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视域下的中德文学交流史_谭渊_9787552045208

本书重点聚焦中国文化在德语世界的传播，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西传、中国形象在德语世界的变迁、中国元素在德语文学中的呈现及歌德作品在中国的传播。

全书结合对德国宫廷-骑士文学、巴洛克文学、启蒙文学、魏玛古典文学、表现主义文学、流亡文学的研究，以案例形式分析了不同时代德语文学家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吸收和再创造，尤其是席勒、歌德、德布林、克拉朋特、布莱希特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渊源。不仅再现了300多年来中德文化之间充满活力的交流与互鉴，同时展现出政治、宗教、伦理、性别等多种元素对他者形象建构的深层影响。

绪言：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的新思路

近20年来，中国学者聚焦于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国家战略，在中德文学关系和文化外译研究领域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的尝试，研究覆盖了从中国典籍外译到中国文化对德影响，从中国故事西传到中国形象在德语世界中变迁的广阔领域，成果十分丰硕。此外，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出发，研究者们也对德语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自2014年以来，德语学界同人通力合作，在《歌德全集》翻译、歌德作品汉译史、接受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多项成果。同时，国内学术界也对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产生了更多的理论思考，比较文学形象学、译介学、变异学、侨易学等新理论纷纷走上学术舞台，为研究者贡献了全新的思路和理论支持。在这样一个学术思想活跃、新理论不断涌现的时代，笔者有幸融入了学术研究的大潮，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中德文学交流史有了一些新的研究发现，同时也对如何将中德文学关系研究推向深入有了一些自己的心得。

一、　继往开来的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

学术界对中德文学交流、特别是德语作家对中国文化接受的系统研究发端于1923年德国学者利奇温的专著《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和1933年中国学者陈铨在基尔大学的博士论文《德国文学中的中国纯文学》，此后，德国学者奥里希、瑞士汉学家常安尔等人都对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元素有过专题论述，他们的研究重点都集中于十八九世纪，特别是从启蒙时期到古典主义文学阶段的中德文学文化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之后，在罗泽（Ernst Rose）、德博、顾彬（Wolfgang Kubin）等汉学家的推动下，中德文学关系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出现了一系列重量级的研究专著，如罗泽教授的论文集《遥望东方对歌德晚期著作及19世纪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研究》、舒斯特教授的专著《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和日本（17731890）》和《德国文学中的中国与日本（18901925）》就涵盖了近代德语文学中几乎所有涉及中国母题的重要作品。

在国内研究群体中，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团队的成果尤为突出。1996年，卫茂平教授发表了《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该书集20世纪中德文学关系研究之大成，基本完成了对德语文学中的中国文化元素的梳理。2002年，卫茂平教授又与两位弟子合作出版了《异域的召唤：德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该书虽在材料上有所补充，但总体而言，其深度与广度都未超越前著。此后，在前述专著和一系列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卫茂平教授团队又发表了《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德国卷》，该书既讨论了中国文化在德语世界的影响，也探讨了中国文学界、翻译界对德语文学家（如茨威格、布莱希特等）的接受，在接受史个案研究方面尤见功力。

相比之下，中德文学关系研究中的另一重要领域德国对中国文学影响的研究还有待加强。这一领域中近年较为突出的成果是卫茂平课题组发表的《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该书将史、传、论相结合，环环相扣地介绍了德语作家、作品被介绍到中国的历史，是迄今为止该领域中最为全面的一部工具书。此外，吴晓樵教授发表的文集《中德文学因缘》、卢铭君教授主编的文集《青龙过眼：中德文学交流中的读与误读》都汇集了多篇考证中德文学交流史的力作，也显示了中青年学者在文献发掘与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力。

与英、法、日等语种学者在同类课题方面的大举开拓相比，国内德语学界对中德文学关系、特别是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元素的研究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其差距主要体现在：（1）很多研究还建立在国外已发表的二手资料上，对第一手材料的独立发掘不足，同时缺乏中国学者的研究特色；（2）在特定文学形象、题材、经典文本的接受史、再创作史研究方面还有大量空白，对文学形象的产生、传播、接受研究缺乏历史纵深；（3）　印象式、感悟式、评点式的论文较多，佳话赏析层出不穷，而理论建构普遍缺失。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叶隽研究员近年创立了侨易学理论，提出了互动核心和中德二元等概念，他将中德文化关系视为东西文化的两种核心文化的交流，为这一研究赋予了新的意义，也为学科发展指明了一条新路。

