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进化论翻译的政治思想：西方与日本路径的比较研究_宋晓煜_9787552038194

进化论的翻译史、传播史是近代翻译史、近代思想传播史的一个经典案例，反映了近代历史性的思想变动。因此，追溯进化论传播的起点翻译，具有较大的意义。本书选取了清末进化论翻译史上的六部代表性译著，将其与原著进行逐字逐句的对比，通过分析中国译者的増、删、修改等操作，考察译者的政治立场、进化论思想的接受情况等。在此基础上，探讨进化论传播的西方路径和日本路径，即中国从西方直接引入进化论思想（如英文中文），中国从日本引入经过日本人重构后的进化论思想（如日文中文），中国经由日本间接引入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如英文日文中文）。

黄克武指出，从1895年到1930年代的40余年之间，中国可谓是以《天演论》所主导的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进化论，特别是社会进化论，作为最早被系统传入近代中国的西方思想，在清朝末年声势浩大地涌入中国社会，直到民国时代依然长期保持着影响力。故而研究翻译这个进化论传播的起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因此，本书聚焦清朝末年进化论思想的翻译，重点考察经由西方与日本的进化论传播路径。各章要点如下。

第一章考察了中日两国进化论翻译的历史背景。中国的进化论翻译史和传播史是中国的近代社会科学翻译史乃至近代翻译史的一环，与日本的翻译史密切相关。综观两国近代翻译史，二者都是在西方的威压下开国；都受到西方的强烈影响；在翻译领域上呈现出相似的推移顺序；并且都没形成统一的翻译规范；存在文言译口语译的对立；都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关于社会科学翻译史，两国都将焦点集中在法学、政治学领域，在吸收西方文化、引入译词等方面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以此为背景，正是在中国进化论翻译史系统展开的几乎同一时期，中国开始经由日本引入西方思想，于是，中国的进化论翻译史不仅与日本的进化论翻译史存在诸多共同点，而且中国受到了日本的巨大影响。也就是说，除了直接翻译日本人的进化论相关著作以外，还出现了另一条翻译路径，即，转译日文译本，经由日本渠道间接引入西方的进化论思想。

第二章聚焦率先系统引入进化论思想的严复，他是从西方直接引入进化论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严复在同一时期连载了两部译作，分别为《天演论》与《斯宾塞尔劝学篇》。本章通过对比《天演论》与赫胥黎的原著《进化与伦理》，《斯宾塞尔劝学篇》与斯宾塞的原著《社会学研究》，指出两部译作存在着严复自己的相似的政治思想，并且潜藏着相当大的矛盾。严复受到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论、社会进化论的启发，变得重视民种素质的提高。他羡慕英国人的自治能力和近代意义上的爱国心，在译文中模糊了英国的相关负面信息，从中可以管窥到他对英国的憧憬。另一方面，他强调了由封建国家统治者主导的民种素质的提高，并且要求唤起民众的忠诚。原因在于，英国式的近代化需要漫长的岁月及沉淀，而中国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等待。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于是，他在译文中暗示两个阶段的发展观，试图将彼得一世主导的俄国作为第一阶段的政治模型，将英国作为第二阶段的模仿对象。

第三章分析了加藤弘之的著作为何被广泛翻译成中文，又是怎样被译者加工的。加藤弘之是日本进化论思想的代表性学者，其著作的中译本共有9部，约有一半与保皇派的梁启超相关，另一半与革命派的戢翼翚相关。本章主要关注革命派的翻译活动。中国早期留日学生杨荫杭与杨廷栋同在戢翼翚主持的译书汇编社担任译者，也都曾在戢翼翚创办的《国民报》担任主笔。通过对比加藤弘之的原著《强者之权利之竞争》与杨荫杭的译本《物竞论》，发现杨荫杭在译文中发出了与加藤不同的政治信息。概括而言，杨荫杭认为人种的优劣是可以发生变动的，弱者具有变为强者的可能性，他在译文中穿插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包括对立宪君主制等专制制度的反感，以及对民主主义的高度评价。接着，本章还比较分析了加藤弘之的原著《道德法律之进步》与杨廷栋的译本《政教进化论》，指出杨廷栋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故意扭曲加藤弘之的主张。在杨廷栋的加工下，加藤弘之成为催促弱者奋进、反对忠君思想的人物。

第四章主要关注在日本掀起热潮的斯宾塞著作是如何被翻译成日语，又是如何被转译成中文的。本章选取了一个经典案例，考察了以斯宾塞原著《政治制度论》为底本的两个日译本《政体原论》（大石正巳译）与《政法哲学》（滨野定四郎、渡边治译），以及以日译本《政法哲学》为底本的中译本《政法哲学》（译者佚名）与《原政》（杨廷栋译）。大石正巳为了寻找有利于支撑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翻译了斯宾塞的著作；滨野定四郎和渡边治也对斯宾塞的政治理论颇感兴趣。并且，大石正巳的译作并非全译本，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全译本的《政法哲学》则通过内容、译笔、营销等挑起了日本读者的兴趣，很快出版到第三版，同时引起了中国译者的关注。中译本《政法哲学》和《原政》的译者在翻译该书之前早已阅读了《天演论》，然而前者没有表现出对和制汉语的抵触，后者则常常活用严复的译词。不仅如此，前者表达了对清末新政的期待，后者则试图在译文中传达译者自身的革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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