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书传笺译（全二册）一部对《东坡书传》进行整理、诠释的创新之作_林冠群_9787523211045

　　《东坡书传笺译》是目前国内为《东坡书传》进行整理、诠释的创新之作。它在学术思想及学术观点上的一大特点是充分揭示东坡的民本思想。从历代《尚书》学中，可以看出最能真正体现"以民为本"意识的，惟独东坡此书。纵观历来的各家《书传》可以发现，朝代愈往后，崇尚德政、仁政的观念愈加淡漠，而尊崇皇权、以帝王为中心的诠解意识愈加浓烈。忽略民众的利益、忽略民众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以帝王为中心、以民众为被动的从属的治理对象，成为普遍的解经宗旨。这种观点与《东坡书传》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也成为《东坡书传笺译》一书的创新之处。
　　在诠解方法上，本书采取了"省略注解，着重译述"的新方式。一般解经多以注解为重点，但《尚书》的成文，原以古文字为载体，并且流传年代达数千年，是一个动态的成书过程，可谓"真伪"错杂，难于达诂。故本书省略注解，采取"以意逆志"的经解办法，以正确理解经文原意为主，以现代词语完整地表述经文原意，以便今人理解。这一"以意逆志"的读经法影响甚大，也可以说是解经方法上的一种创新。

　　林冠群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曾经一度被西方学界怀疑为虚无的学说杜撰。然而近年来，通过不断的考古发现，如二里头的夏朝中晚期遗址、四川三星堆遗址、良渚史前遗址等，以无可怀疑的历史遗存向世界证明中国的文明史直追三千多年以前，而根据现存的书籍文献史料，结合考古发现，我们又完全有理由将我们的文明史推衍到五千年以上。考古文献与历史文献的完美结合，必将有力地推动这一华夏文明史的全面展示。一般地说，考古在于实证，而史籍在于证实。因此，对现存史籍的研究其重要意义不可估量。我们的五千年文明史所包含的是全面的社会史，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生物等等，都可以从中找到可供探索和研究的重要根据。而我国恰恰又是历史典籍保存得最丰富、最全面、最古老的国家，从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开始，华夏民族就已经进入以史为鉴的历史阶段了。有了甲骨文，古代的先贤们又有了追索此前更为古老的历史和传说的根据。这一切又都存在于我国最古老的一部经典-《尚书》之中。
　　（一）
　　《尚书》是我国传世最古老的一部以文字记载的政史类经典著作。既然是以文字为载体的经典，通过追索文字的起源就可以基本判定它产生、流传的年代。据迄今为止我国的考古发现，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能系统地表达思想情感的文字。考古文献告诉我们，距今约3000年前后的商代甲骨文现已有4000多单字，有2500个可以解读，可以想见，当时的人们利用这些文字已经足够表达《尚书》中所要表述的各种思想情感，所以据东坡的推断，《尚书》有系统的写作应始于夏朝。而现今学界认为，《尚书》的成书应起源于我国的殷商末期。《尚书·多士》篇中，周朝人已经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之句，而典字的象形即将记录文字的册串起，敬置在阁架上。
　　《尚书》最早的名称为《书》。书者，孔颖达《尚书序》云：《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取诸夬。夬者，决也。言文籍所以决断，宣扬王政，是以夬。这里，能够决断王政的书契就是以功能而论的书的来源。东汉的许慎《说文序》：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自黄帝时，仓颉初造书契以前，是结绳为治，所以这个著于竹帛的过程，开始是结绳为符号，后来到黄帝时出现了契刻于硬物上的书契，最后才到以笔著于竹帛。可见其时，书的功能以治为主而兼及万事。《荀子·劝学》：《书》者，政事之纪也。东汉王充《论衡·正说》：《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这种以记述政事为主的书相传上古流传下来有数千篇之多。至春秋时期，孔子多方搜求，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孔子于这三千多篇中考订删节，最后只留下一百多篇，总称为《书》。以《书》为名，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始将其改定，名为《尚书》。尚者，上也。意即此《尚书》为上古帝王求治之书。又因为这一功能，后世将其颁入学官，作为学者必修的五经之一（其余为《诗》《易》《礼》《春秋》）。
　　然而，秦统一中国后，以孔子为代表的、以仁德为核心的儒家治世观念逐渐被秦代以法治为核心。《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李斯建议：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此后直至西汉文帝时，指派大臣晁错向年已九十多岁的儒学大师伏生（名胜）学习传承《尚书》，从此，湮灭近半个世纪的《尚书》始得公开流传。但伏生所传并非《尚书》全部，仅得残余的二十八篇（汉宣帝时又得《泰誓》一篇，故一说为二十九篇），统称为《尚书大传》。因为这二十九篇《尚书》均用当时西汉隶书记录写成，故又称为《今文尚书》。
　　汉武帝时，孔子后裔孔安国因鲁共王坏孔子屋壁得古文写就的《尚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又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因此之故，自汉武帝以后，即有今、古文尚书之说。