因此，在文化走出去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研究相继兴起的新时代里，借鉴兄弟学科成果，特别是比较文学形象学、变异学、译介学、侨易学等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研究理论，将中德文化交流史、文学关系史研究推向纵深，将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这将有助于从文化传播研究的视角出发，深化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文学家如何解读、建构他们眼中的他者形象，并归纳出在不同时代中不断变化的中国观德国观，由此获得对中德文学交流史更深层次的思考。

二、　对中德文学交流史的新思考

要深化对中德文学交流史的研究，首先要从浩如烟海的文化交流史资料入手，通过考证文本、形象、理念之间的承继关系，将上下数百年的文史资料整合起来，在文化传播的视域下尽力还原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多层、动态结构。在这一方面，许多学者的思路可谓不谋而合。在德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隽在《德国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中提出，首先在歌德研究方面争取突破，努力还原历史语境，在歌德接触中国材料方面可能提供的深度和广度上做文章。在比较文学领域，北京大学孟华教授提出建立氛围影响、接受研究的观点，主张采用年鉴史学派和新史学的研究方法，最大程度地去逼近文本产生的时代，勾勒、还原文学、文化现象产生的文化氛围，从而揭示文本与传统的承继关系，文本与同时代文化氛围的关系。这些研究思路给了本书作者以很大启示。总结以往研究经验，笔者也对新时期的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

新突破离不开史料发掘

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离不开史料的支撑，尤其是一手文献的支撑。而要在一手文献中有新发现，就必须对原始文献进行更深入的发掘，发掘的深度与突破所能达到的高度往往成正比。

平心而论，进行此类史料发掘并不轻松，部分研究对象如巴洛克时代德语作家的中国题材小说、《好逑传》的早期西文译本都已有数百年历史，必须到德国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些图书馆中进行知识考古，才能准确把握传播史的环节，将研究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下去。有些独具价值的文献如歌德的《中国作品》手稿、席勒的《好逑传》译稿、德布林的《王伦三跃》手稿更是弥足珍贵，只有到魏玛歌德席勒档案馆、马尔巴赫文学档案馆等地才能一窥真容，而接下来的手稿辨析工作又是难上加难。相比于文献收集与爬梳的枯燥艰辛，书桌前经年累月的写作倒只能算一项轻松惬意的工作。但每一份重要史料的认真整理都往往能给研究者带来新发现和新突破，随之而来的喜悦则足以作为最好的回报，使多日的疲惫一扫而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就传播史研究而言，对一手文献的穷尽式追踪尤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突破。以《布莱希特笔下的老子出关》这一研究为例，只有当研究者翻开1911年卫礼贤版《道德经》译本时，才会看到布莱希特在1920年曾经看到过的《老子出关图》，从而发现他所创作的长诗《老子流亡路上著〈道德经〉的传奇》并不只是出自诗人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认真地参考了卫礼贤译本正文前的古老插图。由于出版《道德经》译本的迪特里希斯出版社在二战后推出修订版时删去了这幅插图，如果研究者在对比研究时仅仅满足于当代再版的《道德经》译本，那么就永远无法发现布莱希特创作灵感的准确来源。因此，只有不断深入发掘，进行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穷尽式史料研究，中德文学交流史包括翻译史、传播史、文学再创作史中的一些关键节点、历史细节和话语关联才会在我们眼前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并逐步汇聚于笔端。

（二）经典西传研究离不开对多语种译本的细心比对

在中学西传研究中，中国典籍的翻译与西传历史研究是基础。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成果当属谢天振教授提出的译介学理论，它为评价翻译史上的多元化译本和创造性叛逆提供了重要思路。而德国的哥廷根学派也同样提出了翻译文化史视野下的文学翻译理论，他们指出：翻译实质上是使用第二种语言对原作品进行基本完整的阐释，是一场异质文化间的对话和相互阐释。

而要重现翻译史中所隐藏的跨文化对话就离不开对译本的扎实研究，只有细心比对中文原本、中间译本、最终译本，才能发现中、英、法、德等多种语言文本之间的细微差别，从而体会到译者通过翻译活动所参与的社会话语实践，同时也厘清文化走出去背后的脉络。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早期的典籍译本尤为重要，其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例如，笔者在研究18世纪的《好逑传》西文译本时就发现，英文译本中加入了大量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信息，而法文、德文译者则在转译时又对此进行了补充，使译本成为一部传播有关中国知识的百科全书，并最终引起歌德和席勒的关注。（参见《〈好逑传〉早期西文译本初探》）而研究者通过译本对比研究发现的误译又往往能成为解读译者心理活动、探索译本与社会话语关系的重要切入点。例如，笔者对《中国帝国全志》中的中国典籍译本进行研究时就注意到耶稣会译者对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偏好，并在探索误译缘由时发现了中西礼仪之争在翻译活动背后扮演的重要角色。（参见《礼仪之争与〈中华帝国全志〉对中国典籍与文学的译介》）同样，在比对《百美新咏》原本、1824年英语译本、1827年歌德转译本之后，笔者注意到歌德译文中对中国女诗人形象的偏好，进而从同时代的天才女性之争中找到了译本与德国社会论争乃至中国女性文学崛起之间的关联。（参见《歌德笔下的中国女诗人》）以上研究的思路都是从最基本的译本比对入手，以发现有心的误译为突破口，再结合译者留下的其他线索，最终从时代话语中找出创造性叛逆的文化和社会根源，重现翻译史背后所隐藏的跨文化对话。

