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哲学的深邃世界
在《汤一介讲中国哲学》中，中国当代哲学家汤一介先生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独特的文化视角，引领我们深入思考中国哲学的丰富内涵。这本书不仅是对中国哲学的深刻解读，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
★中西文化的交融
汤一介先生强调，当代的中国文化建设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在书中，他展示了一种开放多元的文化态度，主张吸纳世界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同时推广中华文化的精华。
★哲学思考的深度
汤一介先生的哲学之路，从早年对文学的热爱到深入哲学、宗教的研究，再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体现了他对时代问题的深刻思考。书中，他不仅分享了自己学术生涯的宝贵经验，还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中国哲学的现代意义
在全球化背景下，汤一介先生提出中国哲学应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他倡导创建中国解释学，以西方解释学理论为参照，发掘中国经典解释的传统和资源，为解决当今社会、政治、环境和伦理问题提供智慧。
★学术研究的价值
《汤一介讲中国哲学》不仅是一部学术作品，更是一部能够启发思考、开阔视野的文化著作。书中丰富的学术内容和深刻的哲学思考，将为您打开一扇通往智慧的大门。
汤一介与当代中国哲学
景海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学术，我们的时代是思想解放、打破禁锢、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时代，是中西文化激荡、社会大变革、思想范式发生转型的时代，汤一介先生的学术研究和哲学思考正是随着这个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和起伏的。按照他本人的理解，哲学的特征就是思考，哲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思考他所处时代的那些根本问题。他说：我的思考哲学问题的习惯，总是让我常常在思考着某些哲学问题，因此我认为也许可以把自己定位于一位哲学问题的思考者或哲学学科的爱好者。我虽不敢自称是哲学家，但我却有思考一些哲学问题的兴趣。从1980年初我思考中国哲学的范畴问题到20世纪末我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和新轴心时代中国哲学的走向问题，就说明我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并没有停止。在这一点上，汤一介先生的确是一个勤奋的哲学探路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思考者。
一、家风与学思
汤一介（19272014）的祖籍是湖北黄梅，但他出生在天津，一岁到了南京，四岁又到北平，抗战期间在西南大后方，这是因为他的父亲汤用彤先后在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的缘故，所以早年随家迁移、漂游无定，直到抗战复员后才在北平（北京）定居下来。他的祖父汤霖是前清进士，做过甘肃渭源等县的知县和乡试同考官，晚年居京以授徒为业，好汉易，留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的家训。
他的父亲汤用彤（18931964）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一代佛学大师，早年留学哈佛，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回国之后，历任东南、南开、中央等校教授。从1930年起，执教于北京大学长达三十多年，成为整个20世纪北大人文学科当中最为重要的几位台柱式人物之一。汤用彤先生在学术上昌明国故，融会新知，通贯中西，撷精立极，创辟一代风气；而在立身处事方面，则能承接家风，无违父训，被钱穆称为圣之和者。汤一介从小生长在这样的书香门第，耳濡目染，后来又子承父业，不光在学术上深受先辈的影响，而且在做人处事方面也延续了家风。他极为看重个人的品行修为，不仅在学术上继承先志、光大门楣，而且在家风传承上也有优异的表现，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精神发扬到了新的境地。
汤一介的学思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大学毕业以前的青少年求学时期（19271951）；参加工作之后将近三十年间艰难曲折而又颇感沉寂的路程（19521979）；焕发出学术活力、对当代中国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新时期（19802014）。
汤一介早年在西南联大附中和重庆南开中学读书时，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喜李后主词，更爱陶渊明诗文，对俄国文豪尤其拜服。钱穆的《国史大纲》使他开始理解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钱学熙的英文讲授让他领略到了西方文学的意境之美，由文学理论、美学而渐入哲学、宗教，开始读《工具论》《理想国》《上帝之城》等。抗战复员后，汤一介随全家回到北平，先上北京大学先修班，一年后，正式转入北大哲学系。本科期间，除了读冯友兰等人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之外，他的喜好仍偏重在西方哲学，对金岳霖、洪谦的文章颇感兴趣，就题写了习作，受到贺麟的称许。他还选修了大量的外系课程，特别是有关西方文学的，打下较为宽广的基础。哲学课，下功夫最大的是逻辑一类，胡世华的数理逻辑和演绎科学方法论，让他体会到思维工具的重要性。而汤用彤先生的两门近代西方哲学课程，则使他进一步理解了哲学范式和方法论的特别价值。1949年以后，汤一介以青年人特有的敏感和喜好新鲜事物的情趣，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当中。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经典著作，因表现优异，还被北大的党总支派到北京市委党校去学习，后来又干脆留下来做教学工作，从而结束了他的大学生活。
50年代初期的汤一介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员，他在党校给学员讲《联共（布）党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1956年秋，汤一介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被中哲史教研室主任冯友兰委派给汤用彤先生做助手，他先后帮着父亲整理校对了《魏晋玄学论稿》等，并且参加了当时影响很大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的筹备工作。从这时起，到文革前的十年间，他总共写了三十来篇文章，一类是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另一类则是为参加当时的一些学术讨论而作，对此，他晚年做了深刻的反省和自我剖析。除了断断续续的教学工作和扭曲的批判式讨论之外，汤一介也利用这段时间系统地攻读了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对各种相关的史料都下了一番功夫，这无疑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文革十年，好几代知识人都被耽误掉大好时光，正值韶华盛年的汤一介不但在学术上完全寂然了，而且还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政治旋涡当中。他后来痛切地说道：作为一个教书的知识分子，十年没有读什么书，不能不说是十分可惜的，而且这本来应是我生命中最能有创造力的十年，它正是我将进入不惑的十年，而这十年恰恰是我被迷惑的十年。
1980年，汤一介恢复了讲课资格，始开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佛教、道教专题课；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一文；198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郭象与魏晋玄学》……从那时起，汤一介焕发了学术的青春，以坚苦卓绝的努力、百折不挠的精神和生机勃勃的创造力，为新时期中国哲学走出困境、开拓与发展，付出了极大的辛劳，做出很大贡献，成为这个阶段中国哲学界可数的几位代表性人物之一。这一时期的汤一介，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优长，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前行，取得累累硕果，成就了他过去几十年间无可比拟的业绩。可以这么说，新时期是汤一介学术生命的真正开始，也是他学术事业的华彩乐章，我们下面所述及的内容基本是他这一阶段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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