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幅员辽阔，每一地区有每一地区的风俗和文化，也同样有每一地区的个性鲜明的文学。《河北文学通史（套装共7册）》作为一部区域文学史著作，用200多万字的篇幅深入浅出地记述和描绘了中国大地上的一个重要区域——河北文学近三千年的发生和发展，第一次细致全面地展示了拥有光荣文学传统的古燕赵区域内自上古神话产生到今天文学蓬勃发展的整个历程。书中既有对文学史发展轨迹的分类和具体描绘，又有对重要作家作品的深入分析与评介。
    《河北文学通史（套装共7册）》既适合作为区域文学研究的参考教材，也适于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文学爱好者阅读、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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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便于研究，我们这里所指称的燕赵区域总体包括现今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河北省、北京市和天津市，大致相当于华北平原与燕山南北麓，不仅包括战国时期燕、赵两国的疆域，而且也包括存在其间的古中山国、代国和邢国等地。燕赵区域内特定的地理和气候环境、连绵不断的战争、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流融合，导致了燕赵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燕赵文化的主体是华北平原的汉族旱地农耕文化，同时也体现了少数民族的草原文化与汉族农耕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特征。
    燕赵文化虽然与相邻的三晋、关中、中原、齐鲁各区域文化多有交叉和重叠，但它却更具北方文化的典型特征。就燕赵文化的气质特性而言，人们多认同它的慷慨悲歌和任气豪侠，这一特征虽非燕赵区域所独有，但无疑它在该地表现得更为典型，它形成和成熟于战国时期，其后绵延两千余年，成为燕赵区域悠久而稳定的文化传统。就燕赵文化的构成和发展机理而言，有学者认为，兼收并蓄而自成一家乃其重要特征。这既与燕赵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多元构成等因素息息相关，又与燕赵地区的先贤今哲洞烛社会发展先机，并以海纳百川的心胸和气魄，对各家各派思想成果择善而从、整合提炼关系至密。这样的看法对于我们认识和思考燕赵文化无疑颇多启示。不过，在尚未对燕赵文化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之前，我们还不能对其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妄加评说。

    1939年7月7日，抗敌剧社、战斗剧社、西战团和抗大文工团等在灵寿县组织了晋察冀戏剧界抗敌协会，提出了戏剧运动“战斗化、现实化、大众化”的口号。
    1939年11月在河北唐县庆祝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边区的主要戏剧团体举行了会演。抗敌剧社演出了《我们的乡村》、《两年间》，战斗剧社演出了《警惕》，冲锋剧社演出了《回到祖国的怀抱》，七月剧社演出了《放哨》等。会演后，各个剧社的创作热情更加高涨。抗敌剧社创作了《当兵去》、《斗争三部曲》、《清明节》、《血的五月》、《往那里去》等20多个话剧作品；战斗剧社集体创作了《水灾》、《顺民》等话剧作品；西战团创作了《担架》、《烽火》、《抓汉奸》、《模范国民》、《父与子》、《动摇》等剧作。
    1940年11月，晋察冀边区举行了第一届艺术节，这次艺术节不仅展示了许多优秀作品，也涌现出一大批戏剧创作人才，如王林、丁里、邢野、王血波、胡可等。在艺术节上，华北联大文艺学院、联大文工团、西战团和抗敌剧社联合演出了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母亲》。
    1939年，冀中形势日益严峻，大多数剧社分组独立行动，经常是一边演出，一边准备转移。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平原进行“五一大扫荡”，冀中根据地被分割成2000多个小块，处于敌人的包围和火力控制之下，成为敌占区。剧团被迫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在深入敌占区的过程中，创作了大量短剧，如杜锋《党的孩子》，胡可《英雄末路》、《瞎了眼睛的人》等。同年冬，华北根据地得到新的发展，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引导下，华北地区的戏剧创作进入了丰收期。
    火线剧社是由几个剧社整合而成的创作演出团体，戏剧家崔嵬在此担任领导工作，胡苏、胡丹沸等创作人员也逐渐成长起来，创作了话剧《把眼光放远一点》和歌剧《王秀鸾》等优秀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