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语言习得与关键期假说_(美) 大卫·伯德桑主编_9787523200643

本书围绕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关键期的假说提供了不同侧重点的阐述与分析, 包括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的系统阐释及语言学家们对其的争议点, 并以双语者的眼动及行为证据为基础验证沉浸式第二语言习得对神经系统的影响, 还介绍了语言规模与关键期的协同进化, 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年龄与语言表现的关系, 第二语言高阶学习者的发音最终习得的个案研究, 以及第二语言习得中年龄差异的语言及认知因素等重要的热点学术话题。

自1999年初以硬装版形式出版以来，《第二语言习得与关键期假说》已经在世界各地的学生和研究人员之间广泛传播。本书第二至第七章中的每一章都被引用了几十次，可以作为衡量本书影响力的指标。根据谷歌学术报告，截至2013年9月，每章的平均引用次数超过170次，而本书已经被引用近400次。
　　在很大程度上，学术界之所以对本书兴趣不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在围绕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CPH-L2A）的争议中，本书兼顾了争议双方的意见，因此具有代表性。书中有三章支持这一假设，有三章反对这一假设。今天，争议仍在继续，许多学者依然继续争论，同时还有其他新观点加入其中。
　　另一方面，本书关注的仍然是CPH-L2A争议核心的两类证据。一种主要的证据是第二语言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L2A）结束状态下晚期学习者的本族语化与非本族语化的程度和频率。本书第二至第七章都在以各种方法去检验第二语言（second language，L2）最终习得的本族语化程度。
　　在CPH-L2A框架下，L2中本族语化最终习得的可能性随着习得年龄（age of acquisition，AoA）而降低。这是因为语言习得的机制存在成熟限制性的缺陷。Long（1990）明确指出，CPH-L2A可以通过一个L2晚期学习者全面本族语化（即具备L2的所有特征的知识、产出和处理方面的本族语化）的证据来证伪。这种证据，无论是基于行为还是基于大脑，都必须通过仔细检查才能获得。假设L2晚期学习者在随意的观察下或在简单的任务要求下被误认为母语者，这样一来证据是不充分的。因此，该假说的证伪将需要“仔细研究”L2晚期学习者与原住民的所有可想象到的对比因素（Abrahamsson和Hyltenstam，2009）。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指出，双语中的两种语言不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我们无法合理预期单语者在第一语言（first language，L1）或L2（Ortega，2009，2013）中的本族语化程度。这是双语的这一自然特征使然，而不是因为以成熟限制为基础的学习缺陷。因此，在两种语言的使用者中，CPH-L2A有效地与证伪隔绝。从逻辑上更进一步讲，如果极端学习者已经完全“丢失”他们的L1并且没有持续接触或使用他们的L1，可以说不会受到L1-L2的相互影响。如果在这一类学习者中观察到本族语化情况，那么公认的以成熟限制为基础的AoA效应将受到质疑；相反，他们的非本族语化情况将与CPH-L2A 一致。迄今为止，这种极端学习者的本族语化证据参差不齐，尤其是在国际收养家庭中（Pallier 等，2003; Hyltenstam等，2009）。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些学习者和任何其他L2学习者之间的本族语化发生概率可能取决于他们的学习动机，如被视为真正的本地人，以及被本地人识别为L2学习者的社会心理因素。关于本族语化问题上鲜明对比的观点，请参阅Abrahamsson和Hyltenstam（2009），Birdsong和Gertken（2013）。
　　支持CPH-L2A所依据的另一种主要证据与具有几何、时间特征的函数有关。这种证据把AoA与语言熟练程度的测量或其他学习成果联系在一起，James R.Hurford和Simon Kirby， Lynn Eubank和Kevin R.Gregg，James E.Flege， Ellen Bialystok和Kenji Hakuta等人所写的章节（依次分别是第三、四、五、七章）也在这方面展开了讨论。
　　AoA/L2熟练程度函数的非线性或斜率变化表明负责L2学习的系统的属性或有效性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成熟度对应函数的几何形状，那么斜率偏移应暂时与已知的发育里程碑一致。相反，在缺乏这种特征的情况下（即AoA范围内的L2熟练程度的下降大致上是线性的），要证明成熟效应就很困难。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不妨参考Hakuta等（2003）和Stevens（2005），以及DeKeyser等（2010）和Vanhove（2013）。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研究人员在CPH-L2A辩论中的观点，读者可以查阅以下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交流：DeKeyser（2000）和Bialystok（2002）对其的回应；Marinova-Todd等（2000），Hyltenstam和Abrahamsson（2001）的回应，以及Marinova-Todd等随后的回应（2001）。Long（2005）和Rothman（2008）对证据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关于研究本族语化和关键期的几何关系实验研究，以及语言学习能力[DeKeyser（2000）和DeKeyser等（2010）也考虑了这一因素]，请参见Granea和Long（2013）。与年龄相关问题的最新评论还包括DeKeyser（2013），Munoz和Singleton（2011）。
　　笔者在1999年版的序言中指出： “这不是人们第一次接触CPH-L2A，也不是最后一次。”这种预测的准确性显而易见，因此本书的章节在这15年间没有被遗忘的这一事实变得更加重要——笔者敢打赌，它们在15年以后也不会被遗忘。因此，《第二语言习得与关键期假说》的持续成功就是对本书撰稿者学术贡献的证明。他们是Christine M. Weber-Fox，Helen J.Neville，James R.Hurford，Simon Kirby， Lynn Eubank， Kevin R.Gregg， James E.Flege， Theo Bongaerts，Ellen Bialystok，Kenji Hakuta。笔者对他们每个人表示钦佩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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