（三）形象变迁研究离不开对知识场的还原

德语世界中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变迁，这种变迁离不开文化传播的推动，可以说，一个时代中传播着怎样的中国知识，就决定着这个时代的德国人对中国有怎样的认知。因此，探究各个时代居于主流的中国知识特征，就可以厘清中国形象变迁的根源。在这一研究方向上，最值得借鉴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话语理论和孟华教授的知识场概念，它们都指向了形象（表象）背后的知识的生成与传播。因此，在研究中国形象在西方的变迁时，我们所要知道的不仅仅是历史上流传着怎样的中国形象，更重要的是掌握在形象背后起到决定作用的社会文化网络，厘清中国知识的生成机制。而这又只有在深入研究历史上的中国学及西方汉学体系之后才能完成。为此，笔者在留学德国期间曾选修了四年汉学课程，深入汉学系去了解德国汉学的发展史，并借助德国专业图书馆中的丰富资料（尤其是传教士、外交官报告、文学文化译著等）梳理出不同时代德国人认知中国的知识基础。在此基础上，笔者又对那些在传播史的特定阶段扮演关键性角色的核心文本进行沉浸式研究，最终通过文本比对和话语分析还原出了知识场德语作家认知中国的知识基础和文化氛围。（参见《百年汉学与中国形象》）

沿着重构知识场这一思路，笔者近年对中国知识建构与中国形象变迁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从而初步厘清了中国形象在德语世界的变迁历史以及在其背后扮演推手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参见《丝绸之国与希望之乡中世纪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探析》《异域光环下的骑士与女英雄国度德国巴洛克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老子〉译介与老子形象在德国的变迁》）在宏观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将话语分析与曹顺庆教授提出的变异学理论结合起来，进一步通过个案分析努力探索中国知识场对特定德语文学家塑造中国形象的影响，以及中国形象在文学家笔下的新变化。（参见《赋魅与除魅德布林在〈王伦三跃〉中对东方宗教世界的建构》《克拉朋特的中国情结与〈灰阑记〉》《布莱希特的〈六首中国诗〉与传播真理的计谋》《从流亡到寻求真理之路布莱希特笔下的老子出关》）通过宏观的知识背景分析与微观的话语分析的结合，一部跨越千年历史的异域中国形象变迁史逐渐呈现出来，知识场对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变迁的影响也得到了初步阐明。

（四）重视文学交流史背后的精神资源

在传统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研究者更关注的是钩沉稽古，在翻译史、影响史（接受史）、文学形象变迁史（文学再创作）这三个方面发现智慧的闪光点，进行以单个作家、作品、母题为核心的知识考古，然而在探寻中外文学交流的动力之源方面却大多缺乏深入探索的兴趣。当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进入更为系统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研究阶段后，如果不推陈出新，就此止步于佳话赏析以及对西方学术成果的转译，显然将难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因此，笔者认为，在传统的史料考证基础之上，研究者有必要将研究视野向更深层次拓展，在传统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加入新的维度，多问一个为什么，特别是什么因素推动了中外文学家不断从异国文学、文化中汲取养料，换言之，中外文学交流的动力何来？解答这一问题的思路是对中德文学交流背后的无形推手进行探索，进而发微抉隐，找到作家接受异国文学元素的心理动机，最终发现中外文学交流的原动力。在笔者看来，这也是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研究推向更高层次的必由之路，而侨易学理论中关于中德二元和互动核心的理念尤其适用于此。

