面規範國家政務和各項基本制度、經久常行、在國家法律體系中居於綱的地位的大法。
《大清會典》的内容涉及國家典章制度的方方面面，展現了清代典例法律體系的概貌，是研究清史和中國法制史學者的必讀之書。乾隆《大清會典·凡例》云：《會典》以典章會要爲義，所載必經久常行之制。兹編於國家大經大法，官司所守，朝野所遵，皆總括綱領勒爲完書。清代通過定期修訂《會典》，把增補、删除或修正的典章制度以《會典》形式確定下來。《會典事例》又按時間順序，以事例形式記載了清一代各項典章制度的變遷，彙集了歷年頒佈的有關國家機構組織活動的各種法律規範。清《會典》結構體例頗爲縝密，以官統事，以事隸官；以典帥例，以例、圖助典；以本文領注，以注詳文；詳略結合，經緯分明，體用相須，使這部宏篇鉅著得以經世致用。它所記載的清代不斷完善法律制度的成功經驗，對於加强我國當前的法治建設也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長期以來，由於五朝《會典》卷帙繁衆，内容龐博，加之藏本較少，給讀者利用造成了很大困難。多年來，學界主要是使用光緒《會典》研究清代法律制度，以致清代前、中期法制研究，至今仍是清代法制史研究的薄弱環節。現存的《大清會典》已有影印本出版，對一般古漢語水平較低的讀者來説，閲讀仍有一定難度。標點本五朝《會典》的出版，無論是對於學術研究還是現實的法治建設，都有重要的意義。
現存的《大清會典》版本，康熙《會典》有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内府刻本；雍正《會典》有清雍正十年（一七三二）武英殿刻本；乾隆《會典》有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武英殿刻本、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四庫全書薈要》本、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鉛印本、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上海文林石印本、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著易堂書局石印本；嘉慶《會典》有清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武英殿刻本、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湖北崇文書局刻本；光緒《會典》有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京師官書局石印本、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上海商務印書館石印本、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上海商務印書館石印本、宣統三年（一九一一）上海商務印書館石印本。課題組在整理過程中，按照擇善而從的原則，五朝《會典》分别以康熙《會典》内府刻本和雍正、乾隆、嘉慶《會典》武英殿刻本、光緒《會典》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石印本爲底本，以其他版本爲參校本。
與大清五朝《會典》相並行的還有《大清會典事例》、大清部院則例這兩類重要的法律典籍，三者融爲一體，以《會典》爲綱，則例、事例爲目，共同構成完整的法律體系，充分顯示了清王朝近三百年間的典章制度的基本面貌。因事例、則例卷帙浩繁，標點整理工作量甚大，我們先把標點本五朝《大清會典》奉獻給讀者。
鳳凰出版社原社長兼總編輯姜小青先生、倪培翔先生對本書的出版一直關心支持。本書得以順利出版，是參加整理工作的各位學者共同努力和鳳凰出版社大力支持的結果。謹誌於此，以表謝意。
雍正朝《會典》的整理始於二〇一五年，組織實施中的各種事宜，由宋北平先生承擔。由於該《會典》延續了康熙朝《會典》典、例一體的編撰體例，卷帙浩大，是五朝《會典》中規模最大者，參與整理的校點者較多，時間也較長。本書整理的具體分工是：第一、二册由宋鴿點校，第三册由臧傑斌、劉宸纓點校，第四册由趙東昇、劉宸纓點校，第五册由卜安淳、劉宸纓點校，前後歷時九年，終於完成了此書的整理工作。由於多人參與，整理過程中偶有與五朝《會典》的《整理凡例》認識不一之處，未能完全統一，還請讀者諒之。
楊一凡宋北平
二〇二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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