　　但无论今文、古文，《尚书》流传至西晋时，因战乱均已散佚。至东晋元帝时，有豫章内史梅赜（一作枚颐，东晋经学家）献《古文尚书》共五十八篇（即《虞书》五篇，《夏书》四篇，《商书》十七篇，《周书》三十二篇）。这里面包含了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因此得立于学官，作为官修的经典，供学者修习。至隋、唐两代实行科举制后，《尚书》更是举子们必修的五经之一。然而，至北宋末，东坡这一代士人所信守尊崇的《尚书》读本，虽然自隋唐以来已经流传了数百年，甚至自此以后又历经元明清三代，近两千年间，仍为朝廷选拔人才的课本，却自南宋起开始有人怀疑为伪作。尤其清代康熙年间，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全面否定梅赜所献《古文尚书》。此书影响巨大，致使学界将梅氏所献称为孔传伪古文尚书，将《说命》《大禹谟》等篇列入伪作。然而对阎氏说法也有持不同观点者，如与其同时的毛奇龄就著有《古文尚书冤词》一书加以驳正。其后，方苞、朱彝尊、赵翼等著名学者也有不同意见。由此，不同观点的争辩一直延续至今。
　　其实，《尚书》传习到现代，作为一部最古老的治国宝典，其社会意义已不在于其文本真伪之辨，而在于其所表达的内容对于现今的治国理政一途究竟有多少、多大的参考借鉴作用。无论今文古文，它们所表述的思想内容，到底还值不值得我们用心思考而从中受益。远溯至唐虞夏商周的上古时代，其社会治理体系，我们今天果能从《尚书》的现存史料信息中窥探到其真实面貌吗？显然是不可能的。神话传说与历史记述交融糅杂才是《尚书》的本色与特点。现存《尚书》中，无论是今文、古文，必然融入了古往今来众多圣贤智者的哲学思考与政治智慧。假如不是这样，一本伪书竟然能让众多圣贤智者沉湎其中，皓首穷经、钻研传习，历经千年而兴趣不减？因为一个伪字，我们就有理由将书中现存的众多经典名句一概视为闲言废语？显然这也是十分荒谬的。因人废言尚且有失，何况传承千载的一部经典，岂能因一时考据的聚讼不息而罢废。所以很明显的一点是，当今研究《尚书》的重点应该放在其内容而不是所谓今古文真伪问题，不能把辨伪作为做学问的首要目的。
　　古老的《尚书》经过孔子的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辛勤整理，作为儒家学说的代表，经过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的激烈争辩，到汉代，其治国理念最终获得统治阶层的认可，从此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而治《尚书》的学者们更把它上推至三皇五帝时期，其来远矣，像皇权的统绪一样，这就是道统。但假如这一道统理念并不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延续的实际需要，它能贯穿上下五千年的岁月传承至今吗？每一种学说理论，惟有经得起岁月的长久考验，才是最深入人心、最受人敬仰尊崇的学说理论。当然儒学在其传播过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不断发展，就像人的机体也总会有毛病痼疾一样，它自身也产生了诸如皇权天授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刑不上大夫等等无视广大人民群众权利的反动观念，产生了妨碍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落后意识。但作为《尚书》主流意识的民为邦本以德治国尊主泽民选贤任能德教为先仁政爱民协和万邦兼听纳谏和为贵善为福等等，包容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从小到个人、大到国家天下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部意涵。儒家学说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意识发展到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政治生活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是对传统儒学的最有开创性的发展与传承。
　　《尚书》作为两千多年来统治者选拔人才的政治读本，陶冶养成了中华民族多少代的英才志士、豪杰伟人，可以说是民族的精髓和养分，脊梁和血脉。东坡自少年时即随其父苏洵研习此经，纲领精义，了然于胸。后以此而高中进士，进入仕途。在四十多年的从政生涯中，一直在坚守儒家仁政爱民的理念，八州迁转，一心为民；尽管宦海浮沉，依然不改初衷，以国是民生为己任。直至晚年屡遭贬谪，居儋期间犹奋笔著书，完成《东坡书传》一书的写作。正可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忠言谠论，多载于此书。
　　古今论者有的以为东坡此书专为驳斥王安石的《新经尚书义》而作。然而通观全书，虽有个别篇章，其论述的矛头有影射安石的倾向，却从未点其名，也不摘章觅句，深加排击，恪守撰述之体。可以说，东坡此书实有借题发挥，针对北宋政治的方方面面痛陈得失的痕迹。这其实也是东坡系念国是的一片心意所在。至其晚年，据孔凡礼先生编著的《苏轼年谱》所载：苏轼自知将不久人世，病中预作《遗表》。宋以前及宋代，朝廷官员，临终前预作奏文，就朝廷兴革事宜，提出建议，身后上之朝廷，以备採择，以示忠荩。说的是东坡临终前，曾欲向朝廷进奉遗表，陈述治国安邦以及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建议。但最后因考虑到政局昏蒙，奸人当道，恐遗后患累及亲朋而未果。然而，东坡晚年奋力所著《东坡书传》一书，其实已经充分表达了他对北宋政局乃至自古以来历朝历代有关政治得失的看法与思考。其中高明深邃之处早已超越前贤，独标卓识。诚如苏辙所云多先儒之所未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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