回顾中德之间长达数世纪、几乎毫不间断的文化互动可以发现，这种生机勃勃的互动交流为中德两国都带来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先后引起了莱布尼茨、歌德、鲁迅、郭沫若等先贤的关注。而相关研究则表明，无论是德国学还是中国学，它们在中德两国历史上都意味着重要的精神资源。以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发现歌德的历程为例，辜鸿铭、王国维、郭沫若、张闻天、徐志摩、宗白华、陈铨等人虽然在教育背景、政治立场、文学主张方面千差万别，但在国运衰败、民族危亡的背景下，他们都感受到了歌德这一精神资源宝库的重要价值。他们中有的人希望以歌德为榜样，通过文学革命来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参见《名哲还是诗伯？晚清学人视野中歌德形象的变迁》），有的人试图通过歌德作品的译介来推动中国新诗的革命（参见《歌德诗歌的复译与民国译者对新诗的探索》），有的人则主张学习浮士德精神，不顾一切来挽救民族危亡（参见《作为精神资源的歌德学文学革命和抗日救亡背景下的歌德研究》）。但无论他们以怎样的视角来审视歌德，其核心都是将歌德的人生、思想和作品视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将其与中国的时代需求结合起来，通过中德两种异质文明的交流互鉴为中华之崛起、民族之自强不息提供精神动力。

而在中德文学交流的另一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在德国的传播方面，多问一句为什么追问一下歌德、布莱希特等德国作家为什么会在中国文化中找到共鸣同样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德文化关系产生更为深入的认识。笔者也正是由此入手，通过研究指出：中国故事中所蕴含的文化软实力和价值观念是其在德语世界中激起波澜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学西传的动力来源。（参见《歌德的中国之旅与世界文学之创生》《布莱希特的中国榜样与〈四川好人〉的侨易之旅》）我们不难发现，通过文学、哲学经典的西传，中国的价值观超越了国家界线，最终使中国文化在德语文学家中赢得了尊重。

开拓文学交流史研究新领域需要持之以恒

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是拓宽文学交流史研究的必由之路。在完成了一手资料积累、多种译本比对、中国知识场还原等基础性工作后，研究者必须持之以恒，以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求索精神，对中德文学交流史进行知识考古，就特定研究对象所经历的翻译、传播、接受、文学再现等环节进行细致的分析，还原出经典西传与文化传播的完整链条，最终才能开辟出一个自成体系的新研究领域。以笔者对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女性形象传播史研究为例。2006年完成博士论文后，笔者就产生了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并决定选择歌德、席勒笔下的中国女性形象作为突破口。2008年，笔者获得德国魏玛古典基金会的博士后项目资助，赴歌德席勒档案馆（GSA）进行了歌德中国手稿的整理工作，并对1718世纪来华传教士报告、文学译著中的中国女性故事进行了盘点，才逐渐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梳理出了一条中国女英雄形象的西传之路。（参见《图兰朵公主的中国之路》）而在整理和解读歌德的中国作品手稿时，笔者有幸发现了中国女性形象在歌德笔下的变迁过程，进而从中国女性文学崛起、1800年前后德国天才女性（女诗人）之争中找到了歌德关注中国女诗人的深层原因，最终对歌德改写的4个中国才女故事才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参见《歌德笔下的中国女诗人》）但对整个新领域的开辟而言，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在那之后，笔者又应德意志语言文学科学院院长戴特宁（Heinrich Detering）教授之邀，利用三次赴德国讲学的机会，对歌德改译的中国作品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细读。在前后长达12年的研究中，笔者逐渐将相关成果汇集为两个研究课题：　《席勒、歌德笔下的中国女英雄与1800年前后中国文化软实力对德影响研究》和《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女性形象研究》，并在教yu部社科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先后完成了相关论著，较为全面地阐明了17世纪以来中国女英雄中国女诗人等形象在德语世界崛起的历程，从而开辟出了以中国女性形象西传为核心的新研究领域。此外，为将相关研究成果推向国际学术界，20182020年，笔者又与戴特宁教授合作，用中德两种语言发表了以歌德1827年中国手稿为核心的论著Goethe und die chinesischen Frulein及《歌德与中国才女》。这一新领域的开辟，正如现受聘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科维（Arne Klawitter）教授在《魏玛论丛》（Weimarer Beitrge）中所评价的那样，最终使一部在歌德研究中被不公正地边缘化了的诗作得以恢复其核心地位，并沐浴在了新的光彩中。这也是笔者迄今为止对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所做的最大贡献。

《警世贤文》中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20多年的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历程也是笔者逐渐成长的过程。从译介学到传播学，再到形象学、侨易学研究，在不断学习中，笔者对中德文化的交流互鉴初步具有了较为完整的认识，而祖国的日益强大也使笔者对自己进行的文化走出去研究越来越充满信心，同时这也是推动笔者不断向前努力探索的动力之源。本书作为笔者20多年学术探索的心得，如能对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的深化有所助益，也就达到了撰写的初衷。在此也欢迎学界同行提出宝贵意见，以求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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