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写日记已是蔚然成风。不少文人、官员和学者，出于各种目的，基本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只是本人刊行的日记比较少。究其原因，可能在时人观念中，日记还算不上著述，不值得去刊刻传世；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或许在于，日记的私密性太强，不便拿给外人看。所以，大部分日记还是以稿本或钞本的形式被保留在子孙、门生手里，一代代传承下来。自古迄今，经历种种劫难，存世的稿钞本日记已经不多了。据统计，有日记留存于世的近代人物只有1100人左右。因此，今天保存于公、私收藏机构或个人手里的稿本日记，无不享受着善本的待遇，备受世人的关注和珍爱。
如人们所知，日记属于一种比较特殊的文献，具有全面记载生活各个侧面的综合性特点。日记永远都能以第一现场的感觉，将阅读者带入特定场景，沿着作者的心路，去体会当年的生活、境遇与情感，熟悉已经远去的风俗习惯和历史细节；哪怕从其中的任何一天读起，也可以读得下去，因而被视为一种很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的有温度的文献。人们喜爱日记正是源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当然，注重个性化材料和社会日常生活的研究取向，也推动了学界对日记的重视和利用，以日记为核心材料从事研究的学术成果也越来越多。
目前，日记的出版主要通过原稿影印和整理标点两种形式。原稿影印日记始于20世纪石印、珂罗版技术被大量采用的时代。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陆续影印出版有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和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同为晚清著名日记，比起同时代排印的《湘绮楼日记》，李、翁的日记都是根据稿本影印的，因而使人们能够更为真切地感受日记的原始样貌，甚至作者的书法风格、涂改痕迹，都得以原原本本地保留下来。时至今日，先进的数字扫描和印制技术，进一步促动了新一轮稿本日记的大批量出版，使久藏深闺的珍稀稿本日记，得以更多地呈现在研究者面前。可是，对学术研究而言，影印本虽然保存了日记原貌，出版周期也相对较短，但卷帙庞大，且日记多为行草书书写，字迹不易辨识，阅读和利用并不及整理标点本方便。所以，根据原稿本或影印本将日记内容加以点校，一直是文献整理者的重要任务。近些年影印出版的近代人物日记，如钱玄同、绍英、皮锡瑞、朱峙三、徐乃昌、江瀚、张㭎、王伯祥等人的日记，也陆续经学者整理后出版了点校本，大大方便了学者利用和研究。由凤凰出版社推出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自2014年以来，已经出版10辑100余种，其中日记占到三分之一以上，诸如孙毓汶、有泰、张佩纶、邓华熙、袁昶、耆龄等人日记都是据稿本或稿钞本影印版整理出来的，上述日记一经刊行就受到学界的广泛欢迎。整理本还有一个优势，便是对日记中的讹误做出校订，加补公元纪年，方便读者查核。不惟如此，整理本日记除学者外，也受到不同兴趣读者的欢迎。这几年，出版界、读书界兴起的日记热，都与整理本日记的大量印行密切相关。可见，持续推进稿本日记的整理出版工作，对普及中国传统日记知识，增进读者对传统文化的亲切感，具有积极的作用。
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和凤凰出版社的积极支持下，晚清珍稀稿本日记得以立项，精选十一种有重要价值的晚清珍稀稿本日记邀请专家进行整理。这批日记分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苏州博物馆、常熟市图书馆等机构，一部分尚未影印出版。这次整理，在做好字迹辨识、释文、标点的前提下，更提倡以研究为基础，撰写有学术深度的导言，搜集传记资料作为附录，并尽可能编制人名索引，来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学术支持和便利条件。这十一位日记作者，既有状元洪钧，探花潘祖荫、吴荫培，传胪华金寿，翰林秦绶章，也有满洲官员、驻藏大臣斌良，兵部侍郎文治，还有像楼汝同、黄金台、柳兆薰、萧穆这样的地方官员、学者和士绅贤达。这批日记的内容十分丰富，举凡晚清重大历史事件、典章制度、教育考试、金石学术、社会风俗、人物交往、文艺创作、生活琐事等，靡所不包，合而观之，不失为观察晚清社会的一面镜子。另外，此次所选日记多为首次整理。
总之，这批稀见稿本日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文学史、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军事史、教育史、文化史、生活史、气象史、思想史的珍贵史料，参加整理者都是长期从事文史研究和文博事业的专家学者，具有扎实的文献学功底和整理经验。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将对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国近现代历史和文化研究发挥重要作用。当然，由于在文字识别等方面实际存在的困难，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在此，我们诚恳希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便今后的工作精益求精，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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