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林县”为案例, 通过“组织-行为”分析, 概括基层政府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所体现的治理模式。鉴于当前学界对运动式治理大多秉持转型思维, 本研究提出“攻坚治理模式”的概念, 描述基层政府在执行精准扶贫政策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组织与行为特征。这种以政治动员为动力, 吸纳现代治理手段的治理模式与党政体制相匹配, 在可预期的未来一段时期内, 这种治理模式并不会消失, 而是会发生进一步的演化, 作为政府能动性的体现, 嵌入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当中, 成为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重要方式。

作者研究功底深厚，写作态度认真负责。研究素材大多来自作者在贫困山区开展调研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引用文献翔实丰富，真实可信。书稿论证充分，逻辑结构严谨。

徐明强，现就职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先后在东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当前主要从事地方政府过程、乡村基层治理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导 论

第一章 常规时代的扶贫工作及其政治化

一、 新中国扶贫政策的宏观变迁

二、 常规工作时期的扶贫微观历史

三、 从常规工作到中心工作的转变

四、 本章小结: 精准扶贫的政治化

第二章 脱贫攻坚指挥部与科层组织重构

一、 指挥部的 “中枢系统”与权威提升

二、 指挥部的 “办组系统”与组织吸纳

三、 “下派干部”与指挥部的层级延伸

四、 本章小结: 比较视野中的指挥部

第三章 扶贫搬迁与地方政府的生活介入

一、 “扶贫搬迁”的实践过程

二、 “社区工厂”与搬迁户的生计保障

三、 政府介入农民生活的公平性风险

四、 本章小结: 国家权力与农民生活

第四章 产业扶贫与地方政府的市场衔接

一、 产业扶贫的政策流变与问题焦点

二、 类型一: 产业奖补

三、 类型二: 主体带动

四、 类型三: 集体经济

五、 本章小结: 产业扶贫中的政府角色

第五章 干部帮包与地方政府的情感联系

一、 干部帮包的制度源流与当前形态

二、 干部帮包的制度初衷与功能定位

三、 干部帮包的执行状态与实践差异

四、 本章小结: 联系群众与制度化情感

第六章 督查考核与政策执行的外在压力

一、 督查考核的制度安排

二、 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

三、 考核督查与文牍主义

四、 本章小结: 督查考核的多重后果

第七章 结语: “运动式治理的演化模式”

一、 实践功能与具体机制

二、 适用范围与功能边界

三、 结构定位与发展方向

四、 本研究的不足与拓展

参考文献

附录Ａ 本文主要访谈对象

附录Ｂ 林县Ｗ型地貌特征图片

附录Ｃ 桥镇驻地地貌特征图片

后记

第七章 结语：“运动式治理的演化模式”

从运动式治理向常规治理转型，一直被看作中国国家治理的应然趋势，也被看作政策执行模式的发展方向。但通过对林县精准扶贫的过程描述可以看出，当前精准扶贫的政策执行(即地方政府的贫困治理)并没有完全遵循既有的转型思维，而是在吸纳常规治理手段的同时，依然保持了较为明显的政治动员特征。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但这种政策执行模式基本完成了预期目标，产生了较好的减贫绩效。鉴于当前学界对运动式治理大多秉持转型思维，本研究提出“运动式治理的演化模式”，描述地方政府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所体现的组织与行为特征。在笔者看来，在未来可预期的一段时期内，这种以政治动员为动力，吸纳现代治理技术的治理模式并不会消失，而是会不断调整，嵌入“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当中，成为政府能动性的体现。

本章立足林县精准扶贫的实践过程，对“运动式治理的演化模式”进行理论总结。具体包含四个部分。一是总结“运动式治理的演化模式”在贫困治理中发挥的实践功能以及发挥实践功能的具体机制，这是“运动式治理的演化模式”的正面价值。二是分析“运动式治理的演化模式”的适用范围和功能边界，明确“运动式治理的演化模式”可以适用的领域和不宜适用的领域，能够完成的目标和难以完成的目标，以此说明“运动式治理的演化模式”的“条件性”和“有限性”。三是从类型定位和未来发展的角度，解释“运动式治理的演化模式”与传统运动式治理、常规治理之间的属种关系，指出这一治理模式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下进一步演化的方向。四是说明本研究在案例选择、资料获取、价值倾向等方面的不足，提出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其中前三点可以看作本研究的发现与结论，第四点是对本研究的评估与展望。

一、实践功能与具体机制

在笔者看来，地方政府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组织与行为特征(即“运动式治理的演化模式”)，具体功能大体上可以分为推进政策执行、塑造干群关系、巩固政治合法性三个层次。

一是实现减贫脱贫的政策执行功能。在现行标准下实现贫困人口全面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这是中央给精准扶贫政策定下的基本目标，也是地方政府需要完成的首要任务。从实践情况来看，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个目标，其原因主要就在于，在“运动式治理的演化模式”下，地方政府有更大的能动性。一方面，得益于政治动员的推进，国家加大了对精准扶贫的资源投入力度，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财力物力开展各项扶贫措施，地方干部也被动员起来，深入一线执行扶贫政策。另一方面，在强调政治动员的同时，地方政府又调整了具体的扶贫思路，加入了很多新的、具有现代化特征的治理手段，例如，通过扶贫信息系统强化数字能力，实现了“数目字管理”；采用易地搬迁、产业扶贫、结对帮扶等新的扶贫方式，给贫困户提供更具根本性的生活改变，更具稳定性的收入来源，更具制度化的帮扶措施，实现了贫困治理绩效的长效性。

二是通过精准扶贫重新塑造了干群关系，扭转干部官僚化趋势。这是精准扶贫的隐含功能，其核心内容就在于通过政治化的干部动员，将“高高在上的干部”推到最艰苦的农村地区，以此来扭转干部官僚化、特权化的发展趋势。例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地方政府就通过“干部帮包”的方式，让扶贫干部和贫困户结对子、交朋友，扶贫干部深入贫困户家中了解贫困户的生产生活状况，协助贫困户申请各种项目补贴，鼓励贫困户树立起自立自强的意识，督促贫困户发展适合自身条件的扶贫产业。通过这种“面对面交流、手拉手谈心”的方式，在干部和群众之间重新建立起人格化、特殊化、情感化的人际关系，以此来扭转干部队伍内部存在的等级秩序和特权观念，将等级化、特权化的“官僚”重新塑造成能够深入群众、服务群众的“干部”。

三是以改善民生为抓手巩固政治合法性。一方面是在国内层面。中国政府将提高人民福祉、改善民生状态作为自身使命，以这种方式来证明政治合法性。精准扶贫也是这一思路下的产物，通过政治动员，将国家提供的反哺资源分配到贫困地区，提高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状态。在这种大规模的脱贫成果之下，贫困群体(也包括非贫困群体)就可能出现“精准扶贫—生活改善”的心理归因，进而出现“感党恩—知党情—跟党走”的情感逻辑。这种实质意义上的合法性可能要比形式合法性更符合中国普通群众的心理认知。另一方面则是在国际层面。大规模降低贫困人口比例，是中国政府承担大国责任、树立大国形象的重要体现。这种大规模的资源投入、高强度的政治动员、全方位的扶贫措施，不同于西方国家采取的扶贫思路。更为重要的是，良好的减贫绩效向国际社会证明了中国政治体制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具有特定的优势。这是从特定的贫困治理领域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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